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女起解》中的苏三的一个唱段，使天下华人都知晓了山西省有个洪洞县，同时洪洞县也几乎成了冤狱的代名词。王敏清的父亲王世英，就出生在那里的一个非常贫困的庄户人家。为了摆脱受人压榨和盘剥的命运，长辈和亲戚们勒紧裤带，把王世英送进学堂。
1921年，高小毕业的王世英，考入了太原国民师范。同当时多数热血青年一样，在得现代风气吹拂之先的新式学堂，暗中传递的《新青年》、《向导》、《唯物史观浅说》等进步书刊，把王世英带入了一个崭新的境界。“学而优则仕”“衣锦还乡”，对他失去了诱惑，而涌动在襟怀的，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在中共地下党和进步思想的影响下，王世英积极投入了反对旧军阀统治的学生运动，并因此被学校开除。为逃避军警的搜捕，王世英逃到了河南开封，加入了胡景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军。
胡景翼是因将末代皇帝溥仪赶出皇宫而赢得时誉的冯玉祥的部下，他本人也倾向反封建的革命，故而军中容留了不少中国共产党人。经刘天章、高维翰介绍，王世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可好景不长，因胡景翼突然病故，第二军中反共势力嚣张，中国共产党人再难栖身军中，王世英被迫南下。在广州， 他考入黄埔军校，成为第四期学员。“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度被定为毛泽东接班人的林彪，与他同在一期。
国共分裂后，王世英几度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但他又一次次找到了党组织。自1931`年始，王世英受中共中央委派，打入敌人营垒，在上海、南京一带，从事情报工作，并成为杰出的领导者。
1935年1月至8月间，他组织了对被捕的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团领导人方志敏的营救。当时已经拟订了计划，组织了人员，准备好了从水上劫狱的木划子。可惜还没有来得及付诸实施，方志敏就遭到了杀害。
为了配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作战，扰乱敌人后方和运输线，王世英亲自前往江西德安专区，商请同情共产党的国民党专员莫雄相助，并部署了炸毁南浔铁路线上的德安铁桥和南昌飞机场、油库等一系列行动。一切准备就绪后，行动人员随即到位，可中央红军却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开始战略转移，整个行动失去了意义，遂终止了实施。
那是环境极端凶险的白色恐怖时期，可王世英仍千方百计地与国民党内部分与蒋介石有矛盾或同情共产党的将领发展关系，通过工作，使他们做一些有益于中共的事情。
王世英还使许多因形势骤变而同中共断了联系的知名人士，恢复了与中共组织的关系。例如著名爱国将领吉鸿昌，就是通过王世英的联系，在1934年恢复了党的关系，也是他代表中共中央局，指派吉鸿昌返回天津，筹组反帝同盟。
1935年2月，在上海的中央局遭到国民党特务毁灭性打击之际，王世英代理军委书记主持中央局的军事、情报和联络工作。3月，上海临时中央局成立，王世英任军委副书记。
1938年，王世英奉调进入延安后，听到毛泽东将与改名江青的原上海电影演员蓝苹结婚的传闻，感到非常吃惊。4年前，蓝苹在上海沪西的兆丰公园同共青团中央的交通员接头时被捕，王世英曾布置过对她的营救。
在营救过程中，王世英得知蓝苹在看守所的表现并不好。此后，上海的报端一再披露有关蓝苹的花边新闻，也给他留下了不佳印象。
已经在中国共产党内确立了领袖地位的毛泽东，与蓝苹这样的女人结婚，势必会对党的事业和领袖形象，造成负面影响。这个意念缠绕得王世英寝食难安，于是性格梗直的他，起草了一封反映江青历史情况，劝谏毛泽东不要与江青结婚的长信。
信写好后，王世英又动员了一些曾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知情者，在他写的信上签名按了手印。王世英的名字排在第一个，接着是陈雷、南汉宸、谢祥荫等。然后，王世英亲自把信交给了当时的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
在许多言及毛泽东与江青婚姻的文章和书籍中，都提到了坚决反对毛泽东和江青结合的代表是张闻天。
叶永烈的《江青传》中写道：“最为激烈的反对者是张闻天。他认为，贺子珍是一位优秀的中共党员，有着光荣的斗争历史，又经过长征的艰苦考验，多次负伤，应该受到尊重。”
但他没有写明张闻天持反对态度的另外一些缘由，即江青不甚清白且非议颇多的历史，而当时提供这方面翔实证据的，就是王世英。张闻天所代表的，是包括王世英等一批中共干部的意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