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人：王枫
有一种“刚”性女人，她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事风格颇为男性化，刘云就是这样的女人。她在电话里说有几个问题想和我探讨。虽然她的婚姻并不幸福，但没有通常的那种怨妇口吻。几天后，报社门卫说有人找我，是个留着短寸的陌生女人。她笑着迎上来，自我介绍叫刘云。
我从小就比别的女孩好动，姥姥因此叫我“三汉子”。我挺聪明，不怎么用功，不过小学三年级以前学习成绩一直不错。后来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改变了我的一生。现在已经忘了具体是因为做错了什么，只记得结果—作为惩罚，老师让我搬个板凳坐在过道上听课。你能想像出那种尴尬的情形吗？所有的孩子都坐在他们的座位上，只有我自己坐在过道上，孤零零的，像个怪物。有几个男孩冲我扮鬼脸，嘲笑我，可以听见窃窃私语声，却听不清说什么，只能听见我的名字。在众目睽睽下受辱，我的自尊心被打击得七零八落。这对一个10岁的孩子来说，不啻是一场灾难。我被隔离开来，却用一种故意的毫不遮掩的方式，犹如被贴上了“坏孩子”的标签。这种明显的羞辱把我弄伤了，我满面通红，如坐针毡，那一天我再也无心听课。自那以后我本能地不想听课，我恨上学、恨老师。
刘云问了第1个问题：“老师有权羞辱学生、伤其尊严吗？”毫无疑问答案是否定的。尽管现在已经是新的世纪，但是相同的令孩子们心碎的事情还在重复发生。
刘云说从那天起上学变成了一件痛苦的事，可是她又不能不去学校。好不容易混到初中毕业，她对父母说：“我不想再上了。”她用企求的眼神看着父母，他们让步了。她开始跟着父亲做起了批发水果的生意。
别看我性格上大大咧咧的，其实自尊心特强。虽然不怎么爱计较小事，可是一定要人高看自己，若给面子了怎么都行，一旦伤了面子谁也不认，我就是这样一个人。20年后，这种个性也最终促使了我和丈夫郭大山的决裂。
那天我和一个表侄子往一个店里拉货，郭大山正在那儿看店，他一看见我脸就黑了，冲我摆摆手：“你来干什么？”他对我的厌烦在场的人都看见了，我无地自容，感觉好像又回到了当年被罚坐在过道上。两种感觉都是一样的不堪。这次更为强烈，因为伤害我的是我的丈夫，我最亲的人。他对我的不待见由来已久，他去娱乐城泡小姐，他找情人，这些我都忍了，而这样的当众羞辱还是第一次，我不能忍受。我一跺脚，对他说：“明天就离婚！这次离定了！”
第二天我拉着他去办离婚手续，他有点慌了，拖着不去，可是我决心已定，不能更改。我把他拖到办事处，办事员看了一下证件，说还缺户口本。郭大山像是捞到了救命稻草，跟我商量：“改天再来吧。”我说这好办，打电话让人送来。
现在的婚真好离，别人根本不劝，证件齐全，章一盖，夫妻就不再是夫妻了。郭大山拿着离婚证还不相信是真的，突然他哭了。
我鼻子发酸，但是挺住了没哭。离婚是我挽回自尊的唯一方式，我不能在这个时候表现出对他有一丝眷恋。我神情冷峻，比那个办事员还要平静。
我们俩一块儿去一个小饭馆吃了分手饭。真奇怪，他离婚了反倒稀罕起我来，老是拣我爱吃的喂我，我们当时的样子几乎是恩爱夫妻的典范，可谁也不知道离婚证就在我们的兜里揣着。我一点胃口也没有。我们不像别的夫妻离了婚就各奔东西，我还得频繁地见他，照顾他，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癌症病人。
接下来刘云问了第2个问题：“和一个身患绝症的人离婚，是不是不道德的？”
我是个农村姑娘，我不讳言这一点，相反，一个农村姑娘走到这一步—在郑州买了房子，开了５个分店，像一个勤勤恳恳的蚂蚁，认真地搬动每一块面包渣儿，挣下几十万元的资产，让母亲戴上了“三金”（金戒指、金耳环、金项链），这足以让我骄傲了。我在家乡没有朋友，因为学习差，老师不喜欢，同伴也瞧不起。我开始跟着父亲做生意时只有15岁，那时我就发誓一定要干出点名堂，一定要让那些瞧不起我的人对我另眼看待。
等我长成一个大姑娘时，已经在商海里翻腾了好几年。他们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发现了我，提亲的人开始出现在家门口，面带神秘的微笑。有几个曾经欺负过我的邻村男孩子，总是碰巧出现在我经常去的地方，殷勤地打招呼，欲言又止。其中有一个执著的男孩对我穷追不舍，可是我对他毫无感觉。就在这时候，我认识了郭大山。郭大山长得很英俊，他出众的外貌能打动很多女孩子的芳心。3个月后我决定嫁给他。我的婚事很快传开了，那些追逐我的人果然知难而退。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我当初的选择，这本身就是一个大的玩笑，当我对郭大山了解到牙齿的时候，我们已经做了9年的夫妻。正值豆蔻年华的时候，没有人教给我怎么选择未来的生活。那句话是怎么说的？选择了什么样的丈夫，就意味着选择了什么样的生活。现在我终于知道了我需要什么样的伴侣，可最好的机会已经错过，我的翅膀已经太沉重了。
我对他的失望开始于结婚半个月后。
我们在进货上发生了分歧，桃子在当时一斤涨了５分钱，我打算进一些，低价卖掉，但是他不同意，认为有风险。按我的经验，水涨船高，只要不贪心，是会有一点赚头的，总比在家闲着强。我坚持进货，那次他第一次打了我。我很震惊，我爹娘都舍不得打我，他竟然对我动手了。我一气回了娘家。
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从此他只要说不过我时就动手，简直是上瘾了。我总回娘家也不是办法，有一次我郑重地对他说：“你要是再动我一指头，咱俩就吹灯拔蜡！”他打我就是不把我当人看，而个人尊严是我的底线。这次我决不让半步，不留余地。
这次危机因为我的坚定顺利解决，郭大山再没有打过我。后来在报纸上看到有的女性遭遇家庭暴力，我认为还是她们从一开始就妥协了，她们给了另一半太多余地。
以后的几年，婚姻之船平稳地行驶，我们做各种生意，形影不离，一起吃苦，共同抚育我们的儿子。日子风平浪静，直到出现第二次危机。
郭大山本质上是一个老实人，几乎没什么嗜好。他的变化是在来郑州结交了几个爱玩的朋友以后，他开始在一条轻飘飘的路上渐行渐远。
他竟然去找小姐了。
(责任编辑：付冬梅)
他向我认错，请求我宽恕他。那是一段黑暗的日子，我心里那个宝贵的东西被打翻了。
我们没有离婚。确切说是没有离成。每次去办手续都不顺，我离开他的决心也一次次在减弱。那种感觉很痛苦，所有的苦都要自己担着，不能向别人倾诉，也得不到别人安慰。这毕竟是丑事。最后我找到了一个能继续过下去又不至于太痛苦的方式。我劝说自己，你就当是又找了一个离过婚的男人，和别的男人不同的是，你不需要花时间去适应他；最重要的是，他是你儿子的爸爸。我这种想法很功利是吗？但是我又能怎么办？
在那段难熬的日子里，我不停地警告自己不要沉溺下去。女人不能伸着脖子等着男人可怜，我早看透了这一点。如果他们爱你，那是你的福气；如果他们不爱你了，也不要慌张，还有最后一个人—你自己，永远不会背叛你。你要自己提着自己的头发往上蹿。我把自己变成一个工作狂，爱情已经贬值，只剩下事业还能聊以自慰。我不怕吃苦，又肯动脑筋，同样的生意，我总是做得红红火火。我一口气开了5个分店，终日在店里忙碌着。
2002年，郭大山检查出患了癌症。这时离我们从家乡来郑州闯荡已经７年时间。他住进医院，几个疗程的化疗后，他的症状明显减轻了。我把生意撂到一边，去医院照顾他。但是我发现他似乎并不欢迎我去，后来我才知道他已经爱上了别人。
发现他的秘密并不曲折，有一天回家后我发现床变了，尽管被子叠得很整齐，床单铺得很平展，但是我能肯定变了，有人在白天动过床。经过仔细检查，我在枕头和床的缝隙发现了一根女人的头发，那显然不是我的。那是一根长发。
我勃然大怒，我用血汗钱换来的房子，我洁净的床，我温馨的家，都被这根头发污染了！我在房间里像一个困兽走了几圈后，给郭大山打通了电话，我说：“郭大山，你快回来！”他很快回家了，我冲上去给了他一耳光。他没有隐瞒，都说了—竟然是我们邻居家的女孩！
我们相对无言。经过几个月的化疗，他面容虚弱，已经没有了往日的神采。我渐渐冷静下来，我现在面对的不只是一个负心的丈夫，还是一个患了绝症的病人，病人不能太激动。我竭力压制住自己才没有冲他大喊大叫。坦率地说，我现在对他的感情里更多的是怜悯。
我问他怎么办，他说不知道。
我找到那个女孩，我问她：“你有能力支付他的医疗费吗？你能救他吗？”我请她不要再和我丈夫来往，但是她说：“我的心很乱。”只说了这一句。这次谈判失败了。
接下来的日子就像荒诞小说。郭大山不再遮遮掩掩，是不是他觉得生命已经缩水，婚姻就变得微不足道？他经常和邻家女孩出去约会，完全不顾刘云的感受。每次回来都是阳光灿烂，可一看见妻子脸色就阴沉下来。这种强烈的反差让刘云忍无可忍，终于在6月1日那天，他们离婚了。
刘云花了1000块钱给儿子买了一台电子琴。她觉得唯一对不起的就是儿子，他还不知道这件事，她需要时间慢慢解释给他听。
有些朋友给刘云打电话，在他们眼里这一对夫妻一向是恩爱的。他们只知道郭大山患了癌症，却不知道他红杏出墙。刘云不可能解释给所有人听，她又是一个非常爱面子的人，这让她背负了不小的压力，似乎是她抛弃了身患绝症的丈夫。
几天前刘云的公公婆婆赶到郑州，请求她跟儿子复婚。刘云拒绝了，两个老人伤心地回了老家。
到现在郭大山的治疗费已经花了10万元，第5个疗程又开始了。买了房子后，他们几乎没有积蓄，治疗费全部来自商店的营业额。刘云刚刚把第5个疗程的费用交给医院。
母亲说我：“女儿啊，你怎么这么傻？”我说：“妈，我也想有一个好丈夫啊！可没摊上。现在只求问心无愧了。”
我现在30岁，老公没有了。天知道我曾经多么爱他！前几天他打来电话竟然说想我，他说已经和那个女孩断了，想回到我身边。他看上去状况不好，在最近一次检查中，发现癌细胞已经转移到肝部，他剩下的时间不会太多了。现在他郑重地提出和我复婚，这让我苦恼，我承认温馨的家庭生活对我的诱惑很大，但是如果是以丧失自尊为代价，我该怎么选择？
在采访接近尾声时，刘云问了第3个问题。
大家来说说，刘云要如何是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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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小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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