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多米尼加共和国与中国相隔有8,000英里之遥，多米尼加主要裤装生产商Interamericana Products International的销售主管雷蒙多·哈赫(Raymundo Hache)坐在他乱糟糟的办公室里仍能感受到远在天边的那些巨型的中国服装厂给他带来的压力。
每天，哈赫都不敢懈怠力争能在与中国同行的竞争中保持领先，哪怕只是一小步。在Interamericana Products International，管理层整天都在讨论如何更快地将裤装送到美国市场，以及如何更高效地为Liz Claiborne、Tommy Hilfiger等知名品牌提供裤装。哈赫说，“如果我们不够快，中国很快就会把我们甩在后面。”
在得克萨斯州普兰诺，电子资讯系统(Electronic Data Systems Corp., EDS)也感觉到了身后印度同行紧逼的步伐，印度一批新兴科技公司已给科技服务行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全球第二大电脑服务公司，电子资讯系统不得不大幅削减成本，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自己也进入印度。公司计划到明年在印度拥有6个科研中心，雇佣5,000名员工，大大高于3年前600名员工的水平。
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全球最热的经济体，正在以迥然不同的方式改变著全球的商业格局。四年来中国的出口额猛增了125%，中国旋风几乎吹到了全球各个行业，无论是加州的大蒜种植者，还是墨西哥的牛仔裤制造商，抑或是韩国的塑模制造商，都能感受到这股旋风带来的压力。与此同时，印度科技服务业的异军突起也改变了从得克萨斯州到爱尔兰的几百家服务公司对数十亿美元合约的竞争。
两个国家经济崛起的因果各不相同。
中国的出口繁荣主要是得益于外商投资：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使得大型制造商对中国趋之若鹜，它们在扩张生产基地的同时也压低了全球价格。眼下大大小小的制造商 ──无论是生产汽车雨刷的、还是服装的，都在尽力降低本土生产成本，或将更多的生产转向低成本地区。就连一些敢于冒险的小公司也直接到中国设立了工厂，文化差异、物流障碍等等都被暂且抛到了一边。
与此同时，印度正在成为美国及欧洲服务供应商的东方圣地。与涌入中国的制造商不同，这些服务供应商是不得已才走进印度，因为低成本、日渐成熟的印度企业已开始侵入它们的市场。例如，总部位于班加罗尔的咨询和信息服务公司InfoSys Technologies Ltd.在2000年至2002年间总收入增长将近两倍，主要得益于北美销售额的增长。
许多美国服务公司表示，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前往印度利用当地的人力资源与印度同行竞争：对于许多这类公司而言，人力是最主要的成本。咨询和科技服务公司埃森哲(Accenture Ltd)计划到今年年底前把印度雇员总数增至1万人，达到公司雇员总数的1/8。
不过，相比到处可见的中国旋风，仅限于信息技术领域的印度风仍有些相形见绌。
中国去年商品出口额达到4,380亿美元，服务出口额440亿美元。不到5年的时间，中国已成为全球各类商品最主要的供应商，从电脑键盘到自行车，从胸衣到领带，应有尽有。
中国经济的崛起，伴随著外国制造商出于降低成本的考虑在中国大陆兴建工厂的投资热潮。最初是80年代，台湾、韩国和日本的企业来到中国大陆。1985年左右，首个美国大投资者进入中国，但真正的、来自美国的投资热潮直到90年代末才出现，当时有几十家大型跨国公司来到中国设立了工厂。
华盛顿Progressive Policy Institute的贸易专家艾德华·格雷塞尔(Edward Gresser)估计2000年至2003年间，外国公司在中国新开了6万家工厂。去年，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为535亿美元，远远高于美国的400亿美元。
据估计，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中大约有55%来自外国公司的中国制造业务。诺基亚(Nokia Corp)、摩托罗拉(Motorola Inc.)等手机生产商，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等电脑公司，以及几乎所有的大型服装和鞋类品牌，都可以在中国找到生产基地。
汽车制造商在中国也有庞大的制造基地。大众汽车(Volkswagen AG)稳占中国外资汽车厂商的头把交椅，该公司全球有14%的制造任务在中国完成。紧随其后的是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 Corp.)，该公司计划未来3年投资30亿美元将中国的汽车产能扩大一倍。落在后面的福特汽车(Ford Motor Co.)也表示，今年将把中国的汽车产量增加两倍。德国宝马汽车(BMW AG)今年晚些时候将在中国建立新工厂，计划年产3万辆汽车。
在外国厂商的带动下，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日渐提升。格雷塞尔在最近的报告中指出，自1999年以来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洋娃娃数量减少了1%，进口的中国制造的电视机数量猛增470%，电动牙刷数量增长7,000%。
结果：2000年后，美国从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和香港的进口额呈现了下降，但从中国大陆的进口额大幅增加，增加部分补足缺口绰绰有余。从1999年以来，美国进口额的增长有一半以上来自中国大陆。
但随著大型制造商将更多的生产任务转向海外，这也意味著本地将遭受裁员之痛。自从2000年以来，美国已减少了200多万个制造业岗位，即使是在最近的美国经济复苏时期，美国工厂的招聘也依然相对乏力。仅密歇根州，2000年来就损失了1/5的制造业岗位。
与此同时，许多行业的小制造商面临著产品价格的下跌和过度竞争。比如，自2002年以来，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汽车配件、电视机壳、电子元件和家具都增加了一倍，或更多。
长期以来美国或欧洲为汽车制造商提供汽车配件和五金冲压件的几千家中小型企业面临的形势尤为严峻，而且几无招架之力。现在他们的业务正日见衰微。
Parkview Metal Products Inc.总部位于芝加哥，但在新墨西哥州、得克萨斯州和墨西哥都有工厂，就是这样一家被中国旋风击中的公司。由于大多数电子组装设备已迁移到了中国，这家公司退出了一项主要业务──播放机和电脑的金属机壳，现在它的不少汽车配件产品也陷入了类似的困境。
“我们还撑得住，我们向来都是积极地拓展新业务，”Parkview的总裁奈尔斯·卢特维勒(Nels Leutwiler)表示，“但业务机会越来越少了，竞争对手则越来越多。我们的利润率正在缩减。”
Parkview现在正在考虑转向中国同行较少涉足的小批量生产的、价格较高的配件生产业务，不过这类业务机会也比较难寻得。卢特维勒可能也会把一些成本较高的工具作业外包给中国公司。
在其他一些受到严重冲击行业里，企业对这种压力作出了创造性的应对。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主要裤装生产商Interamericana正在强调到达市场的速度和缩短的生产周期，希望能利用多米尼加靠近美国的地理便利取得“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
在中美洲地区，其他几十家大型服装制造商也在努力作出类似的调整，他们担心一旦全球服装配额体系今年年底终结后，中国可能会抢走大量的市场占有率。使用了几十年的配额制度通过对指定国供应的裤子或衬衫数量设定上限，对外国产品进入欧美庞大的消费市场进行了限制。
Interamericana将一些生产转移到了临国海地，那里的工资相对便宜的多。在美国，一些小制造商被迫采取更为大胆的方法：寻求在中国设立小型工厂，弥补国内业务的不足。
2002年，汤姆森(P.J. Thompson)遭遇当头一棒，他经营的金属配件公司Transmatic Manufacturing Co.在与中国同行的竞标中，与摩托罗拉的一个大合同失之交臂。总部位于密歇根州的Transmatic生产数百种不同的高精密配件，用于汽车、电动工具、锁和其他设备。
2001年，Transmatic获得了摩托罗拉的一个外包意向，为一款流行手机建造复杂的旋转系统。中国公司同时也获得了摩托罗拉的这个外包意向，但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配件，”汤姆森称，“当时我们估计，中国人可能要几年后才能制造出同样规格的配件。”事实上，中国人总共才花了6个月。汤姆森估计中的这个5年外包项目，结果12个月后就失去了。
汤姆森认为，摩托罗拉转向中国供应商的原因与价格关系不大，主要是地点选择，“他们在中国组装手机，也希望采用当地制造的配件。”
汤姆森从其他许多大客户那里也获得了类似的信息，包括汽车配件巨头德尔福公司(Delphi Corp., DPH)，“我的客户们在许多国家都有业务，他们希望我也是个跨国公司。”
汤姆森表示，现在他花近四分之一的时间（包括几此长途的海外旅行）来考虑如何进入中国。他的计划是在年底前在中国设立一个400万美元的小工厂，极有可能是在上海西部的苏州地区。他不计划在美国进行相应的裁员。
对于像Transmatic这样一个只有300名雇员、年收入6,000万美元规模的公司来说，这可不是一个小的步伐。“这是拿我自己的钱冒险，”汤姆森表示。
缩短与客户间的空间距离，这种思维模式对于Transmatic并不陌生。Transmatic在北卡罗来纳州有一家工厂向该地区的汽车生产商提供各种配件，在亚利桑那州有另一家工厂负责向美国和墨西哥边境附近的许多工厂供应配件。但在中国设立工厂，还有其他原因。众多的中国工厂源源不断地消耗了大量的钢材和其他原材料，Transmatic买入的原料和设备价格今年已涨了60%之多。汤姆森说：“这是一场前所未见的定价和供应危机。”
更为糟糕的是，Transmatic在美国的许多传统供应商（提供高端压力机和其他设备）都已将全部注意力转向了中国市场，导致美国国内的价格进一步上扬，而供应竞争减弱。汤姆森说：“基本上，北美市场已经是死水一潭，他们大都已经离开。”
另一家到东方寻找一线生机的公司是Howard Miller Co.。这家全球最大的落地钟生产商也是高端家具市场中的生力军，公司年收入约为2亿美元，员工人数875人。
如果要谈到中国企业给美国竞争对手带来的沉重打击时，没有哪个行业能出家具业之右。美国家具业寻求向中国进口产品征收新关税的战役今年已取得胜利。作为 Howard Miller的总裁，巴茨·米勒(Buzz Miller)目睹了太多同行转战海外或转行为贸易公司的过程。他选择了一条他称之为“混合策略”的道路，将美国国内生产与两家中国合资公司的生产结合在一起，这两家合资公司的员工总计约2,800人。此外，Howard Miller还从菲律宾和印尼进口雕花件。
“中国工人什么都能做，包括手工雕刻和家具表面特殊处理。这些工艺我们要么早就不做了，要么就是在美国做太贵，”米勒说。通过将半数家具部件的生产移至海外，五年来Howard Miller不仅保持了竞争力，也维持了国内员工队伍的稳定。米勒说，最近的上调关税并未影响到公司的中国业务。
竞争压力并不只限于北美市场。韩国的注塑模具和零部件生产商Solinc Co.去年就曾在竞标中败给了中国企业的低价。Solinc做了一些商业调查，甚至将不同的制造任务发包给中国企业，以更准确地把握中国的价格情况。 Solinc的营销经理Steven Koons说：“后来，我们把自己的产品价格细细分拆开来，看看到底哪些的地方成本太高了。”
Solinc现已启动了Koons称之为“创造性外包”的计划。公司在越南河内开办了一个配备高性能设计电脑的培训中心，那里的30位专家不久将承担起公司大部分的三维设计工作，成本将大大低于韩国。
Solinc位于汉城郊外的主厂仍承担著所有模具的生产，虽然一些较简单且耗费人力的生产工作已转移给菲律宾的一家公司。此外，Solinc在营销和服务上投入了更多力量，在美国和德国成立了销售办事处，以便更加贴近客户。出于类似原因，Solinc目前正在东欧选址希望建一家工厂，以根据欧洲客户的需求生产和改建模具。
“我觉得，应该说正是中国让我们变得更加强大，”Koons说，但他并不认为中国企业的价格竞争力还会持续数年。他说：“随著中国企业能力渐长，产品价格也会越来越高。”
利润率收缩，也是信息技术服务行业大公司面临的难题。从编写软件和电脑监控系统，到复杂的人事和会计事务的处理，信息技术服务的对象无所不包。印度在这个领域发起的强有力竞争与中国给全球制造业带来的挑战相比毫不逊色。
直到90年代，印度很多大型的信息技术公司仍在边缘游走，他们多数都在为美国企业编写软件。但到了90年代末，这些公司迅速挺进更加复杂且利润更加丰厚的领域，从会计核算和薪资管理到客户服务等等。这些业务不仅带来大笔收入，利润率也十分可观，往往超过30%。
印度新兴企业的低廉成本是其主要竞争优势，但即使是美国竞争对手也承认印度同行的营销水平很高。比如说，两年前，印度公司就开始大力宣传自己通过了美国软件工程研究院(SEI)能力成熟度模型(CMM)的高等级认证；这项认证是信息技术业内广为人知的标准。
“他们推销自己的手段无疑很高超，”电子资讯系统发言人特拉维斯·雅各布森(Travis Jacobsen)说。
同样的评价也适用于印度这个国家。直到最近，印度在对外贸易方面还基本上是采取保护政策，对大型外商投资企业也不太友好。但在90年代末逐步开放以来，印度改变了态度，开始采取更加积极的出口策略。
今年前6个月，美国从印度进口的商品和服务总额达到了74亿美元，而1999年全年的数字才不过90亿美元。放眼全球市场，印度的服务业出口额从1999 年以来激增了77%，去年的出口总额达到240亿美元。2003年，印度商品出口额540亿美元，向美国出口最多的商品是宝石、贵金属和针织服装。
许多公司（如电子资讯系统）都不得不通过将更多工作外包给低成本地区的方式，加快削减成本的步伐。电子资讯系统已启动了一项名为Best Shore的海外营销行动，并计划在明年年底前将低工资国家的员工总数增加一倍，至2万名；其中至少有四分之一将在印度。相应地，首席执行长乔丹 (Michael Jordan)表示，公司将削减高工资员工人数，2006年年底前最多裁减2万人。
参与公司海外事业运作的副总裁迈克尔·齐尔德瑞斯(Michael Childress)说，电子资讯系统进入印度并不是为了获得劳动力成本“套利”，更希望实现的是在深度行业专识和低薪资人才之间的平衡。
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的拉夫克·多萨尼(Rafiq Dossani)和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的马丁·凯尼(Martin Kenney)预计到2006年，印度从事于后勤服务或业务外包的人数将超过50万人。他们在最近公布的报告中称，适合海外外包的业务数不胜数。
外包到印度的服务项目迅速扩展至后勤服务的各个领域，从会计和簿记到纳税申报单的准备，再到保险索赔的处理等等不一而足。包括英特尔(Intel Corp.)和微软(Microsoft Corp.)在内的许多科技公司都在印度设置了相当规模的研发业务。一些新兴公司为降低成本也计划将不少的工作外包给印度，苦于没有资金？别急，有些风险投资公司也为此提供资金。
咨询公司Forrester Research Inc.预计到明年年底，美国将有80万个白领岗位流向海外，到2015年更会增至340万。国际数据公司(IDC)预计，未来三年电子资讯系统、IBM Global Services、埃森哲和El Segundo旗下的Computer Services Corp.将增加大约5万名海外员工，其中大多数都会在印度。
然后，才是真正战争的到来。目前，InfoSys和Wipro Ltd.等大型印度公司的收入与美国和欧洲的同行相比仍显得微不足道。比如，仅IBM Global Services一家的全球业务收入就达到了420亿美元左右，比所有印度同行的收入加总还要多。
许多分析师都认为，随著西方竞争对手纷纷在印度建立基地，印度公司自身的成本优势渐失，他们也不得不面临残酷的竞争。
还有其他因素也在影响著竞争格局。印度孟买和班加罗尔等城市出现的人才招聘热潮，正在推动薪资水平不断上升。而印度卢比的升值，则会侵蚀印度公司的利润。
纽约州罗彻斯特理工学院(Rochester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信息技术行业专家罗尼尔·希拉(Ronil Hira)断言，真正的硝烟不会弥漫在美国和印度的企业之间，而是在两国的就业者之间。“最后，获胜的可能是美国企业，但许多工作是由印度和其他地区的员工来完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