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策
苏策1921年出生，北京人。抗战爆发后参加八路军，曾任云南省军区文化部副部长、西藏军区文化部部长。著有短篇小说《生与死》、《雀儿山的朝阳》，特写集《在怒江的激流上》，中篇小说《红河波浪》，长篇小说《远山在落雪》(获1983年昆明军区军事题材文艺创作一等奖)，长篇传记《名将之鹰》等。1931年，日寇占领了我国东北三省，又派兵进了山海关，北平学生举行的“一二·九”运动使我热血沸腾，我想打日本鬼子，就偷偷跑出家，到了山西，接受薄一波同志组织领导的军事训练。我一心想上山打游击，没想到后来却被调到宣传队工作。
1938年我们宣传队到祁县子洪口演出，由于祁县旧政权垮台，当时兼任第三专署专员的薄政委，就下令叫我们留在祁县建立抗日新政权。我那时17岁，被任命为公安局政治主任。我们把公安局发展为一支游击队，由我率领在敌占区的铁路、公路两侧及县城周围打游击，伏击日本侵略军和清剿土匪，取得了不少的战绩。
后来我又被部队调回，在分区政治部任宣传干事，重点是上火线进行通讯报道工作。这期间，我参加了当时部队所进行的大小战役：韩洪战役、青浮战役、围困沁源战役和反击日寇对我们太岳区的多次大“扫荡”。
韩洪战役开始，我随纵队政治部行军到韩洪镇，听见前面山上有激烈的枪声，我自告奋勇去了解情况。爬到山顶，发现我们的部队正和日寇在激战。我急忙回来报告，可没想到回到村里，发现部队不见了。原来刚才多个山头都响起了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机关紧急疏散了。
一个人怎么办？我急忙观察了一下，三面山头有枪声，只有北面的山头上还没有枪声。我就朝那座山走去，那座山下是一片零乱的苞谷地，我一走进去，在我的周围“呼”地站起来一群人，原来他们是一个团的宣传队，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此外还有些部队零散人员。
宣传队的负责人张俊飞同志希望我带着他们行动，尽管这意味着更大的困难和危险，但我不能丢下他们不管。经过侦察，北面的山头没有敌人。我带着大伙隐蔽在山上。等了一阵，终于等到了我们太岳区的一支游击队。我高兴极了，征得他们的同意后，我把所有的人编成班组，加入了游击队，受他们保护。我又明确了纪律，坚决不准掉队，不准吸烟，不准说话，不准咳嗽，每个人都要提高警惕。由于部队行军快，爬山越岭，行走如飞，又遇倾盆大雨……很多小战士累得受不了，有的走不动，有的站着就睡着了，但我们还是千方百计地紧跟着他们。
后来，游击队走了，我们只得自己组织起来站岗放哨，侦察敌情，收容失散人员……直到反“扫荡”战役结束，我们这支零散人员组成的部队，已经发展到近二百人，我也受到了纵队领导的高度赞扬。
我们在敌人后方坚持抗战8年，日寇遭遇了我们部队的坚决抵抗。日寇采取了残暴的“三光政策”，扬言要摧毁八路军的生存条件。每次扫荡过后，太岳山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在这种情况下，部队生活非常困难。房子烧光了，我们就自己到山上打窑洞住；粮食不够吃，就挖野菜补充。后来情况更严重，根据党中央自力更生的号召，自己上山开荒种地，还挖药材、烧木炭去敌占区出售，换回我们的生活必需品。我和几个同志爱写作，但没有纸张，就上山把桦树皮揭下来，去掉外面的粗皮，把中间一层白色的薄皮作为纸，在上面写作。有的人得到一个本子，先用铅笔记事，本子用完，改用钢笔写，写完时，再用毛笔写——一个本子当三个本子用。
我们那时作战确实不怕死，但怕负伤，特别怕病，因为没有药治。有一次我下部队，突然得了急性肺炎，高烧40多度，痰中全是血。设在偏僻农村中的医院，缺医少药，幸而我体质好，硬是这样苦熬了几个月，痰由紫红色慢慢变成黄色，最后变成白色，竟然意外地好了，我又背着背包爬山越岭回到了机关。
我们区的中心县城是沁源，1942年10月被日寇占领了。领导决定，对这股敌人进行围困战。斗争非常艰苦，进行了30个月，终于将敌人赶跑了。在这次斗争中，我都在第一线参加行动、进行采访，进行报道。
沁源围困战的胜利，得到了党中央的赞扬。1944年1月17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向沁源人民致敬》的社论，指出“晋东南太岳区沁源县八万军民的对敌斗争，放出了万丈光芒的异彩……”
岁月峥嵘，一晃60多年过去了。抗日战争的烽火，是我一生最难忘的经历。战士们那种不怕牺牲不畏艰险的革命精神，也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
(绘图：郭天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