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软件出口”的旗帜下淘金？

政策的推动、企业的呼声和舆论、公众的喧哗，一切都在支持着同样的声音：软件产品出口将为国内软件企业增值和保值，是国内软件企业踏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唯一救命稻草，但当我们经过一番宣泄和热身后，重新审视软件出口的价值和可行性时，却意外的发现，这根被寄托梦想的救命稻草依然悬浮在空气中，触手而不及，悲剧在重演，网络泡沫的影子开始在软件产业浮现，然而在这场虚幻的“软件出口”的大跃进运动中，印度软件的力量似乎正在炮制和操纵着什么，而背后鲜为人知的却是短期的渔利。

印度的阴谋：软件出口到底肥了谁？

综观全球软件企业的发家史，印度绝对是靠软件出口发迹的暴发户，至少这能代表印度软件企业的心声，然而，在外人看来，印度模式无疑是值得尊敬和模仿的典范，越来越多的业界专家和政府部门开始将印度同中国摆上了大雅之堂作纵向对比和横向评测，结果自然很清楚，印度被国内软件同仁置于放大镜下观察，目的只有一个：将一个完整的印度模式拷贝在中国来。

姑且不谈中国到底是否适合走印度软件的模式，单就映射出印度的软件制造“虚像”，恐怕就是一条用黄金铺就的历程，更为蹊跷的是印度正在名正言顺的借机巧取豪夺。在仁性关怀的假象下，中国软件业在出口上“出师未捷”，便被公然抢劫了。

在国内软件出口压倒印度的呼声下，国内相关方面的技术专家和领导开始了去印度取经的长途跋涉，而回来的人无不为之而叹为观之，口径统一的赞叹印度软件出口模式的优越性和软件工厂的全新经营理念，蓝领软件工人和CMM认证的概念迅速窜红，就连街头卖盗版的小贩们都知道软件企业需要蓝领工人。CMM认证也一度成为众多软件企业争相簇拥的“葵花宝典”，憋着劲突击CMM认证突然间成了当务之急。

伴随蓝领概念的兴起，国内软件人才奇缺的现象被提到了超乎寻常的高度，究竟国内软件企业需要多少不同层次的软件人才，这个缺口如何量化，至今没有权威的统计数据，至于漫天飞舞的40、20万飘忽不定的壕头，显然是被软件培训市场投机分子无限放大、自我标榜的工具。

目前国内软件从业人员约40万人，其中专门从事软件技术工作的软件人员约25万人。因此对于现今软件行业，很难想象出每年40万的软件人才缺口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其中夹杂的水分和权威性令人质疑，当我们追根溯源考究其数据的源头时，指向的却是来自于印度培训机构的调查。他们一边努力放大国内软件人才匮乏的严重程度，一边在软件教育市场上跑马圈地。滚滚而至的丰厚利润支撑着他们从中国软件市场聚敛财富的梦想。

既然软件出口的观念脱胎于印度，印度的一套成熟的人才培训体系自然会润物细无声的潜入中国软件人才培训市场。不论是同印度最大的培训机构APTECH合资成立的北大青鸟软件培训还是AIIT同国内院校联盟打造的软件学院，抑或是鱼龙混杂的不规范的小机构投资者，无一不是通过“OEM”印度培训机制的贴牌产物，从统一教材、引入印度讲师、专家和培训体系，背后宣传的筹码无法摆脱印度的影子。

不难发现，印度培训机构在完成本国培训使命的同时，从中国风起云涌的软件培训市场也掘到了一桶金。然而，整个市场的培育和始作俑者恰恰是印度所把玩的软件出口模式。从软件蓝领概念的风靡到遍及神州大地的软件培训组织的布局，仔细想想，这或许更象一个预先设好的圈套。印度培训机构在布置中国“孵化器”的同时，其初衷是为国内软件产业培训接班人？还是培育出第二个软件出口大国？

更为可怕的是，在蓝领工人出炉之时，惨遭国内软件企业的唾弃，因为国内软件企业还不是软件工厂，也暂时没有成为软件工厂的能力和计划。将软件出口的重任押宝在软件人才的规模化产出上，本身就是个疯狂不乏幼稚的想法。在国外另类呼声的迷惑下，试想几年后，企业对人才需求的模糊定位，与俯拾即是的软件蓝领工人之间的矛盾趋于尖锐时，我们才恍然大悟，在与印度软件业博弈的过程中，自己恰恰充当了一枚棋子。

政策的强制搭台：软件企业削足识履

印度之所以在软件出口领域能引领潮流，和多年来经验的积累和自身特点密不可分，包括流程化的管理、工厂式的流水线制造、技术人才的储备和政策导向等诸多因素，作为后来者的国内软件产业，需要通过的关卡还真多。

CMM认证作为通往国际市场的通行证，概念在此不再赘述，对软件出口的引导作用不容忽视，但相对于国内软件企业的现状而言，是否真需要跳过这道龙门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缺乏仔细的斟酌和思虑。沉醉于软件出口的黄梁美梦中，想方设法取得打开国际市场的敲门砖，成了唯一的执着。然而，令人担忧的是在荆棘丛生的软件出口道路上，CMM正在逐步榨干国内软件企业微薄的利润，在艰难的环境下博取的些须利润在CMM的招牌下被撷取。

通过CMM认证的过程是艰难的。即使通过了CMM低级别的认证，以后的道路还很漫长，因为要想通过CMM5级的认证，需要的不仅仅是投入的财力和人力，究竟其效果真如国外所吹嘘的那样是灵丹妙药，没有人知道，但有一点可以相信，国内长期形成的产品开发模式将受到冲击，而这段痛苦的磨合过程无法跳跃。

对于CMM认证的必要性上，有的企业甚至陷入了一个怪圈，附庸风雅的做法更多的是迫于压力使然。原因很简单，特别是规模较大的企业，不通过，就好比低人一等、脸面上过不去。这种畸形的心态必将导致CMM效果流产。在忍受内部变革并交纳一笔不菲的费用的同时，还要承受很大的风险去梳理管理流程。不过，培养国内自己的CMM评估师则是不错的捷径，北京市科委决定重金培养CMM的“引路人”。

为了在软件出口上有所成绩，政府、企业都付出了很多，抛开企业为适应国际市场所需要的变革成本和潜在的机会成本，国家建立全国性的软件园区和生产基地的费用更是无法想象。

2001年6月，国家计委与信息产业部先后正式授牌11个国家软件产业基地，制定了一整套软件产业基地管理办法，并且决定分期给予有力的资金支持，而这项计划的实施没有上百亿的投入很难形成规模。

生产基地有了，是否有软件企业入住并能创造出利润是个潜在的问题，由于国内软件企业多数停留在小规模经营状态，搬进豪华的办公楼里，享受政府的资助的同时，如何配合政府政策导向，改变企业形象，这对于许多企业来说，更象一个奢求。政府在搭建基础设施和改善软件环境之间，存在着错位的现象。这不可避免的会产生短期的资源浪费。

软件园兴建的初衷是提供理想的软件研发场地、良好的成果孵化环境、相当规模的软件流通市场，但对于现阶段国内软件企业来说，企业本身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个要求。

跨国巨擎献佛：醉翁之意不在酒

当国内软件企业抱团向外突围时，却遭遇了国外集团蜂拥杀入国内市场的狙击。在软件出口趋势的演变下，北京、上海的多家骨干软件企业相应组成了强大势力的出口联盟。徘徊于国外与国内市场，如何拓展国际市场，并打好国内软件市场的保卫战，成为新的聚焦。

在中国软件业向外扩张的前景并不明朗的前提下，保家卫国似乎更为重要。如果为了软件出口而丢失国内市场，实属不该。国外软件劲旅到来往往都披着华丽的外套，隐藏于内心的险恶用意不得而知。

无论是IBM还是微软、多年来都在寻找好的机会，随着国内软件出口所引发的人才奇缺现象的出现，投资或者投入软件来培育国内技术人才的幌子令其师出有名。在提高公司同政府的公关形象的同时，也为培育中国的忠诚“信徒”，以后为自身服务作好了铺垫。

国外巨头为中国培养软件人才的口号响彻云霄，日前，IBM放言三年内为中国培养10万软件精英，并启动庞大的IBM软件“天才孵化计划”。4月2日，IBM公司向教育部首批示范性软件学院无偿提供了总价值约6000万元人民币的软件平台和解决方案。无独有偶，全球软件业霸主微软也在为国内软件教育增砖填瓦。比尔·盖茨在他APEC的首日行程中，即宣布了培养2000名软件架构师的计划。这作为IBM和微软巩固中国市场的重要策略，用区区的投入获取更大的回报才是其真正的用意。试想在其软件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软件人才新生代，必然会成为他们软件宣传者和使用者。

最近，在软件工程教育领域全美排名第一的卡耐基·梅隆大学，也看好国内软件教育市场，试水成立全球第二家分校，选址定在中国，意义深远，特别是在国内对软件出口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的形势下。

在政府政策的积极推动下，跨国软件企业抓住契机，抢滩中国软件教育市场，逐步渗透到基础教育领域的的行动不断加快，更为具体的统计是，跨国公司预计在未来三年在中国培养100万软件人才。而这种市场策略的背后隐藏的却是对长远利益的把握，这势必会对国内软件企业造成一定的威胁。在国内软件出口士气高涨之时，时刻有忧患意识，超乎乐观的预期很有可能导致最后落的个“偷鸡不成，反失一把米”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