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美国社会学研究者的调查，43名卖淫女中有74%的人在2年到10年的时间内遭受到虐待。然而社会对她们有偏见，认为她们不应该得到救助。
卖淫，与虐待有着伴生关系。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立大学林肯校区副教授罗谢尔·戴拉 (Rochelle Dalla)多年致力于对美国卖淫女的社会学研究，她的新作《Exposing the “Pretty Woman” Myth》(《揭开卖淫女的秘密》)，引发了外界对“妓女”这个特殊群体的关注与反思。9月8日上午，戴拉在上海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的专访。戴拉身材娇小，长发披肩，言谈中富于激情，她呼吁社会对这个群体予以更多关注。
95%的卖淫女遭受过遗弃
记者：是什么原因让你决意研究卖淫女这个人群的？
戴拉：人们普遍把卖淫女看成传染体，以往的研究里，对她们的冒险行为所知甚少，我很想了解，究竟是怎样的社会原因导致她们走上卖淫这条道路。根据我的研究，实际上街头卖淫的妇女收入少、遭受暴力的几率也很高。
所有访谈由我完成，我坐下来跟她们长谈。我希望了解她们成长的过程、她们的卖淫过程(这个过程俗语被称做“玩”或“游戏”)，以及她们在整个过程中遭受的伤害。
记者：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项研究的？为时多久？
戴拉：这个课题我差不多研究了六七年时间。
在1998年至1999年期间，我采访了43名在马路上拉客的妓女，关注她们的生活经历，包括她们如何进入妓女行业和退出妓女生活的努力。3年后，我找到了43人中的18人，对她们进行了再采访。这个解释性的后续调查聚焦在这些妇女生活经历上，她们其中5人是完全摆脱了妓女生活，9人重新回到妓女生活和吸毒道路，1人只是回到妓女生活，另外3个违反了假释条件，重新被关押。
记者：你调查的这些卖淫女有什么特性？她们的成长过程是否有某些共性？
戴拉：我调查的这43名卖淫女大部分是黑人，其中9人离婚了，2人的丈夫去世了，22人是单亲妈妈，10人结婚了。她们主要住在妇女庇护所或监狱里，一些人甚至居无定所。
我了解到，43名卖淫女中有74%的人在2年到10年的时间内遭受到虐待，主要施暴者是她们的父亲、兄弟、继父、叔叔等，大多数为她们的亲属，其中3人因为亲属的性暴力而怀孕，有8人不止被一名施虐者虐待。
她们中间，有42%的人受到身体虐待或精神虐待。比如，她的母亲对她说，“你一点都没用”或“我希望从来没有生下你这个孩子”。她们中间，有一半的人在15岁时就逃离了她们的“家”，这个“家”是一个表面意义上的家，实际上不成其为家。
43名卖淫女中，95%的人都在访谈中表示，她们在成长过程遭受过遗弃。这种遗弃分为实体遗弃，比如说养育他们的人走了或去世了，24岁的Noreen就告诉我，“我5岁那年，父母将我放在他们的一个朋友家，他们永远没再回来，我在那户人家遭受到性骚扰，后来我被送到养父母家里，度过了我的青年时代。”另一种是象征性的遗弃，比如，虽然她们的父母在身边，但因为酗酒、吸毒等原因，父母没有能力或不愿抚养她们，37岁的Char是我访谈的第一个妓女，Char告诉我，她和她的姐妹都曾被继父性侵犯，她告诉了母亲，但母亲说，“这是你和你继父之间的事情，跟我没关系”；后来我问Char，你回顾自己的生活，有何感受？Char说，我没有任何感受，我已经麻木了。21岁Kay告诉我，“我的父母都是吸毒者，我小时候的生活乱了套，基本上是自生自灭……”
这些难过的故事我可以一直不停地讲下去，她们的生活是混乱的，她们孤立无缘，并且情况会越来越糟糕。
记者：你如何让她们接受你这个陌生人？
戴拉：美国内布拉斯加州有一个叫做“春泉”的服务项目，帮助一些妇女走出卖淫道路，我找到“春泉”的负责人，他同意我到她们那里观察，参加每周六一个支持性的活动，10人到12人围成一个圈活动，类似“戒酒会”。慢慢我们就认识了，经过15个月的接触，我访谈了其中的26名卖淫女。我在一个监狱访谈了14名卖淫女，她们曾因抢劫等各种罪名入狱，有的人的档案是厚厚一本，我每次去访谈时监狱长都要搜我的身，后来我一个个约访她们，她们都愿意讲出自己的故事。另外3名妓女是我通过各种渠道寻觅到的，找到她们是一个比较艰苦的过程。
我们的谈话是在隐蔽之处进行，我告诉她们我很无知，需要她们告诉我她们的生活，如果有冒犯之处，亦是我的无知。我们的谈话结束后，她们中有些人很感激，她们拥抱我，告诉我从来没有人愿意听她们的心声。我给了她们每个人20美元以补偿所花费的时间。
代际重复
记者：你认为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妇女走上卖淫之路？
戴拉：首先，卖淫有经济原因。她们会经常做些非法的事情，为的是多得到些钱以换取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条件。Sharia就回忆了她的经历：“在一些非常高档的商场里，我偷了东西之后，转手卖给熟人。”比如说，Sharia也许会偷一件价值500美金的衣服，然后以半价卖出。
其次，卖淫是源于新的或者期望中的男女关系被破坏。她们中的有些人曾在丈夫、男友、皮条客的操纵下去卖淫。还有，有些人染上毒瘾不得不卖淫，还有的人不愿意接受正规的治疗。
记者：作为女性研究者，你必须面对的困难是什么？
戴拉：我花了差不多两年半的时间来寻找她们，她们通常感情丰富而且情绪化，经常一边讲一边就痛哭流涕，我也跟着哭了，这不是份轻松的工作。还有，我必须常常去一些很危险的地方，她们通常住在毒品交易频发的地方，有些人甚至还会在家里制造一些爆炸品。
记者：她们目前的处境如何？
戴拉：这些人极易受到暴力伤害，在美国，她们通常站在路边对着来往车辆招手，随便钻进一辆车子里跟着人家走了，很多妓女因此被杀害或被强奸。
更为严重的是，这43名妓女中有41人有孩子，她们的孩子的经历与她们小时候的经历相似，代际重复又开始了。
记者：你的意思是，现在她们并没有得到想象中的那么多的帮助，对吗？
戴拉：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她们需要医疗救助、心理治疗、别人的关爱、法律帮助、住所等等，她们中间很多人的小孩都被带走了，她们需要与孩子修复关系，她们缺乏工作技能和经验……一个城市的救助预算通常由总统和政府官员决定，有限的经费常常是拆东墙补西墙，社会对她们有偏见，认为她们不应该得到救助，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她们的救助经费常常首当其冲地被压缩。
记者：其中的5人是如何摆脱原来的妓女生活的？
戴拉：首先是她们有脱离妓女生活之路的决心。其次，在开始的脱离妓女生活之路上，正规的救助服务非常重要。第三是要有重要的亲情关系与情感寄托。比如说与孩子的关系，Amy因为想要做一个好的母亲而不再做妓女了，她说：“我非常害怕我所做的一切都是错误的，如果我有一点生气，儿子就会说那是老行为——我又回到我的老状态中了。我吸毒时，非常疯狂，所以他们很害怕我又重新回到老行为当中去。”最终Amy重获孩子们的信任。
此外，她们需要有一份稳定合法的工作以脱离妓女生活，如果她们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那她们很可能会回到原来的生活中。当然，信仰的力量也很重要。 撰稿／贺莉丹(记者) 胡慧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