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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1次) 时间：2002年04月15日 09:35来源：刘韧 原创-IT
公司只分两类：一类是对这个国家有贡献的公司，另一类是对这个国家没有贡献的公司。
——IBM大中国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总裁周伟
公司只分两类：一类是对这个国家有贡献的公司，另一类是对这个国家没有贡献的公司。
——IBM大中国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总裁周伟
——题记
中国IBM
1995年，深圳。长城公司接IBM贵宾的专车上，周伟从车窗望出去，他看到了一个全新的城市，这个城市和他10年前看到的那个城市已经完全不同。
1985年春节，久居香港的周伟一家曾跨过罗湖口岸到对面的深圳看了看，这是周伟1949年随家人移居香港之后第一次重返祖国大陆。一家人住进了当时最出名的深圳湾大酒店，他们在深圳的两天几乎全是在宾馆中度过的，因为1985年的深圳在香港人眼里，还是一个渔村，没什么好看的。所以，那次深圳度假，周伟最开心的事情是在那里能够和孩子们尽情地放烟花。
10年过去，周伟已经很难找到当年深圳湾大酒店的位置，10年前尘土飞扬的地方已经被绿化得郁郁葱葱。深圳10年巨变和纽约10年不变之间的强烈对比，坚定了周伟接手IBM大中国区的信心。
大中国
1996年，北京，周伟和柳传志第一次会面。柳传志问周伟：“你在这儿能留多久？我每次跟IBM人吃饭，每次都不一样。” 周伟告诉柳传志，他会多留一段时间。周伟没想到他一直会待到柳传志“金盆洗手”。
周伟1968年加入IBM，1985年到1988年负责IBM香港所有的市场和行政工作。此时，IBM中国大陆这边的人屡次喊周伟北上帮忙，周伟对此总是一笑了之。那时候，IBM在香港的业务比在中国大陆的还大，周伟犯不着迁移。
1988年到1993年，周伟去了台湾，出任IBM台湾总经理。1990年和1991年是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做得最好的两年，就是在那时，周伟转变了对中国大陆的看法。周伟此时认定，中国大陆一定会产生巨大的经济力量，“唯一猜不到的是时间与速度。”俯仰两岸三地，周伟意识到，“如果能凝聚三方的力量就会产生更大的奇迹。”所以，周伟为IBM设计出了“大中国区”概念。1990年，周伟打报告向IBM亚太总裁陈述了这一观点。1994年，IBM大中国区成立。IBM对大中国区寄望很多，所以，到1995年，仅一年时间，IBM大中国区的总裁就连着换了两任。
照传统观点看，1991年、1992年、1993年，IBM在中国都做得不错，每年都有一两亿美元的营业额，每年都有利润，每年都有增长，所以，做的人都很开心。唯独郭士纳不开心，他说：“你们这样来做中国不行，要改变。”1995年，郭士纳在IBM喊出了“到中国去”的口号，逼很多人去中国，周伟就是其中之一。
1995年，IBM负责全球销售的副总裁，整天地打电话问在澳大利亚负责亚太PC业务的周伟，“什么时候可以到中国。”那时候的关键是征得周伟太太的同意，IBM总部怕周伟以太太不同意为由，拒绝接手大中国区。
到中国
为周伟送行的时候，他的老板递给他一张纸条，上面是康柏PC与IBM PC在中国市场销量的对比。那时康柏PC一年的增长量就等于IBM一年的总销量，老板不能满意这个局面。
IBM比康柏早来中国。早在80年代，IBM就在北京、上海设立了办事处。1992年，IBM投资1000万美元（后增资到3600万美元）建立IBM中国公司。当年，IBM中国就产生了利润，为此IBM中国为员工发了一美元纪念品。直到今天，很多人还将这个纪念品摆在桌子上。那时，IBM的利润主要来自大型机，100多个销售人员主要是跑银行等大型客户，有一些渠道，但是不多。
1993年，IBM与当时的电子部签署了技术合作备忘录，在备忘录中，IBM承诺在中国本地生产IBM PC，电子部说本地生产PC，可以和电子部直属的长城公司合作。1994年2月，IBM与长城在人民大会堂宣布合资成立长城国际，注册资本1000万美元，总投资2800万美元，IBM占51%股份。长城国际的业务主要是生产IBM个人电脑系列产品以及长城系列计算机。
1995年IBM PC在中国的销量增长了4倍，1996年在1995年基础上翻了一番，1997年又翻了一番。IBM PC自己和自己比，的确很成功，但还是被联想PC超过了。
联想称自己在1996年已经成为中国第一，周伟则认为直到1998年IBM PC才被联想PC超过：“联想PC 1997年起飞，是因为其抓住了中国PC市场的战略转折点。1997年、1998年、1999年互联网起来了，中国家庭中的‘小霸王’要换成家用电脑，很多小的企业用两三台PC也就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这些因素导致PC低端需求突然之间大增。家庭和小企业选择PC首先要选择他们看得懂的因素，价格最容易看得懂。IBM PC针对的是企业客户，企业客户需要的是品质、服务、科技。所以，1998年，联想PC开始超越了我们。”
1934年，IBM商用处理机在北京协和医院开始运行；1936年，IBM将在远东的第一办事处设在了上海；1979年，IBM为沈阳鼓风机厂安装了中国第一台IBM370型计算机。
1995年底，周伟抵达北京。此时，IBM在中国一共有600名员工，80%到90%是外国人，只有10位从中国本地提拔的经理。
周伟到来的工作重点是投资和制造。长城国际之后，IBM一口气又和长城合资了另外三家公司，他们是：
1995年9月成立的深圳长科国际电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美元，总投资1500万美元，IBM占71%的股份。主要开发、设计、组装和测试电子板卡，并为全球电子设备工业提供相关的顾问服务。
1997年3月成立的深圳海量存储产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美元，最初投资2900万美元，1997年增资到4250万美元，1998年6月再次增资到1.12亿美元。IBM占80%股份。主要生产硬盘驱动器中的关键部件磁阻磁头万向架组件。
2000年8月成立的北京金长科国际电子有限公司。注册资金约为1000万美元，总投资将近2500万美元，IBM占70%股份。主要进行印制电路卡的生产。
《知识经济》：IBM这些合资是自愿的？还是中国政府引导的？
周伟：在1994年，国家规定一定要合资，IBM没有选择。而且，在那个时候，以IBM对中国市场的了解，合资是很恰当的。在中国，找到一个恰当的合作伙伴，所有的事情放在一起做，对IBM有帮助。
《知识经济》：怎么这样喜欢和长城合资？
周伟：我跟王之很好，长城对IBM帮助很大：他们帮助我们联系深圳市政府；帮助将工厂和渠道建了起来；他们理解客户的想法，使我们少走了很多弯路。
长城国际是IT合资公司中最成功的一个：有成长、有利润、没有尔虞我诈。现在IBM整个亚太的微机都在长城国际生产。
《知识经济》：有舆论认为，长城没有IBM，早就没戏了？
周伟：我们只是尽到了一个合作伙伴的责任。IBM将技术、管理带了进来，将利润分了出去，这是我们的义务——只要我们答应了合资，这就是我们的义务。
IBM并非总想肩负起这种义务，在可能的时候，他们更愿意选择独资。1997年，IBM在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成立上海国际商业机器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业务是为国内和国际客户提供全面的系统备件及援助服务。这是IBM在中国成立的第二家独资公司。1999年10月8日，IBM在深圳福田保税区初期投资2000万美元成立深圳国际商业机器技术产品有限公司。这是IBM在华的第三个独资公司，业务是生产、分销磁阻磁头，磁头平衡环组件以及磁头堆栈组件等信息存储产品，供原始制造商使用。尽管这个公司也设在深圳，尽管开业的时候，深圳市政府的领导也去剪彩了，尽管这个公司也做磁头，但这个公司和长城没什么关系。2000年，IBM又在上海投资3亿美元建立大规模有机芯片封装生产基地，主要生产微型板卡及高技术芯片载体，这项投资是IBM在中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笔单项投资。这项投资亦为独资。
《知识经济》：后来，IBM为什么不再愿意和王之合资成立新公司？
周伟：第一，中国法规后来已经允许独资。在过去几年里，中国政府对待外资有了很大的转变，原来是“既要所在，又要所有”，外资进来，各省市都希望在公司里面有一份。现在政府的法规是“不求所有，但求所在”，宽松多了。第二，IBM独资公司的产品纯粹都是出口。IBM在中国建一个工厂，产品只有一个客户，就是IBM，IBM为什么要合资？
在中国
1995年底，周伟初到北京，最困难的事情是找房子住。周伟夫妇来到丽都花园，丽都说，“没有现房，请你排队等一下。” 周伟夫妇跑到东湖，东湖问，周伟在IBM职位有多高，“职位够高才能住。”周伟夫妇又到了丽京，丽京说，“只知道有一家有可能6、7月搬出来，你们要不就预定” 周伟和太太说就这样吧，咱们先住酒店等一段时间。1995年是外资投资中国的高潮，房子很难找。租金也是1995年最贵，其后一年比一年便宜。
周伟现在有一个梦想，就是在上海黄浦江畔买下一座大楼的顶楼，坐在顶楼的窗前，看外滩的风景。
和周伟一开始在北京租房子住一样，IBM在中国投资，起初也想得很简单：既然IBM在中国销售IBM产品，那么就地生产，省去运输等成本，肯定应该成本最低，所以，1994年、1995年，IBM在中国合资了不少工厂。在第二阶段， IBM看中了中国廉价的劳动力，于1997年将磁头的生产拿到了中国。2000年，IBM在上海投巨资建芯片载体工厂，标志着IBM在中国的投资进入“中国成为IBM全球供应链一环”的新阶段。和以前不同的是，IBM在上海建的这个工厂，全球只有两家，它为IBM全球供货。IBM将其中一家建在中国的理由有两点：一、中国有很多廉价的优秀工程师；二、WTO之后，中国会成为世界制造中心，芯片载体会在中国有很多客户。
像在上海建芯片载体厂这类投资，IBM中国公司需要和IBM在全球的其他公司竞标。在竞标中，周伟有两个最大的帮手：一是美国的经济学家，他们总在说全世界经济的亮点在中国；一是全世界的媒体，他们总在说中国将会是未来。周伟在美国还有一个很好的伙伴，他就是郭士纳，郭士纳在不停地和IBM管理层讲中国的重要性。
在招标过程中，如果审标团有机会来中国看一看，有机会让周伟介绍他们和中国政府见一见，那么IBM中国中标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
周伟现在感觉压力很大。原来IBM在中国的生产是独立的，仅和中国市场关联，现在，IBM中国成为IBM全球生产供应链中的一环，处在了牵一发动全身的关键位置。“以前，一个小工厂，每月生产1到2万台，也就是销售代表打打电话，现在每月要生产10万到20万台，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订单，管理和处理方式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到2000年为止，IBM已在中国建立了9家合资企业，3家独资公司，11家分公司或者办事处，采购额和出口额都超过了20亿美元。周伟的目标是，把IBM中国公司变成IBM公司全球10大基地之一。IBM中国公司从事销售与管理服务的员工有2800人，从事制造的员工8000人。前者有100名左右的外籍人员，后者仅有10名左右的外籍人员。现在一线主管已经完全本地化。IBM在中国的分公司总经理，除上海外，全部由当地人担任。
《知识经济》：IBM中国成为IBM全球10大基地之一，标准是什么？
周伟：有很多标准，通常是指营业额。经常有人问我，IBM中国公司将在IBM全球业务中占多少份额？我也没有一个特定的数字目标，不过，不久前，IBM董事长吉斯特纳来中国时讲到，希望到2008年中国承办奥运会时，IBM在中国的业务作到IBM全球业务前三名，这表现了IBM对中国市场的高度重视与信心。
《知识经济》：能达到吗？
周伟：一个人很难得有机会在中国这么大的区域里施展。我们之所以定这个目标，就是要有一个方向，让大家朝这个方向做。
为中国
1995年，郭士纳发起美国最大的20余家公司总裁举办特别宴会，欢迎赴纽约参加联合国成立50周年特别纪念活动的江泽民主席。当时美国朝野都有一些人对中美关系发展持消极态度，此举向美国朝野表明了美国企业界对发展中美经贸合作、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强烈愿望。江泽民主席回国后，特意致信郭士纳表示感谢。
1997年3月，郭士纳第18次访华，江泽民在北京中南海会见了他，对于IBM公司看好中国市场，同中方建立了很好的合作关系，在促进中美高科技领域合作方面的积极努力给予充分肯定。在此期间，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也在北京会见了郭士纳。郭士纳表示，IBM公司愿意把它在中国的公司建成一个大型公司，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中国在高科技领域创造机会，希望用IBM公司的信息技术优势帮助中国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提高国有企业的竞争力。1997年10月，江泽民主席访美期间，参观了IBM公司纽约总部。
2000年6月，江泽民主席再次在北京会见了郭士纳。此次会谈中，郭士纳先生特别表明了IBM将积极参与中国西部大开发。
在教育方面，1995年3月，郭士纳与中国国家教委主任朱开轩签署谅解备忘录，IBM中国高校合作项目正式开始运作。截止到2000年，IBM对中国高校所作的硬、软件设备及技术的捐赠总额已超过1亿美元。如此规模在IBM历史上没有先例。
IBM对中国教育的捐赠开始于1985年。到1996年5月，分布在全国16个城市23所大学的IBM计算机技术中心全部落成，IBM为这23所大学共捐赠了3220万美元。1997年，IBM向其中的4所大学捐赠了总价值超过3200万美元的高端大型服务器S/390系统。
到2001年，IBM将对中国教育的支持从高校合作延伸到更年轻的一代——儿童早期智力开发领域，将其在全球推广的一项公益事业KidSmart儿童早期教育工程带到了中国。在这项工程中，IBM从2001年下半年开始，通过与教育部的合作，计划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向中国的非盈利性儿童看护中心及学前教育机构捐赠500台总价值近1000万人民币的“KidSmart Young Explorer”儿童电脑和配套软件。这些设备将支持在中国建立起100多个KidSmart中心。配合设备的捐赠，IBM将组织对中心教师的培训；在中心建立起来后，IBM还会组织员工作为志愿者到这些中心配合辅导老师的工作，进一步启发、指导孩子们使用电脑。
与中国
1995年9月，IBM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设立研究中心——IBM中国研究中心。中国研究中心是IBM在全球设立的第7个研究中心，其研发分布在三个领域：一、关于中国的语言、文化与信息技术如何交融方面的研究。已经开发出语音识别（普通话和方言）、手写输入、机器翻译、文字识别、建立中文页面等技术。自然语言理解是这一领域的关键组成部分。 二、关于信息技术如何在中国普及使用的研究。三、关于改善企业行为的技术和解决方案的研究。到2000年为止，IBM中国研究中心已获得三十余项专利。
周伟很奇怪中国记者采访他，为什么总喜欢问“中国会不会沦为‘代工基地’？”在周伟看来，五年之后，中国成为全球电子产品生产基地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不管什么模式，关键是发挥优势。我认为，未来几年中国将成为全球PC制造基地，PC业也可以做得很好。台湾的模式很成功，它有本事把生产成本降到最低。目前台湾的许多厂家已经把其全球生产基地转移到大陆。”
周伟不认为中国会成为全世界的高科技中心，也不认为中国会是完全的“世界工厂”。“中国地方很大，12亿人口里面有2亿走在了前面，这2亿人口就相当于6个韩国。”“WTO后的中国会是一个比较平均的结构。”
《知识经济》：中国怎会甘心，中国做“世界工厂”，你们来中国建研究中心？
周伟：IBM在1993年和电子部签署的合作备忘录里面，就承诺将研究力量向中国转移。1995年，IBM一位高级副总裁认为已经到了在中国建立研究中心的时候。
《知识经济》：对IBM来说是兑现承诺，对另外一些中国人来说，他们觉得，这是在抢夺中国的人才，是釜底抽薪，这样发展下去，中国IT将永远被压在“食物链”的最底层。
周伟：我希望这种心态在未来会淡化。这不是一场一定要分出胜负的球赛，不是有赢家就一定有输家。IBM的加入，只是一起将中国的市场变得更大。而且，我们很守规矩，从来没有从中国国家研究机构中挖过一个人，IBM中国研究中心100名研发人员都是从清华、北大、交大、人大招来的应届生。IBM给这些人很好的机会和培训，现在一线的经理都是中国人，这些人也不是全部都能留在IBM，他们从IBM流失一个，就等于IBM为中国培养一个人才。
《知识经济》：IBM和中国民族计算机产业未来是一种什么关系？
周伟：中国信息产业和台湾、香港、全球相比，有很大的不一样，中国目前的市场还是以硬件为中心的市场，软件和服务都是辅助市场。硬件市场中大部分是微机，WTO之后，中国需要更多的应用。在过去6个月内，很多公司宣布转型，为什么？因为大家看到了应用的需求。未来的核心不是服务也不是软件，核心是解决方案。
IBM现在已经与更多的国内软件公司合作，引进IBM技术和管理，来形成应用解决方案。中国一些软件公司和专业服务公司也已经冒了出来。这些公司往往很小，小公司在创新、应用上往往比大公司快。
IBM在应用软件上不会和这些公司竞争，IBM反而会支持这些软件公司，希望他们能够成功。有人担心IBM会将国内做服务的公司吃掉，其实IBM服务只占全球的10%，应用方案不可能只有一家做，IBM将坚持开放和合作的原则，IBM再强大也不敢封闭自己对抗共同的标准。
20年前，中国做出了对外开放的重大决定，这是一次巨大的战略转移。对于这次巨大的战略转移，有人说是危机，有人说是机会，不管是说危机的还是说机会的其实心里都很害怕。因为巨变之中会有很多未知，大家都不希望有太多未知的东西。许多事在意料之中，才让人放心。但就在这害怕之中，才会产生很多新的机会，涌现出很多新的英雄。
——周伟
左图是中国外经贸部对外公布的数字，从中不难看出，外资投资中国，1994年、1995年是一个高峰，1995年之后，开始放缓。有分析说，这是因为外资太天真，以为一进来，一年半载就能赚钱，其实不能，所以挫伤了积极性。
周伟则认为，更重要原因的是：外资在过去5年里面，投资类型依然集中在人力密集类型行业，更大的投资游弋在中国门外，等待中国修改游戏规则，和世界保持一致。“外资要将更大的投资放到中国来，游戏规则不改变，他们当然有很多担心。”
2001年，中国终于加入了WTO，外资大规模进入中国不用担心了，代之是中国企业的担心。
周伟将这种担心比喻为“闹钟”。“中国银行业现在危机感很强烈，三年改革不成的话，狼就来咬你了。这种时间上的危机感迫使他们提高效率和速度。但如果我是花旗银行，我会到中国开3万到5万个银行网点和中国工商银行竞争吗？不会。定时会响的‘闹钟’压力无形之中迫使中国企业增加了竞争能力。”
中国人周伟
在采访的最后，我问周伟，“你家在悉尼，在北京工作。你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还是澳大利亚人？”
周伟是澳大利亚公民。周伟顿了一下，先说：“我两个女儿在悉尼，这个问题，你问她们可能会更有趣。” 周伟又顿了一下，“我可以说我是一个海外华人，但我不想这样搪塞你。”“我可以告诉你，我在心底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由于种种原因，我拿了澳洲护照，我会尽一个澳洲公民的责任，但从心里面来说，我是一个中国人。”
周伟称自己和北京街头的行人没什么区别，我说，“你可能对于中国的贡献更大。”周伟不同意这种说法。
呼吸着北京郊外的新鲜空气，进行晨练的时候，周伟常对他太太讲，“不要埋怨了，中国12亿人有多少能像我们这样生活？”从1995年开始，周伟在北京已经待了7年，在IBM大中国区董事长兼CEO位置上也待了7年。IBM在中国的强劲发展使得周伟不用将工作换来换去就有很好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周伟十分感激中国经济。
周伟对他在北京有发展的稳定的工作很满意，他自豪地对我说：“你采访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总裁，通常都只采访一次吧？而我，你要采访两次。”
2001年10月，参加APEC会议的周伟站在上海香格里拉楼顶看过外滩美丽的夜景。从香格里拉出来，上高架桥，15分钟就到了机场。顺畅和舒坦让周伟想起1994年他第一次在上海堵车的情景，那次，他在路上堵了一个多小时。那时，IBM在上海浦东的工厂还只是一些标识性的牌子。7年过去，物逝人非，当年在机场接他的小伙子傅斌已经升任IBM PC负责渠道的副总，当年的牌子也已经变成了高楼。1994年，周伟对于上海只是一个过客；2002年，周伟早上去上海，晚上回北京，上海变成了另外一个办公室。
IBM简介
IBM，即国际商业机器公司。1914年创立于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信息工业跨国公司，目前拥有全球雇员 30万多人，业务遍及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2000年，IBM公司的全球营业收入达到880多亿美元。
IBM前身是1911年兴办的计算-制表-记录公司。它是由1886年成立的制表机器公司、1891年成立的计尺公司和1889年成立的国际时间记录公司合并而来的。该公司当时主要生产肉店盘秤、磨咖啡机、切肉机、时钟和各种简单的穿孔卡片制表机。
1931年，IBM获得了向世界销售法林芬利翻译机的专卖权；1933年收买了电动打字机公司；1954年，公司研制的1740型和1750型大型计算机进入市场，并开始进行数据处理业务。同年，它的销售额在美国最大公司中排第六十一位。进入20世纪70年代，IBM成为世界计算机第一巨人。
与IBM PC相遇在1981
问：听说您80年代初回国的时候特地带了一台IBM PC，您怎么会想起来买它？
答：我是留美的访问学者。那会儿国内的计算机应用还很少，大家都觉得计算机比较神秘。一到美国，就体会到了计算机发挥的威力。那时候，美国学校里，师生都开始使用计算机，包括学生的习题、老师的研究，还有论文，计算机每天完成的工作数以千计。我所在的学校，各处都有很多终端，就是输入的地方。当时还是用卡片输入数据，先打卡片然后输入。
回国的时候是1983年上半年，我想国家既然把我送过去，我就应该尽我所能回报。用什么方式呢？想来想去，决定买一台计算机，准备帮助单位作计算。至于买什么牌子、什么型号，说实话并没有多想。因为IBM的这种机型刚出来，当时一般人买得起的也就是这个，所以就挑了它。我请一位美国姑娘帮忙，她说：“你可以跟经销商谈谈，说是要带回中国的，看他能不能给一些优惠。”
回国以后，因为汉化问题还没有解决，因此这台机器也就主要用于科学计算。事实上，我回来后就再也没有碰过这台机器，我把它送给了我们单位，后来又给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就是现在的联想他们。从科研上讲，这台PC并没有产生多大的效用，但是起到了启蒙的作用，对当时的人们了解计算机有很大帮助。在随后的两年里，这种机器在国内多起来了，但是中国人对计算机认识上的偏差并没有很快改变。很久以后还有不少人认为，得有很高知识的人才能使用计算机；计算机要有很好的条件、环境；计算机只能搞计算，使用的时候要尽量避免维修。
问：你怎么看IBM机器？
答：我个人比较熟悉大型机的那一套。那时候的PC机不能干什么大事，大型机是无法替代的。铁道部为了实施大规模的清算，特别购买了IBM的大型机，银行、航空等领域也非用大型机不可，这些方面还是IBM最可靠。如果使用一般的机器，工厂的系统坏了，不能生产了，怎么办？民航系统坏了，飞机不能起飞，怎么办？
我在美国参观过一个大型工厂，它每天除了进行内部的数据汇总，还要和供货商进行核对，所有这些都通过大型机和网络进行核对，很快，也很方便。当时我就想，在国内有时需要一个零部件，比如轴承，很可能要跑遍全国才能找到，有了网络，只要一查就行了，人家在哪里非常明确，节省时间，还省下了路费。如果全国都联上网络，那该多好。这是我1982年九、十月的想法。
问：作为老知识分子，您对IT行业关心吗？
答：我还是比较关注的。特别是回国以后，我也从一名计算机用户开始转到做信息服务，一直参与农业部信息中心的组建。
问：未来20年内，中国的IT业是否有希望赶超美国？
答：很难。我觉得IT业发展的重点是发展芯片等新技术，但建一个像样的芯片制造厂要几十亿元，在中国很难获得足够的支持力度。目前，我们很多所谓IT公司就是三、两个人在一起，攒机或者搞一个小软件，这样做不行。即使大一点的硬件公司，也还停留在攒机的水平上，核心技术仍然来自国外，关键的零部件也要依赖国外的供货，一旦上游停止放水，我们就难以维持。
国产品牌PC，像联想、方正和国外品牌，跟IBM的差距主要也体现在这些方面。我们的IT业基础差、起步晚、积累少，加上整个经济基础差距较大，真正要成气候还需要一段时间。除了芯片，我们在操作系统和信息安全解决方案上也还落后，到目前为止，我还没看到属于自己的操作系统。
情与理的内战
再怎么力求客观，历史的记录者们也很难摆脱价值取向的影子，尤其是在面向未来的时候。
“你说将来中国最牛的公司，会不会就是IBM中国这样的公司？”动笔写这篇文章之前，刘韧终于忍不住问自己身边的同事。
“你说呢？”
“也许……是吧。”他的回答有些迟疑，不知道是不肯定还是不情愿。
在这迟疑的背后，潜藏着大多数中国人一个共同的疑惑：我们会不会让、该不该让这些传统意义上的“外资”企业在自己的土地上出类拔萃、鹤立鸡群？假若果真如此，我们又该以一种怎样的心态去对待？
平心而论，在观念开放的道路上，中国人的脚步并不算慢。“入世”的协议还没有签，舆论的车轮就已经转向。 “不求所有，但求所在”，原本只是地方政府吸引外部投资的积极态度，仅仅两三年间，这杆标尺就由县界、省界移到了国界，“反正人家雇的是中国人，遵守的是中国法律，向中国的税务部门纳税，这跟国内企业又有什么两样？”甚至，有人提出，应该逐渐放弃“民族产业”的提法，将自己完全置身于国际竞争的大舞台。
民族产业可以不提，但民族的概念不会自动消失。近两个世纪的痛苦经历，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烙下了太深的印记。鸦片战争，日寇侵略，苏联老大哥逼债撤专家，美国核弹头“优先”指向中国……过去曾经发生、现在正在发生的这一切，在人们的神经细胞和脱氧核糖核酸里淤积成的肿块，决不会在媒体的指挥棒下一夜之间溶化。
覆舟载舟，民心所向。任何明智的政府都会尊重民族情感，任何理智的社会都会引导民族情感。“发乎情，止乎理”，本身就是强大的建设性力量。
只要还存在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的差异，中西之间的摩擦和碰撞就很难规避；只要经济发展的速度差一直像现在这样保持下去，中美两国就早晚有一天面临摊牌——跟老四超过老三、老三盖过老二不同，“王车易位”属于质的变化。在这方面没有清醒的认识那叫不讲政治。
但事物的发展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轻重缓急的把握，战略战术的运用，都不是情感所能涵盖的内容。过早地将情感的因素引入其中，后果也许是灾难性的。
日本通产省在解决日美贸易争端时，有一套行之有效的韬光养晦的统战策略，那就是与美国企业尽可能紧密地结成联盟，形成超越国界的利益共同体。我们的决策层在制定外资引进的过程中是否借鉴了这一方略，我等草民不得而知，但顺着这个思路，很多问题就会比较容易想清楚。
从微软操作系统的后门，到英特尔芯片的序列号；从东芝笔记本的纰漏，到三菱、奔驰汽车的诉讼，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情绪的宣泄而不是理性的应对。怎样过滤掉这些信号中的噪声，清理出冷静理智的对策，是有心的战略家急需研讨的课题。
你我都不是战略家，但我们都会认同，通过激发民族自豪感来发展事业的企业家是懂政治的企业家，企图凭借民族主义的长城拒敌于千里之外的政治家是拙劣的政客；
你我都不是掉书袋的高手，但我们都记得一句话：“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利益是不可改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