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和谐不能把人的精神和肉体分开。在19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中，中国的反传统知识分子逢道德必反，好像讲道德就是封建，就是压抑人性，这对对如此的世风日下不能说没有责任。
“在和谐性爱面前，道德什么也不是。”这是李银河谈论性问题的一个标题句。最近，她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谈起多边恋时，有一段对话更能说明问题。
记者：假如说王小波有这个欲望，他要求多边恋，你能接受吗？
李：我也能接受吧，如果他有这个欲望，真是要去尝试一下别的女人，我也不会特别反对。但是他要是去爱别人，可能我就接受不了。我的线可能画在那。如果他还只爱我一个人，他想跟别人有一点肉体的不发生爱情的关系，还在我的容忍范围内。
记者：这是针对对方而言的，那么对你自己来说呢？
李：我好像还没这个欲望，不管在情感上还是肉体上我还是喜欢一对一的，没有想过换偶什么的。
李银河曾一再说，她不憧憬多边恋。不过，上述谈话讲得也很清楚：只要大家想得开，多边恋是挺好的事情。她不反对她丈夫这样做，她自己则没有这样的欲望。潜台词自然是：如果她有这个要求，由此引发的行为也是很合理的。
我当然尊重李博士在私人领域自由选择自己的性行为。但是，这样的话题一旦进入公共领域，就不能回避道德问题。所谓“在和谐性爱面前，道德什么也不是”不过是一个虚假的梦幻。没有道德，性爱能和谐吗？事实上，人与人的利益都是有冲突的。哪怕在两个相爱的人之间，也不可能永远不产生矛盾。道德，就是协调这种人际冲突的规则之一。不错，道德有压抑人性的一面。但是，当个体的“人性”彼此发生冲突时，化解的方式之一就是大家克制一些过于侵犯他人的“人性”或本能。
李博士虽然以挑战传统性道德著名，但从上述半遮半掩的谈话看，她的性道德在传统中并不陌生：男人除了自己的配偶外，对别的女人有性要求很正常，也应该得到满足，这不应该对自己的配偶构成什么侵犯。女人则不一样，“那种事情”想都不要想。在中国一夫多妻的传统文化中，男人多元的性要求是正当的。作为一个正经的女人，对丈夫要大度；正妻能够善待小妾，大家相处融洽，是一种美德。而且好女人绝对要假装自己没有性要求。
但是，西方启蒙传统则发展出另外一种性道德，其基础有二：第一是人人平等，第二是把人当成一个完整的人来尊重。所谓人人平等，就是大家有同样的权利。当丈夫的要在外面拈花惹草时，做妻子的有同样的权利。而且，大家在这方面的欲望都要得到同样的承认。所以，为了建立稳定的家庭和性爱关系，双方都压制一下对对方过于侵犯的欲望，达到人际关系的和谐。这种平等精神，还体现在第二原则上：当你和一个人发生性关系时，你无法把对方的肉体和精神分开。所谓只有肉体欲望没有爱情的性关系，在市场上就可以买到。当然你可以私下偷偷摸摸地以非购买的方式做，即所谓偷情。但主流道德有足够的理由对之谴责。克林顿的性丑闻就是一例。
李博士把故去的王小波先生抬出来，说自己容忍他“尝试一下别的女人”，条件是不能爱，只能有肉体关系。那么请问：李博士把“别的女人”当成什么了呢？难道是王先生的性工具吗？尊重不尊重自己先不说，你怎么做到尊重别人呢？
道德是维系一个社会的重要规范。政治权力可以利用道德，强化对自己有利的某种道德规范，使道德具有压抑性的面孔。但是，道德的原生态是一种社会共识。道德标准会随着这种共识的进化而演变，但其核心价值仍然没有变化：维持一种稳定的、可以信赖的人际关系，调解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使每个人都得到恰如其分的尊重。
不错，在西方社会，人们的性道德更开放了。但是，这种性道德，始终没有离开人与人之间在平等的关系中诚实地互相尊重的基本目标。
李博士说自己没有那种多边恋的欲望。她能够从精神到肉体上专一地爱王小波。我不愿意多猜别人的事情。不过从基本的人性看，你很难让人相信你只会对一个人有精神和肉体上的欲望。一个人对配偶之外的人有欲望并没有什么大逆不道。但是，当他或她面对这种欲望时，会作出选择：满足这种婚外的欲望，就可能破坏甚至失去自己的家庭。什么对他或她最重要？人最后会选择对自己最重要的东西。
主流社会对李博士的“前卫”性观念震惊，当然有非理性的情绪在。但是，也不可否认，李博士有时确实有些“超越人性”之处：她可以接受自己的配偶和别人有肉体关系，甚至指望王小波如此，并因此成为很有精神气质的一位配偶，可以和别的女人只发生肉体关系但没有精神沟通，同时她自己对别人全无欲望。我没有证据说这是假的。但是，这样的性观念，对多少人可能是真的呢？让我们还是诚实地面对自己吧。
在19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中，中国的反传统知识分子逢道德必反，好像讲道德就是封建，就是压抑人性。中国的“长期贫穷落后”，也被归为是太讲道德。这套话语，对如此的世风日下不能说没有责任（虽然不能承担主要责任）。现在正是我们需要反省的时刻。“道德什么也不是”之说会误导天真的信徒。这样的理念如果真被接受，我们的人性会受到伤害，我们的社会也会为之付出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