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计算机程序设计艺术》经过的片断回忆
苏运霖
那是在1973年至1974年期间，为了在吉林大学开设有关软件的课程，我被吉林大学派往中科院数学所进修，同时和数学所、中山大学和贵州大学的同志一起协作，从事XR(系列软件)项目的某个子课题的研究。当时，国内对于计算机软件的重要性才刚刚有所认识，因此对于程序设计、操作系统等，以中关村及北大、清华为中心，掀起了一个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热潮。就在这期间的一个周日，我来到五道口的外文书店，猛然发现了醒目的“The Art of Computer Programming”的3卷大部头新书，心绪为之一动，通过流览书的目录和部分章节，感到这是极有价值的书，在决心认真阅读学习的同时，心里也产生了把它们译成中文的念头。
当然，这样的重头书，不会只引起我一个人的注意。计算所和数学所的许多同行也都传开了有这本新书的消息。人们自然也都感到，把它译出，很有价值。
不久之后，我就回到了吉林大学。长春的外文书店，也都有了这套书，我向当时在一起工作的管纪文先生介绍了这套书，并把我想把它们译出的想法告诉了他。当然我们也告诉了当时任系主任的中科院学部委员，我们的老师王湘浩教授，他对我们这一重大举动，也深表支持。于是，我们也就这样开始干起来。
但是，那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虽然已经不是只抓革命，不搞生产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特别是在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工作的阶段，学校已开始了招生和教学。然而，压倒一切的还是革命，后来又搞起批林批孔，矛头所指，直接针对周总理，后来又再次搞起批邓。当时，我白天时间，全在挖防空洞中消耗掉了，所以，我只能在晚上和清晨进行翻译工作。我和管纪文先生的分工是：我全部负责翻译，再由他誊清我的译文，并做一些润饰工作。整个3卷，我们都是这样干的。我们的翻译工作，真正地做起来，是在1975年底才开始的。
在我们开始从事这一工作时，当然受到人们的注意。一种人认为，我们干不了，这也有一点道理，因此在此之前，我们都还没有干过这样重大的翻译工作，特别是，这个领域对我们来说，完全是新的。但是，实际上，我们并非毫无基础，在此之前，我已经翻译过由当时计算所所长许孔时访问美、加带回的一本《操作系统》教材(多伦多大学)，并且全文刊登在由当时的1015所出版的《计算机参考资料》上，当时这一译文，就倍受读者称赞，认为译文精确、流畅，可读性强；此外，我还译过当时著名的《课程表68》这一ACM制定的教学大纲。所以，只能说以前的工作，在其工作量上、难度上，没有现在的工作这么大而已，但是，有了以前的基础，我们怎么就干不了呢!所以对于这种人和他们的责难，我们毫不理会。
另一种人，则站在“革命者”的角度，说我们又在搞崇洋媚外的一套，说我们宣扬西方的文明，宣扬西方的生活方式，不知怎么回事，当时竟传出，这本书是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我曾为了翻译《课程表68》而受过批判和指责，所以，对于现在的责难，我也就不当一回事。我们坚信，这是一本高质量的科技著作，它在国外引起重视，在国内，也应得到同样的重视，才有利于我国的科技发展。在我们开始进行翻译时，我们并没有联系出版社讨论出版事宜。只是到了我们把整个第1卷都已翻译完时，我们才开始找出版社。而关于我们进行这套书的翻译的消息，不胫而走。在北京的很多同行中，许多人早已知道此事。当我们把第1卷的翻译稿带到北京后，许多朋友也都主动热心地帮我们联系此事。在这方面，给了我们很大帮助的是北京1015所的王寿松、梁大同、严友淳等同志，还有数学所的陆汝钤院士、周龙骧教授等，以及曾经到过斯坦福大学的软件所董韫美院士等。他们帮我们联系了国防工业出版社(为什么没有联系科学出版社，我们也不大清楚，可能1015所同国防工业出版社更密切些，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吧)，最后，我们得到的答复是，我们的书有望在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就开始同国防工业出版社的四编室的同志们打交道，当时四编室主任是周先珂同志，编辑室里有张均武、徐德霆、周烈强等同志，而负责从事本书编辑工作的，最初就是徐德霆同志。
然而，事情却决非这么容易，因为尽管我们在下边已开始操作，但此事成与不成，仍须经过上头的同意。据说，国防工业出版社的总编也无权批准，所以，尽管我们把书稿交给了出版社，但后来却迟迟没有下文。我们当然很着急，想知道事情的真相。然而我们又没有任何了解真相的渠道。后来，听了1015所同志们的介绍，我们才知道阻力来自于上头。我们也才知道，所谓此书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宣扬西方文明等，实乃空穴来风，正是上头有人在这么说。而且，也才知道，许多国内当时的专家，如计算所阎沛霖、罗沛霖，15所总工陈力为等，都以他们政治上的大无畏精神和业务上的远见卓识，给了我们支持，他们力荐这套书的出版，最后才使上边为我们出书开了绿灯，也才使后来的工作，顺利地进行下去。这段使我们的工作险些胎死腹中的时间，有两三个月之久。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要在本书的新译本的前言中，回忆此事，并对那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领导和专家致以深深谢意和敬意的原因。当然，说起来，最根本的是，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科教兴国的思想，使中国不再是闭关锁国，夜郎自大，这才有我们在该书译者前言中提到的祖国科学的春天。
这里还要提到本书作者D. E. Knuth的访华之行。1977年，Knuth携夫人和两个当时尚未成年的女儿访问中国，为时3周。陪同他访问的是加州圣地亚哥大学的华裔教授胡德强先生，胡先生是北京籍人，但在台湾受教育和成长，讲一口流利的北京话。Knuth来华访问的消息，由科学院数学所的陆汝钤教授等通知我和管纪文先生，并请我们也从长春前去北京，参加同Knuth的会见和听取他的报告、同他座谈等活动，这使我们有幸同本书作者认识。他当时还未满40岁，然而已经学富五车，蜚声四海，并荣获计算机界最高奖——图灵奖。但见他高大健壮，风流倜傥，而又彬彬有礼，极富学者风度。他在北京的讲话，谈到了算法和算法分析的重要性以及一些他认为甚有价值的问题。也谈到了后来成为他的重大成果的计算机印刷和排版技术——METAFONT和TEX。
胡先生向我们讲述了他的一些生平。他是在加州理工学院接受的高等教育，由于他聪明过人，又十分勤勉发奋，因此在大学阶段就已经做出了令业界瞩目的成就。后来，他没有通过硕士阶段，就直接读博士学位。他在CACM杂志社曾经工作过一段时间，审查和研究了许多算法，从而为他成为算法设计和分析的先驱打下了基础。他不仅在计算机科学领域有极高造诣，而且兴趣广泛。他酷爱文学，对莎士比亚戏剧深有研究，而且他本人就出版过小说。他还热爱音乐，对音乐也很有研究。后来，还写过用计算机谱曲的文章。他生活很有规律，每天都有固定安排，如周一是阅读和处理文件的时间，周二是接待学生和客人来访时间，周三爬山，周四上课，然后其它是研究工作时间。他有过人的精力，每天可以不离书案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还讲到他的夫人，她是学过中文的。大概就是由于这点吧，使他们对中国很友好。他在来中国之前，要他的学生姚储风为他取了中国名字——高德纳。当他得知我和管先生是他的著作的中文译者后，对我们表示了鼓励和支持，后为当我们请他为中文版写序时，他欣然答应，并且很快就寄来了。但是遗憾的是，后来该书第1次印刷时，该序未被收入其中，使我觉得很难向他作解释。然而在第2次印刷时，还是收进来了。这次，在我们出版新版本时，他又一次为中文本写序，足见他对于此书在中国出版的支持，而且信中充满了作者对中国读者的殷切期望。信中提到要用他的中国名字，这大概也是因为当初我们没有用他的中文名的一点不满而发吧。
这里我还想透露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情。在80年代，中国开始大规模公派留学生出国，我当时也属于政府考虑选派的对象，因此曾经去信给他，表示希望他帮助安排到斯坦福大学进修。他回信表示进修不可能，但他可以让我攻读他的博士学位。由于不知道博士学位是由对方提供资助的，我竟由于感到经济上没有保证而没有接受。这成为日后的一大遗憾，我把这当成一生中最大的失误。
在第1卷出版的过程中，我们继续进行第2卷和第3卷的翻译工作，而且所有3卷书，在我于1980年调到暨南大学之后不久，都全部完成了。但是3卷的出版顺序，却并非按照1，2，3的自然顺序，这是因为当时有些专家认为第3卷比第2卷更急需，要我们先把第3卷搞好。于是造成了历史上这一个事实——第3卷先于第2卷出版。而且，由于书价的剧烈浮动，使书的印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第1卷头一次印了30 000册，第2次又印了10 000册；但第3卷则仅印了10 000册；第2卷，差不多推迟10年出版，和第1卷定价相差达10倍，因此印量仅3000册。
第2卷的推迟，还有一个原因，即原书作者在该书出版不久，即出了新版，新版大概是1984年或1985年出版的，因此出版社自然希望我们重新按新版本译出。此时我已经在新西兰，而译稿交给陆汝钤院士校阅。那时他把译稿放在他的办公室里，办公室里是七八个人一起办公(可见当时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何其艰苦)，结果，有一年，在他出访而所内搞迎新大扫除时，把译稿当成废纸扔掉了。所以在1986年，我从新西兰回国之后，在出版社找我要稿子时，陆教授才发现稿子丢失了。还好，并未全部扔掉，大概丢了三分之一多一些。他为此深感抱歉，我也无话可说，只好重新翻译。在这期间，又不知什么原因，一直使该书的出版拖延良久，直到1992年才终于出版了。
以上这些事情，不觉之间，已经距今20余年，至少也有10余年了。在我重操旧业翻译该书新版时，回忆它们，感触良深。写下它，作为永远铭记的一段人生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