10月27日，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联通)召开会议，公布部门设置及部门总经理名单。根据其设置，新联通将成立直属的移动网络公司，负责3G网络的建设和维护。
至此，自今年3月11日工业与信息化部(以下简称工信部)成立以来，中国通信行业新一轮重组调整的基本格局已经落定。6大基础运营商已全面合并成为3家全业务运营商，自主知识产权的3G标准TD也由中移动展开试商用，只待政府牌照发放一声令下，3G市场争夺战就会全面拉开。
然而，就在吸引了外界所有注意力的重组和3G背后，很少人留意到，在2008的这个夏天，在工信部的成立和运营商重组这一系列自上而下的变革背后，中国通信行业已经悄然走到全面变革的拐点。
变革来自于中国国家战略的整体转身。一直以来，通信的发展都是自上而下，由国家主导、运营商带动产业链发展，以保障国家信息安全，乃至于向社会提供普遍服务。但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创新国家战略下，作为牵动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转型的神经，整个通信行业都将由此而变，形成前所未有的全新生态。
中国通信行业百年路，由此生变。
历史使命再度变革
在不同的时代，中国通信行业被赋予了不同的使命。
1880年9月30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北京寄出一封快信，收信人是曾国藩之子，正在与俄国谈判的驻俄公使曾纪泽。
“六百里飞驰”快马到塘沽，海路轮船送抵上海，通过丹麦大北电报公司的上海电报局海缆传到俄国，这封信用了当时最快的方式，仍花了13天时间：1天是曾纪泽起草回信，2天是电报往来，剩余10天都花费于北京和上海间的舟马来回。
“上海至京仅二千数百里，较之俄国至上海数万里，消息反迟十倍。倘遇用兵之际，彼等外国军信速于中国，利害已判若径庭。”李鸿章在奏章中感慨道，“电报实为防务所必需。”
同年，电报总局在天津成立。
这是中国历史上，政府出于国防考虑设立通信网络的开始。此后百年时局变迁，从电报发展到电话，中国通信网络规模日大，在1980年，中国已拥有664万门交换机和418万部电话，但作为事关安全的信息命脉，它仍只能作为国家的战略储备，集中应用于政府、军事乃至于国民经济的核心行业，无法进入普通人的生活。
因此，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转变发展方向，到1993年十四大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13年时间，成为通信产业变革的真正开始。在这段中国由封闭走向改革开放的关键时间里，通信产业新的历史使命逐渐确立。
“1993年，电信的作用在观念上已经由工具转到经济服务上来，依靠政策加快发展。但是这种发展仍然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10月中旬，原信产部部长吴基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说，1993年之后，通信业政企分离、打破垄断并引入竞争机制，“包括融资上市、利用外资，原来一年只投资十几个亿，后来逐步发展到一年投资几百个亿、甚至上千亿加快完成了跨越发展。”
于是，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通信业成为了改革最早也最彻底，一度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急先锋”。在1985年以前，中国通信行业发展的速度还低于GDP，1985年后不断加速，此后10多年的增长速度平均近40%，最高的1993年电信年增长率高达59%。
对此，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记忆深刻：“我国1987年开始有手机，1989年时全国手机总量只有1万部，当时我在商业部工作，大家预测手机在2000年可以达到80万部，结果到2000年，中国的手机到了8700万部，预测和实际差了100多倍。”
“我们从中央到地方，没有过一个文件要求或号召大家用手机，这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力量不是源于外部，不是源于人为，是源于我们的改革开放，源于我们内在的体制和机制。”姚景源说，从手机的增长，就可以看到中国经济的变化，“不久前，我在网上看见，有人给一个乞丐假币，乞丐拿起手机就报警，你看连乞丐都有手机了。”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通信业的带动作用逐渐淡化，行业发展渐趋稳定，而金融、能源、交通等行业的重要性不断提升，逐渐取代通信业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中坚力量。2007下半年，在记者与一位信产部电信研究院专家讨论时，该专家就曾认为，通信业已逐渐退居改革二线。
但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此时再次转型。2007年10月，胡锦涛总书记首次鲜明提出，将推进信息化作为我国面向新世纪的战略举措，同时要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将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2008年3月11日，国家大部制改革中调整范围最大的工信部正式成立，通信业不得不再次担负起国家改革重任。
然而，通信业将如何完成这一新的历史使命？
倒置的产业生态
在此前的改革中，通信业最大意义就是基本完成了普遍服务。
在政府强制推动下，各大运营商一直以“分片包干”的方式承担着电信普遍服务。据信产部数据，今年8月全国已经有99.5%的行政村通电话，而到2020年，中国计划将实现“家家通电话”的发展目标，同时，电信资费的不断下降也令通信业突飞猛进。据工信部统计数据，截止到2008年8月，中国已经有35407万固话用户，61601.7万移动通信用户，这意味着，中国超过3/4的人都已经用上电话或手机。
“如果我们非要给通信一个定义，我们可以认为，通信就是传递信息，它的作用就是释放生产力。”全球领先的通信行业咨询服务提供商TMNG (NASDAQ：TMNG)中国区总经理云鹤认为，从保障国家安全、提供普遍服务，到推动其他行业和经济增长，是通信业发展和作用依次增加的三个层次，“所以解决普遍服务，是通信业推动国家经济增长的必要前提。”
但解决普遍服务并不意味着可以有效推动工业化发展。一个关键问题在于，长久以来，由于行业的特殊性，中国一直对通信行业实行政府管制下的行政垄断，在保障安全和提供普遍服务时，这样的体制更有利于集中资源及有效管理，但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市场化环境下，这样的生态却并非理想。
事实上，中国电信业也一直在寻求逐渐开放。“回顾中国电信业改革开放30年来走过的路，是一套由行政性的垄断逐渐地转了几个弯，转到一个有效竞争的道路上来。”10月下旬，工信部电信经济专家委员会秘书长杨培芳在参加飞象网的讨论时表示。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过去10多年来，从邮、电分营，政企分离，向社会开放部分电信业务，成立吉通、联通、铁通、小灵通，到拆分电信，通信行业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政府对市场的管理也越趋灵活，但国家意志至今仍然主导着通信行业变革。今年5月以来的运营商“6合3”重组，背后仍然是国家的行政之手在推动，甚至电信购买联通CDMA网络时，其中500亿元也由中移动最终买单。
“这样的情况是，政府决定了方向，然后要求运营商执行，设备、终端厂商、SP/CP等整个产业链再跟随运营商的步调前进。”云鹤说，“提供通话发短信这样的普遍服务时没有问题，但要推动工业化时，有那么多的行业，政府如何能一一判断，该以怎样的方式和内容对不同的行业提供服务？”
“这需要一个完全倒置的，与过去100多年来完全不同的行业生态。”云鹤认为，“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前提下，通信行业首先需要的是倾听其他行业需要什么，产业链和运营商再考虑怎样提供，政府再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
这与国金证券分析师陈运红的观点不谋而合。“以前都是以运营商为主导、为核心的价值链，现在我们认为，转型以后传统行业充分竞争，新的行业一定要通过合作共赢的方式提供服务。”陈运红认为，从长远来看，用户的需求一定要从被动需求变成主动需求，而运营商、设备商、互联网等环节都是为其提供平台，用户创造了新的业务，也从价值贡献者转向价值创造者“这可能是看不到的事情，但我认为这是一个必然。”
政府需要做什么
在业内人士看来，通信行业的使命变革与技术更新息息相关：通信业在改革开放时的快速发展，得益于程控交换技术、光纤、互联网等新技术的兴起，中国得以跨越式发展；而在新形势下，运营商的全业务转型和3G技术应用也将起到重要作用。
但与此相比，在不同环境下，政府、运营商乃至整个产业链的定位将更加重要。
奥纬咨询香港分公司合伙人刘智元认为，在未来的生态中，电信运营商的决策将更类似于管道或提供内容集成的软件公司，“制胜制高点在于怎么样向客户提供业务。”
而云鹤则认为，目前各运营商都把眼光集中在移动通信领域，集中在3G的竞争，这很容易陷入恶性竞争，而倾听客户需求并提供针对服务将更具价值。“运营商可以考虑，将自身的设备、研发、维护等等部门都外包出去，自身只需要保留面向客户的机构做好服务，了解客户的需求，再让设备厂商和内容提供商满足这一需求。”
“通信行业未来机遇已经不只在行业内部。”罗兰·贝格国际管理咨询公司大中华区副总裁丁杰说，“在信息化推动工业化后，通信业可以与金融等行业结合，通讯功能将融入工业流程，再反向推动各种通信应用业务，市场的空间由此变大。”
“比如当前的金融风暴环境，正是信息化发挥作用的时候，通过现代化的通信手段，远程办公、节能减排等举措都能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作用。”丁杰说。
“整个产业生态倒过来以后，政府的定位最为重要。”云鹤说，“政府应该想清楚，我应该怎样提供政策的引导和支持，了解清楚通信怎样为大企业、中小企业、家庭和个人服务，并想清楚因为这些服务，政府该为运营商和产业链提供哪些政策支持。”
在发改委体改所产业研究室主任史炜看来，目前国家在通信产业的规划和运营体制上还存在大量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技术研发的整体规划还需要市场去推进，国家的研发机构却更像研究所，不懂得市场，国家的研发经费很多没有落实到具体实践中去，现在国有企业也仍然是行政命令考核的指标体系。”他说，以高通和华为相比，两者的发展都没有国家直接干预，但高通的发展代表美国的利益，华为却没有体现出国家利益，其原因就在于，政府对整个产业的引导和干涉没有到位。
“简单来说的原则是，创新的过程当中，哪些事是市场能做好的，政府就放手，市场做不好的政府就补上，比如国家创新的基本制度，这些宏观的战略就需要国家引导。”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经济学家张春霖说。
这意味着，政府的定位也将随着全新的行业生态全面转变，成为行业自下而上发展驱动力的服务者。
“这个转变将有助于中国走向电信大国、强国。”在云鹤看来，电信大国和强国的标志不仅看用户规模和客户满意度，更要看通信业对国家生产力的释放程度。“以前，大家看通信行业，更多是看网络覆盖多大，用户有多少，设备厂商的全球排名是多少，看得更多的是怎样发展自主通信技术，改变通信设备制造业缺乏核心标准，只能尾随跨国通信巨头前进，以劳动力密集低成本艰难竞争的格局，但现在，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前提下，这些都只是中国电信强国之路的基础。”
“标准已经改变。”云鹤说，在国家发展的角度，我们未来需要看的更多应该是，整个通信业在拉动工业、拉动国民经济发展方面，实现了多大的作用。
这是中国国家通信产业升级道路上，新的历史使命。 【更多内容请关注科技频道】10月27日，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联通)召开会议，公布部门设置及部门总经理名单。根据其设置，新联通将成立直属的移动网络公司，负责3G网络的建设和维护。
至此，自今年3月11日工业与信息化部(以下简称工信部)成立以来，中国通信行业新一轮重组调整的基本格局已经落定。6大基础运营商已全面合并成为3家全业务运营商，自主知识产权的3G标准TD也由中移动展开试商用，只待政府牌照发放一声令下，3G市场争夺战就会全面拉开。
然而，就在吸引了外界所有注意力的重组和3G背后，很少人留意到，在2008的这个夏天，在工信部的成立和运营商重组这一系列自上而下的变革背后，中国通信行业已经悄然走到全面变革的拐点。
变革来自于中国国家战略的整体转身。一直以来，通信的发展都是自上而下，由国家主导、运营商带动产业链发展，以保障国家信息安全，乃至于向社会提供普遍服务。但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创新国家战略下，作为牵动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转型的神经，整个通信行业都将由此而变，形成前所未有的全新生态。
中国通信行业百年路，由此生变。
历史使命再度变革
在不同的时代，中国通信行业被赋予了不同的使命。
1880年9月30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北京寄出一封快信，收信人是曾国藩之子，正在与俄国谈判的驻俄公使曾纪泽。
“六百里飞驰”快马到塘沽，海路轮船送抵上海，通过丹麦大北电报公司的上海电报局海缆传到俄国，这封信用了当时最快的方式，仍花了13天时间：1天是曾纪泽起草回信，2天是电报往来，剩余10天都花费于北京和上海间的舟马来回。
“上海至京仅二千数百里，较之俄国至上海数万里，消息反迟十倍。倘遇用兵之际，彼等外国军信速于中国，利害已判若径庭。”李鸿章在奏章中感慨道，“电报实为防务所必需。”
同年，电报总局在天津成立。
这是中国历史上，政府出于国防考虑设立通信网络的开始。此后百年时局变迁，从电报发展到电话，中国通信网络规模日大，在1980年，中国已拥有664万门交换机和418万部电话，但作为事关安全的信息命脉，它仍只能作为国家的战略储备，集中应用于政府、军事乃至于国民经济的核心行业，无法进入普通人的生活。
因此，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转变发展方向，到1993年十四大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13年时间，成为通信产业变革的真正开始。在这段中国由封闭走向改革开放的关键时间里，通信产业新的历史使命逐渐确立。
“1993年，电信的作用在观念上已经由工具转到经济服务上来，依靠政策加快发展。但是这种发展仍然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10月中旬，原信产部部长吴基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说，1993年之后，通信业政企分离、打破垄断并引入竞争机制，“包括融资上市、利用外资，原来一年只投资十几个亿，后来逐步发展到一年投资几百个亿、甚至上千亿加快完成了跨越发展。”
于是，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通信业成为了改革最早也最彻底，一度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急先锋”。在1985年以前，中国通信行业发展的速度还低于GDP，1985年后不断加速，此后10多年的增长速度平均近40%，最高的1993年电信年增长率高达59%。
对此，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记忆深刻：“我国1987年开始有手机，1989年时全国手机总量只有1万部，当时我在商业部工作，大家预测手机在2000年可以达到80万部，结果到2000年，中国的手机到了8700万部，预测和实际差了100多倍。”
“我们从中央到地方，没有过一个文件要求或号召大家用手机，这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力量不是源于外部，不是源于人为，是源于我们的改革开放，源于我们内在的体制和机制。”姚景源说，从手机的增长，就可以看到中国经济的变化，“不久前，我在网上看见，有人给一个乞丐假币，乞丐拿起手机就报警，你看连乞丐都有手机了。”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通信业的带动作用逐渐淡化，行业发展渐趋稳定，而金融、能源、交通等行业的重要性不断提升，逐渐取代通信业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中坚力量。2007下半年，在记者与一位信产部电信研究院专家讨论时，该专家就曾认为，通信业已逐渐退居改革二线。
但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此时再次转型。2007年10月，胡锦涛总书记首次鲜明提出，将推进信息化作为我国面向新世纪的战略举措，同时要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将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2008年3月11日，国家大部制改革中调整范围最大的工信部正式成立，通信业不得不再次担负起国家改革重任。
然而，通信业将如何完成这一新的历史使命？
倒置的产业生态
在此前的改革中，通信业最大意义就是基本完成了普遍服务。
在政府强制推动下，各大运营商一直以“分片包干”的方式承担着电信普遍服务。据信产部数据，今年8月全国已经有99.5%的行政村通电话，而到2020年，中国计划将实现“家家通电话”的发展目标，同时，电信资费的不断下降也令通信业突飞猛进。据工信部统计数据，截止到2008年8月，中国已经有35407万固话用户，61601.7万移动通信用户，这意味着，中国超过3/4的人都已经用上电话或手机。
“如果我们非要给通信一个定义，我们可以认为，通信就是传递信息，它的作用就是释放生产力。”全球领先的通信行业咨询服务提供商TMNG (NASDAQ：TMNG)中国区总经理云鹤认为，从保障国家安全、提供普遍服务，到推动其他行业和经济增长，是通信业发展和作用依次增加的三个层次，“所以解决普遍服务，是通信业推动国家经济增长的必要前提。”
但解决普遍服务并不意味着可以有效推动工业化发展。一个关键问题在于，长久以来，由于行业的特殊性，中国一直对通信行业实行政府管制下的行政垄断，在保障安全和提供普遍服务时，这样的体制更有利于集中资源及有效管理，但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市场化环境下，这样的生态却并非理想。
事实上，中国电信业也一直在寻求逐渐开放。“回顾中国电信业改革开放30年来走过的路，是一套由行政性的垄断逐渐地转了几个弯，转到一个有效竞争的道路上来。”10月下旬，工信部电信经济专家委员会秘书长杨培芳在参加飞象网的讨论时表示。
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过去10多年来，从邮、电分营，政企分离，向社会开放部分电信业务，成立吉通、联通、铁通、小灵通，到拆分电信，通信行业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政府对市场的管理也越趋灵活，但国家意志至今仍然主导着通信行业变革。今年5月以来的运营商“6合3”重组，背后仍然是国家的行政之手在推动，甚至电信购买联通CDMA网络时，其中500亿元也由中移动最终买单。
“这样的情况是，政府决定了方向，然后要求运营商执行，设备、终端厂商、SP/CP等整个产业链再跟随运营商的步调前进。”云鹤说，“提供通话发短信这样的普遍服务时没有问题，但要推动工业化时，有那么多的行业，政府如何能一一判断，该以怎样的方式和内容对不同的行业提供服务？”
“这需要一个完全倒置的，与过去100多年来完全不同的行业生态。”云鹤认为，“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前提下，通信行业首先需要的是倾听其他行业需要什么，产业链和运营商再考虑怎样提供，政府再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
这与国金证券分析师陈运红的观点不谋而合。“以前都是以运营商为主导、为核心的价值链，现在我们认为，转型以后传统行业充分竞争，新的行业一定要通过合作共赢的方式提供服务。”陈运红认为，从长远来看，用户的需求一定要从被动需求变成主动需求，而运营商、设备商、互联网等环节都是为其提供平台，用户创造了新的业务，也从价值贡献者转向价值创造者“这可能是看不到的事情，但我认为这是一个必然。”
政府需要做什么
在业内人士看来，通信行业的使命变革与技术更新息息相关：通信业在改革开放时的快速发展，得益于程控交换技术、光纤、互联网等新技术的兴起，中国得以跨越式发展；而在新形势下，运营商的全业务转型和3G技术应用也将起到重要作用。
但与此相比，在不同环境下，政府、运营商乃至整个产业链的定位将更加重要。
奥纬咨询香港分公司合伙人刘智元认为，在未来的生态中，电信运营商的决策将更类似于管道或提供内容集成的软件公司，“制胜制高点在于怎么样向客户提供业务。”
而云鹤则认为，目前各运营商都把眼光集中在移动通信领域，集中在3G的竞争，这很容易陷入恶性竞争，而倾听客户需求并提供针对服务将更具价值。“运营商可以考虑，将自身的设备、研发、维护等等部门都外包出去，自身只需要保留面向客户的机构做好服务，了解客户的需求，再让设备厂商和内容提供商满足这一需求。”
“通信行业未来机遇已经不只在行业内部。”罗兰·贝格国际管理咨询公司大中华区副总裁丁杰说，“在信息化推动工业化后，通信业可以与金融等行业结合，通讯功能将融入工业流程，再反向推动各种通信应用业务，市场的空间由此变大。”
“比如当前的金融风暴环境，正是信息化发挥作用的时候，通过现代化的通信手段，远程办公、节能减排等举措都能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作用。”丁杰说。
“整个产业生态倒过来以后，政府的定位最为重要。”云鹤说，“政府应该想清楚，我应该怎样提供政策的引导和支持，了解清楚通信怎样为大企业、中小企业、家庭和个人服务，并想清楚因为这些服务，政府该为运营商和产业链提供哪些政策支持。”
在发改委体改所产业研究室主任史炜看来，目前国家在通信产业的规划和运营体制上还存在大量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技术研发的整体规划还需要市场去推进，国家的研发机构却更像研究所，不懂得市场，国家的研发经费很多没有落实到具体实践中去，现在国有企业也仍然是行政命令考核的指标体系。”他说，以高通和华为相比，两者的发展都没有国家直接干预，但高通的发展代表美国的利益，华为却没有体现出国家利益，其原因就在于，政府对整个产业的引导和干涉没有到位。
“简单来说的原则是，创新的过程当中，哪些事是市场能做好的，政府就放手，市场做不好的政府就补上，比如国家创新的基本制度，这些宏观的战略就需要国家引导。”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经济学家张春霖说。
这意味着，政府的定位也将随着全新的行业生态全面转变，成为行业自下而上发展驱动力的服务者。
“这个转变将有助于中国走向电信大国、强国。”在云鹤看来，电信大国和强国的标志不仅看用户规模和客户满意度，更要看通信业对国家生产力的释放程度。“以前，大家看通信行业，更多是看网络覆盖多大，用户有多少，设备厂商的全球排名是多少，看得更多的是怎样发展自主通信技术，改变通信设备制造业缺乏核心标准，只能尾随跨国通信巨头前进，以劳动力密集低成本艰难竞争的格局，但现在，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前提下，这些都只是中国电信强国之路的基础。”
“标准已经改变。”云鹤说，在国家发展的角度，我们未来需要看的更多应该是，整个通信业在拉动工业、拉动国民经济发展方面，实现了多大的作用。
这是中国国家通信产业升级道路上，新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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