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问西方主流经济学
陆善民
“经济学知识是每个具有高中以上文化水平的人都应具备的，所以现在高中和大学里都要教政治经济学。但是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能否传授有用的经济知识却可能存在问题，因此他出了七个普通问题，考一考非经济专业而学过一般政治经济学的学生。如果大部分问题都答不上，就证明当今的经济学作为一门大学里的公共课有加以改造的必要。这七个问题都不是冷僻怪题，但看来容易，却真难回答。”这七个问题是：
1．何以穷国和富国同工而不同酬？ 2。投机活动是否创造财富？ 3。交换能否创造价值？ 4。汇率是由什么决定的？ 5。“有计划、按比例”有什么错？ 6。钱能不能度量价值？什么条件下能？什么条件下不能？ 7。是什么决定了一物的价格？（详细请看原文）
这七道题出了将近十年了，不知道有多少当年的学生、现在的经济学家，一度回答这些问题后又觉得不妥，过几年又出来回答一遍这些问题。人们自然而然地、耐心地等待有个标准答案，但是，十来年过去了，只听楼梯响，不见人落来。看看那张转贴后面的网友的最新答案，如果真的回答得令那位转贴者满意了的话，那肯定及时收了场去。有人怀疑，出题目的人对这七道题有答案吗？我想，他如果把自己的答案公布出来，那肯定成为众矢之的，质疑之声不绝于耳，直折腾得他六神无主、寝食不安，给人造成的印象很可能是：大师水平不过如此。
学了“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的毕业学生只会搞大批判，回答不了这七道经济学常识题，那学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专业的学生是不是就能回答出这七道经济学常识题呢？我看未必。实际问题并不是回答得了回答不了，而是怎么样的答案算对，这就不好说了。
我在这里也模仿茅于轼先生出七道题，不过我不是想考考谁，即使我当过教师那也只能考考学生，我是求教于诸位，三人行必有吾师么。
1．是什么决定了一物的价格？
这道题是茅于轼先生问“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的学生的，我转过来请教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学者们。虽然题目相同，但是提问的内容不同。大家知道，近代西方微观经济学只讲价格，不提价值，实际上是有价格而无价值论，这是这种理论的形式，我们且不作置评。但是，人们总可以问问：究竟产品的价格是个什么东西？产品的价格指的是什么？或者说，一本书第一次提到“价格”概念时，总得先给出有关价格的定义吧？总不能叫读者自己凭常识去理解吧？微观经济学通常一上来就作这样的叙述：“用有限的M元钱在市场价格p1，…，pn之下购买各种商品量为x1，…，xn使得满意度U(x1，…，xn)最大。其相应数学模型为：
max U(x1，…，xn)
s.t p1x1+ … + pnxn = M ”（张金水，1999，第16页）
究竟价格是什么？没有定义；价格的单位“元”是怎么出来的，都没有作交待，就这样开始列方程、解方程了。这样的“理论”，单就逻辑上讲，应该是不容易被学术界所接受的。如果物理学中的“质量”概念也不加以界定的话，什么生活质量、婚姻质量可能都会扯进来。君不见，本来“价值”概念在经济学中已有严格界定，不是还扯进了“爱情价值”、“人生价值”之类的价值观吗？
2．效用函数建立的依据是什么？
西方主流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一就是效用函数，但是没有明确指出效用函数建立的依据。我这样说肯定有人不同意。那就看看是些什么依据吧。
“效用有共性，也有个性。食品能填饱肚子，衣服能遮体御寒，这是共性。南方人多习惯吃大米，北方人……”“效用与审美习惯有联系。有人以明朗、粗犷为美，有人……”“很可惜的是，商品效用并不像物理学的对象那样容易计量，甚至可以说是无法计量的。”（杨君昌，1999，第20－21页）
由以上引证不难知道，商品效用函数无法计量的根本原因不是别的，正是效用函数的建立依据的都是些主观因素。效用量、满意度既然是个随主观意志而转移的主观量，那肯定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没有一个准，还有办法计量吗？
效用函数的建立依据成问题，但是微观经济学家对效用函数的要求却一点也不含糊。首先要求效用函数的一阶导数大于零，其次要求效用函数的二阶导数小于零，即效用函数是个凹函数。比如一个人吃馒头，吃第一个馒头的效用量最大，吃第二个馒头的边际效用量比第一个馒头的边际效用量要小，吃第三个馒头的边际效用量比第二个馒头的边际效用量又要小些；吃了三个馒头饱了，再吃第四个馒头就难受了，这第四个馒头的边际效用量就是负的。这样说就符合了凹函数的要求。但是，我也可以这样认为：吃第一个馒头只能点点心，效用量一般，吃第二个馒头的边际效用量比第一个馒头的边际效用量要大，吃第三个馒头管饱，饱与不饱有质的区别，所以第三个馒头的边际效用量最大；吃完第四个馒头胃就不舒服了，这四个馒头的总效用量一下变成负的。现在，上面我说的这个效用函数的一阶导数大于零，二阶导数仍大于零，而且还有个间断点。你说我描述的这个效用函数哪点不合理？
3．效用函数的单位是什么？
按理说，既然效用函数没法计量，那就不用再进一步追问“效用函数的单位是什么”了。然而事情并没有这样简单。“有的经济学家坚持认为效用终有一天是可以计量的，只是现在尚未找到计量的手段。比如，像光速、噪声等，以前是无法计量的，现在就可以计量了。认为效用不可计量，也许陷入了‘不可知论’” （杨君昌，1999，第22页）这种比喻有一定道理，但明显不确当。为什么？因为像光速、噪声等物理量，都是确定的、客观的、不依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量，所以可以说早晚有一天能计量。而效用量是个主观量，不确定、不唯一，因而过去、现在、直到将来，肯定就没有办法计量，更不要谈它的单位了。翻开任何一本微观经济学教科书，效用函数有许多种，常见的有LES型的、对数线性型的、CES型的、LES与CES混合型的等等。请问吃馒头用哪个效用函数？吃烤鸭用哪一个效用函数？还是随便哪一个都可以用。如果效用量有明确的单位，就针对吃馒头这件事而言，采用不同的效用函数，计算出来的效用量会一样吗？不可能一样。不要说不同的人吃同样两个馒头满意度不会一样，就是同一个人，今天吃两个馒头和昨天吃两个馒头的满意度可能就不一样。这样不确定、不唯一的主观效用函数竟然许多人深信不疑，着实令人惊讶。
4．生产函数是依据什么确定的？
西方主流微观经济学中除效用函数之外，还有一个生产函数，有趣的是对这两种函数的要求几乎是相同的，即也要求生产函数的一阶导数大于零，二阶导数小于零，即生产函数也是个凹函数。按理说，效用函数是个主观函数，生产函数来自生产实际，应该客观一些，怎么一定也要是个凹函数呢？人们怀疑，这样生成的生产函数大概也是属于拍脑袋想象出来然后强加于客观现实，而不是从生产实践中抽象得到的。
5．最大利润原则之下为什么利润等于零？
有不少人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演绎的前提往往是极其脱离现实实际的。现在我接着说，西方主流经济学演绎出来的结论也往往是极其脱离现实实际的，而且学者名流对这类脱离现实实际的结果也往往处之泰然。如果有人不相信这一点，那么我这里就举一例以飨读者。对常用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满足规模报酬不变条件，得到的最大利润等于零，“因此，厂商的极大化利润为零。”（龚六堂，2002，第93页）资本的目的是追求利润，现在厂商的极大化利润为零，那资本生存的条件是什么？而且，满足规模报酬不变条件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不满足凹函数的条件，然而却又到处采用这样的生产函数来说事，这在逻辑上是不是有点自相矛盾？
6．何为“均衡”？
提出这个问题的学者不少，还不包括学生。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中，并没有给“均衡”一个明确的定义，如同“价格”那样，要靠各人凭常识去理解。于是，人们不难依据常识、习惯，把“均衡”理解成供需相等、一致。可是也有人把“均衡”理解成“不变”，即某个经济量不随时间而变化。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索洛（Robert Solow）认为：均衡时人均资本k不随时间t而变化，即dk/dt=0。归纳起来，“均衡”就是所谓“静止不变的平衡状态”，这个意思确切吗？只好请教西方主流经济学大师了。
7．何以穷国和富国同工而不同酬？
这个问题是茅于轼先生七个问题中的第一个问题，在此作为我的最后一问。如果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崇拜者拿这个问题问“传统的政治经济学”，通常人们会这样理解：西方主流经济学者对这个问题已经胸有成竹了。然而，据笔者陋见，西方主流经济学，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其实并没有很好地、甚至是较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有一本《宏观经济学》教科书，里面是这样回答上面这个问题的。书中举美国的理发师与印度的理发师作比较，大家都是理发师，同样的技术，干同样的工作，但美国的理发师的报酬要比印度的理发师的报酬高出许多倍，那本书认为，这是因为美国的整体科学技术水平比印度高的缘故。言下之意是，一个国家的整体科学技术水平高的好处会平均到该国每个人头上，同样，落后国家的整体科学技术水平低的缺点也会平均到每个国民的头上。所以，即使中国也有高度自动化的流水生产线，但那里面的工人的待遇仍不能和美国工人相攀比。这似乎是回答了茅老的问题。但仔细想想就不尽人意。这种回答只是给出了一种可能的结果，并没有回答事情的原因。有些富国，科学技术水平并不高，是靠出卖资源富起来的，在那里洗碗、理发的报酬也比穷国高。其实这个问题不一定非要从富国和穷国切入，在中国国内也有各种典型。同一个理发师，在北京、广州给人理发的报酬，与到山西、河南乡村给人理发的报酬肯定不同。为什么？你说“传统政治经济学从来没有对富国和穷国同工不同酬的事实作出任何最起码的解释。”但依我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倒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把问题回答得似是而非，反而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
参考文献
［1］龚六堂，2002，《动态经济学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2］杨君昌，1999，《微观宏观经济学》，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
［3］张金水，1999，《数理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
［4］郑 辉，2001，《资本控制与短期宏观经济动态稳定》，复旦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