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时，邓中翰送给了对方一句话：“I will be back。”
4年后，邓中翰实现诺言，不仅将芯片打入索尼，他所在的中星微电子在当年于纳斯达克上市，与世界一流厂商达成了协作关系。
7年后，北京奥运开幕式盛宴上，中国向世人完美地诠释了四大发明的璀璨与精妙，也再次验证了中国人与生俱来推动人类进步的智慧之光。
纵观人类发展史，每一次重要的文明转折多多少少都与技术变革相关。如果没有工具的发明，或许史前时代仍然在延续；如果没有石头、树枝、火焰，人们在丛林中或许很难繁衍生息；若没有了铜、铁，也无法激起祖先土地耕作的热情。文艺复兴时期哥白尼、伽利略等奠定的基础科学，以及随后的蒸汽机、纺纱机、机床、电力发明、汽车、计算机、核能、生命科学等各类技术的兴起与革新，不仅创造了新的产业，打破原有分工，也成为横跨几个世纪的三次工业革命演变的标志。
技术革新的步伐在不断加速。历经沧桑，终于跟上世界的脚步之后，我们不禁要自问：作为重要经济体的中国，产业发展，如何从跟随技术的更替到引领技术革新而崛起于全球？我们是否能够超越美国，以自主科技引领产业的前沿，并实现价值的再造？
或许，技术与产业的融合，将有几种路径模式值得探求。
首先，在高端和无人区的产业中，凭借新技术而独霸山头。
邓中翰所领导的中星微电子，就巧妙地避开了英特尔、三星等公司擅长计算机芯片的发展方向，而是在图像处理芯片上不断求新。他和研究团队的这种尝试和突破，当然是基于对技术发展方向的判断、自信心和高端的研发能力，这一切让今天的中星微电子能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央。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江西赛维LDK、无锡尚德等。
另外一些公司，或许寂寞地行走一段时间后，盼来千年难遇的产业机会。海外风电制造商维斯塔斯，30年对风能制造技术的不离不弃，如今它已在风能制造上呼风唤雨，占据着全球20%以上的市场份额。
而类似这种产业的发展空间，将更多地集中在高新技术领域中。比如生命科学、电子技术、新能源等各类细分行业中，就有着欧美企业也难以悉知的不可测的未来。未来，一旦谁先掌握主动，谁就更容易获得全胜。
被誉为“互联网之父”的温顿·瑟夫(Vinton Cerf)曾指出，中国互联网的发展轨迹与美国相似。但中国互联网已有新的领域，美国则还未涉及。如中国移动通信方面的发展，就要比美国快得多；中国对IPV6的协议或者标准的推进也是远远领先于欧美。这些高科技的空白，都会让中国企业获得意想不到的收获。
另一种机会，则孕育在学习他人精华的过程之中，将产业的红海变为属于自己的蓝海。
16年前，振华港机在集装箱起重机市场边学边做；凭借对行业的敏感、对技术的痴迷，在本世纪，垄断了全球港口机械市场50%以上的份额。百度在模仿GOOGLE的同时，灌入了自己对中国搜索引擎的理解和喜好，短时间内与其平分秋色。
类似突破还将存于这样一些产业中：这种产业虽已有相关企业投入，但各家公司对行业认识还显不足，且进入者寥寥。比如，谁能解决成本过高问题的新型燃料电池，就可迅速获得市场认同；谁能发明大幅提高石油采收率的技术，谁可以把煤炭更高效地清洁等，一旦迸发，市场都将不可估量。巴菲特注资比亚迪给了世界对电动汽车新的想象，谁能断言，汽车工业王国的下一次颠覆性革命，就不可能发生在中国？
第三种方式，则是中国企业参与激烈竞争。虽然过程相当曲折与艰辛，但在技术外包、合理使用国家政策、实践中国市场等多重作用之下，逐渐找到自己的产业坐标，并有望成为跨国集团，在全球将自己的技术授权生产制造并推广。
在国内，可制造核岛设备的企业寥寥无几。但上海电气等中国三大电气设备制造商多年来承接着中国核电基地的外包订单，向阿海珐们不断学习；由于在技术上追逐制高点，从而打败竞争对手，独立获得大单。
徐工、三一、中联重科等国内工程机械制造商们，与卡特彼勒、小松等合资合作时，也不停思考着如何改进现有的零部件生产技术，降低总体生产成本，从而提高竞争力。
这种产业方向就有如大飞机、特高压直流和交流设备研制、海洋工程装备、高速列车、精密机床等等。
当然，在技术推动产业奇迹之后，我们还不能忘记人才这股核心力量的铸造。
韦尔奇曾说，人才与策略不同，无法被对手公司轻易效仿。而科技创新，人为根本，中国也应用更具开放性和前瞻性的思路去吸引和使用人才。这不仅仅体现在培育中国本地的创新型大学生，也可给予海归创业以更优惠的政策。当他们建立自己的公司，并将高科技研发设备、人才留在中国时，必会全情投入技术研究，其力量将势如破竹。
同时，政府及企业也需从各种途径寻找到与跨国企业在核心研发技术合作、转让上的更多良策，而不能单单让其把应用技术放在中国。另外，也应积极倡导世界级的基础科学理论研究落地中国，更多地交融和合作。因为，对基础学科的探索与积淀，将是中国企业摘取产业王冠的基石。 【更多内容请关注科技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