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裁下的荒诞
赵刚
独裁与荒诞就像是一对孪生兄弟。有什么样的专制独裁，就会有什么样的荒诞事情发生。
节育堕胎违法
为了提高人口数量，增强国力，1966年罗马尼亚共产党前总书记齐奥塞斯库废除了以前关于个人可以自由流产的法律，实施了禁止堕胎的政策。他宣称，胎儿是社会的财富，不生育孩子的人就是背叛国家的人。他规定，禁止离婚，每对罗马尼亚夫妻至少要生四个孩子。紧接着，国家颁布法令，节育和堕胎都属违法，不能受孕的女性要交纳税金，堕胎者将受到判刑和囚禁，妇女月经期要受到严格的检查与盘问。
为保证政令畅通，依据齐奥塞斯库的指令，执法者纷纷进驻机关、工厂、农村、学校以及各个单位，对妇女进行严格的监控，督促她们每月必须做妇科检查，以确保没有使用避孕工具；对那些避孕的妇女和默许堕胎的医生一经查出，严厉打击、处罚监禁。罗马尼亚的老百姓把这些执法者鄙夷地称作“月经警察”。在恐怖的高压下，许多绝望的妇女铤而走险，试图偷渡多瑙河，到邻国匈牙利寻求庇护，但在边境线往往被当作叛国者，遭到罗马尼亚士兵用机关枪的扫射。
在这项政策实施一年之后，罗马尼亚的婴儿出生率翻了一番，成绩显赫。但地下流产与堕胎的服务也随之出现，怀孕妇女的死亡率不断上升。更让齐奥塞斯库感到闹心和棘手的是，随着婴儿的大量出生，妇产医院的设备、妇产专家、产科医师、儿科医师以及妇幼保健工作者严重缺乏，这可不是单靠行政命令就能马上解决的。仅仅一年中，罗马尼亚的婴儿死亡率就增长了145.6%。消息传出，全世界哗然，各国政要、媒体纷纷谴责：这简直就是“现代社会的滥杀无辜”。面对国内外政治压力，为掩盖这种愚蠢而可怕的后果，齐奥塞斯库下令，婴儿出生一个月以后，再发出生证。如此一来，那些在未满月中夭折的婴儿就不会填写在死亡婴儿的统计当中了。
对于这一段荒诞而悲惨的历史，罗马尼亚年轻的电影导演克里斯蒂安蒙久，在他执导的影片《四月三周两天》中，通过两个女大学生一天中所遭遇的堕胎经历，把独裁专制统治对人性的摧残和压迫，以及在这样的环境下，人性的丑陋、冷漠、甚至是邪恶，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部影片讲述的故事发生在1987年的寒冬，此时距离柏林墙倒塌、齐奥塞斯库的独裁政权垮台还有两年。影片一开始，女大学生奥蒂莉亚正在为同一宿舍的同学嘉碧塔秘密准备行李。奥蒂莉亚匆忙地奔波在简陋的宿舍楼和肮脏的穷街陋巷，向男友借钱，购买走私进口香烟、食品、香皂、预订饭店。所做这一切，就是因为嘉碧塔怀孕了，而且要赶在期末考试之前堕胎。
在当时的罗马尼亚，流产和堕胎都是违法行为，且要根据流产者或堕胎者怀孕的时间决定刑期和监禁的长短。为了躲避处罚，她们找到了一个叫毕比的医生私自堕胎，一场噩梦就此开始。奥蒂莉亚几经周折最终找到一家廉价的餐馆，但医生毕比借口手术费太低，不愿承担犯法坐牢的风险。为了能使嘉碧塔尽快手术，面对毕比医生“任何错误都要付出代价”的要挟，奥蒂莉亚不得不承受羞辱，与毕比做爱，嘉碧塔躲在门外饮泪而泣。死婴从嘉碧塔体内排出，被包裹在一块白色的浴巾里，手掌般大小，略具人形，上面沾满鲜血和污秽。奥蒂莉亚久久地凝视着尸体，沉默不语。
由于害怕和紧张，奥蒂莉亚迟迟没有找到丢弃死婴尸体的地方。最后，她跌跌撞撞地冲进一个居民楼，慌乱地把装着尸体的书包塞进了楼道里的垃圾箱内。在仅有的一点光亮里，奥蒂莉亚静静地站在那个垃圾箱前，仿佛为自己心灵的失落、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忏悔。处理掉死婴的尸体，一切的恐惧与不安都结束了，两个女孩坐在旅馆的餐厅里，默默地等待她们的晚餐。不远处，是一场婚宴的欢闹场面。而这一天，正是嘉碧塔怀孕整整四月三周两天。
打字机执照
20世纪80年代初，齐奥塞斯库颁布了《大罗马尼亚打字机法》。根据该法，每一个罗马尼亚的公民、企业、事业、机关、学校等单位，凡拥有打字机必须要得到警方的许可，领取使用执照；要成为打字员也必须照此办理，并且要将所打字的样品同时上报。如果打字机需要修理，其使用者及其打字机都需要更新执照。任何继承打字机的罗马尼亚人，都必须将此上交政府当局，或寻求取得使用它的资格；如果不把打字机的键盘上交警方，即使损坏的打字机也不得私自处理，否则严加处罚。当上了党政军的一把手，又有一大帮子家族成员为自己看家护院，齐奥塞斯库自然是说一不二，专横跋扈。他的每一次讲话都成了“纲领性文件”，报纸要登，电视要播，广播要说。齐奥塞斯库还不惜花费大笔外汇，购买国外报刊的广告版面刊登颂扬自己的文章，然后在国内报纸转载，借以宣扬外国人是如何敬佩齐氏的天才领导和伟大功绩。
极权独裁统治，很多东西不单是靠暴力来维持，而且也需要靠欺骗和谎言来维持。因此，打字机和打字员在统治者眼里就成了传播异端邪说的洪水猛兽，必须严加防范，严密控制。无论机器还是人都只能成为替独裁者歌功颂德的工具，绝不可作为民众揭露事实真相的武器。（摘自2008年第6期《书屋》）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东欧的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东德、罗马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发生民主化变革，一党独裁体制相继覆灭。这就是众所周知的“东欧剧变”。
“东欧剧变”堪称人类历史发展中社会形态的一次天翻地覆，其间充盈着各方势力的搏弈乃至对决，不乏激烈之处，但总的说来那些垮台的掌权者都可以说是全身而退的，他们或许遭到了政治上的清算，但其自身和家人的人身安全还是无虞的。这充份体现出“东欧剧变”这场民主化变革迥异于以前许多“革命”的理性和人道之处。不过事情也有例外，这例外发生在当时罗马尼亚的共产党总书记、共和国总统齐奥塞斯库身上。
齐奥塞斯库出生于 1918年，1933年加入罗马尼亚共青团（才十五岁，还是个“红小鬼”），1936年加入罗马尼亚共产党，因从事反法西斯斗争多次被捕坐牢（称得上是个坚定的“老革命”），曾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州委书记、农业部副部长、武装部队部副部长等职，1955年当选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1965年任工人党第一书记，同年7月工人党改名为共产党后任总书记，1969年兼任国防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和爱国卫队总司令，1974年任共和国总统（至此独揽党政军大权，至高无上），1989年在民主化运动中倒台，与妻子同时被运动中成立的“罗马尼亚救国阵线委员会”逮捕，经军事审讯后被秘密枪决。齐奥塞斯库是“ 东欧剧变”中唯一被处死的前最高领导人。
为什么唯独老齐同志落得个如此悲惨下场？这自然首先与他在运动中以强力手段进行镇压而酿成流血事件有关，当时军事法庭给他定的罪名就是“屠杀六万人民”，而且有“积蓄超过十亿美元的不当财产”等等。不过除此而外，他在二十四年的独裁统治中的作为也是重要原因。要说起来，齐奥塞斯库也算是罗马尼亚这个国家“百年一出”的人物，在登上权力顶峰的过程中其手段的狠辣十分了得，掌权后更展现出强悍的自我意志，作为当年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领导人，他却颇为“独立自主”，与苏联保持距离，与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保持联系，并与当时苏联的对头中国很是友好——记得在“革命气氛”很狂热的“文革”中，罗马尼亚是极少数为中国官方喉舌所赞许的国家之一，罗马尼亚的那些略带异国情调的“革命电影”在国内大量地反复地上映，让我至今印象犹存。不过，他在国家治理上就没有外交那样“得心应手”，同样犯了当时“社会主义国家”的通病：在经济建设上片面追求高积累、高速度，发展比例失调，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甚至有大批饥寒而死的现象。他的治国方法也并无二致：独裁统治，高压政策，用秘密警察监视人民，还实行家族式统治——到他垮台前，其妻子、儿子、兄弟和亲戚在党政军界担任要职的不下三十人。如此独裁统治能够控制国家于一时，但引起的民怨也是可想而知的。
在齐奥塞斯库的独裁统治下罗马尼亚出了许多荒诞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有关生育的政策。据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6月出版的《愚昧改变历史》一书披露，1966年，为了“提高人口数量”以“增强国力”，齐奥塞斯库废除了以前有关个人可以自由流产的法律，实施了禁止堕胎乃至禁止节育的政策，宣称“胎儿是国家的财富”，“不生育孩子的人就是背叛国家的人”，并规定禁止离婚，每对罗马尼亚夫妻至少要生四个孩子，不能受孕的女性要交纳税金，堕胎者将受到判刑囚禁的处罚，妇女月经期要受到严格的检查与盘问。为保证“政策落实”，齐奥塞斯库命令执法者进驻机关、工厂、学校、农村等单位对妇女进行严格监控，督促她们每月必须做妇科检查以确保没有使用避孕工具，而对那些避孕的妇女和做堕胎手术的医生，一经查出就给以严厉打击，处罚监禁。对这些执法者，当时的罗马尼亚人私下为之取了个别称，名曰“月经警察”。我们现在无法想象这“月经警察”究竟使用什么手段来“执法 ”，但显然其过程是对那些育龄妇女们精神和肉体上的侮辱与摧残，让她们感觉到自己被当成了牲畜一般。
齐奥塞斯库荒诞的生育政策，“月经警察”的强力“执法”，给罗马尼亚的妇女和婴儿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许多妇女不愿成为生育机器，铤而走险偷越国境想到邻国寻求庇护，却往往被当作“叛国者”遭到边防军的射杀；罗马尼亚国内地下流产与堕胎服务应运而生，却因卫生条件和医疗技术的无法保证导致怀孕妇女死亡率不断上升；更严重的是，由于当时罗马尼亚国内妇产医院、妇产专家、产科医师、儿科医师以及妇幼保健工作者的数量远远无法应对大量出生的婴儿，致使许多新生婴儿因得不到及时护理而死亡，仅仅在“新生育政策”实行后的一年内该国婴幼儿死亡率就增长了百分之一百四十五点六——这引发了国外舆论的谴责，为此齐奥塞斯库下令，以后婴儿出生一个月后才能发出生证，如此一来那些未满月就夭折了的婴儿就不会计算在死亡婴儿的统计中了，婴幼儿死亡率自然就“大幅降低”了。
不受制衡的专制独裁权力常常搞出荒诞的事情，并给民众带来巨大的精神和生命灾难，对此我们已经了解得够多了，齐奥塞斯库的生育政策和“月经警察”所造成的触目惊心的恶果又一次印证这一点。只不过，老齐同志的荒诞也够绝的，他的不得善终其难免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