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多尔绝对是一个眼光独到的投资人。多年前，他所参与投资的公司—Google、AOL、Amazon.com等—成为了眼下互联网产业最辉煌的名字。现在，这位硅谷最传奇的投资者，正在中国寻找他下一个投资目标。
采访：许知远 闻海晶
M＝《周末画报》，J＝John Doerr
“我最欣赏的人是博诺。”像那位一心要拯救非洲的摇滚巨星一样，约翰·多尔(John Doerr)，硅谷最传奇的风险投资者，相信“重要的是，要赶紧行动起来”。在他的头脑中，除去现在热门的web2.0，还要思考全球变暖、不可阻挡的城市化等议题，他对于公共事务的热情与影响力，使得2000年时曾传闻他将与阿尔·戈尔搭档竞选总统。
自从1974年在当时默默无闻的英特尔谋得一职后，神形消瘦的多尔目睹了信息产业在过去30年中的兴衰。他目前的赫赫声名建立于他在风险投资公司KPCB的卓越表现。他所参与投资的公司是过去10年信息产业最辉煌的名字，包括AOL、Amazon.com以及Google等等，1999年他在几乎所有人都不看好的情况下投资给Google的1250万美元，5年后，价值增长超过了200倍。
对速度追逐与不可救药的乐观精神，是约翰·多尔成功的重要支持。他永远都不知疲倦地寻找“下一个伟大的观念”，不厌其烦将今日的信息高速公路，作比于500年前的地理大发现。他的乐观精神，即使在网络泡沫破灭的2000年似乎都未受太多影响。他对于即时信息的热情，比什么都狂热，在他随身携带的50磅重的皮箱里，总是有两台笔记本电脑，3台手机，两台相机，两个palm——即使在滑雪时，他也要与别人保持联系。
3月，约翰·多尔在北京接受了我们的采访。此刻全球信息产业的地图正在发生剧烈的动荡，印度与中国正在被过度地谈论。他与我们分享了他种种议题的看法，他的语速极快，似乎问题是不需要经过大脑思考的。
中国创业者
他们的挑战是人才
M：过去的几年中，人们都在谈论中国与印度，它们的竞争力是否被高估了？
J：我认为关于中国和印度冲击美国市场的言论并没有夸大的成分。但不同的国家在IT方面的强项也不一样。中国在无线领域的软件很强，印度的优势在数据处理和外包业务方面，而美国在应用软件领域则还将继续领先5到10年。
M：目前中国的互联网产业最重要的机会是什么？
J：中国的互联网产业的发展还处于一个早期阶段，它的互联网普及率正迅速上升，带宽在不断提升，无线接入也越来越普遍。但现在还没有出现能够主导整个行业的企业，因此现在中国的互联网企业正面临着很多创意和机遇。特别是无线连接、通讯和语音方面。随着语音聊天和语音信息的出现，未来互联网很可能会成为一种新的语音通讯工具。
M：你在中国投资了吗？
J：我们在中国已经投资了一个项目。在刚刚结束的和22个杰出的中国创业者的会议上，我们已经向其中一家企业作出投资承诺，另外还有一家的计划书让我们感到非常有趣。除此以外，我们也已经在和其他投资伙伴协商共同投资。
M：你对年轻一代的中国企业家什么印象？
J：他们很聪明，很有抱负。对于面临的挑战，我和他们的分歧在于，我认为他们的问题不是资金短缺，也不是竞争太激烈，而是在于找到人才并且留住这些人才。网罗人才的重要性对于中国的创业者来说越来越重要。
M：中国企业家与美国、印度的相比，主要差异是什么？
J：美国的企业家更有经验，有更多的地方可以搜罗人才，这方面的问题没有中国严重。印度企业家的首要问题也是人才。但是印度的经济不如中国多样化，他们在软件方面很强，因此人才问题更容易解决。
实际上中国的创业者，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企业家都有很大不同。首先，他们都极具进取心，能用更少的资源开拓更多的市场。第二，中国市场规模比较大，增长迅速，他们只要完全把注意力放在本土市场之上就足够了。第三，在很多中国创业者身上，都有一种民族主义精神激励着他们，他们期望通过创业能够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更强大的国家。
Google中国
应该获得独立决策权
M：让我们谈谈Google，它目前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J：Google目前最大问题还是它能否网罗到足够的优秀人才。他们现在正在招聘各种优秀的工程师。
M：对于Google在中国的发展做何评论？
J：Google中国应当获得独立的决策权，并在中国市场上采取合适的举措竞争。很多西方互联网企业在中国没有取得成功，是因为他们的授权不够充分，动作不够迅速，无法在市场上及时满足中国用户的独特需求。当然Google中国做得很好，我认为Google中国的李开复、周韶宁和整个领导层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团队。
风险投资
是一个服务行业
M：挑选值得投资的企业时，你的选择标准是什么？
J：一家互联网公司能否成为我们的投资对象有四个标准，首先是这家公司的技术优异性；第二，这个公司是不是处在一个规模广大，成长快速的市场中；第三，这个公司是否有杰出的团队；第四，这个公司有没有一种成长的紧迫感。
能够领导一个这样的企业的创业者，他们应该是富有激情，有卓识远见，而且有战略上的勇气，他们要具有出色的聘任人才的能力。
M：作为一个著名的、眼光独到的投资家，你是怎样看待风险投资行业的？
J：风险投资行业实际上是一个服务行业，它服务的就是那些创业者。因此，作为一家风险投资公司，首先必须具备行业知识，如果没有行业知识，你就没法帮助创业企业家。如果一个没有行业知识的人做创投，那么他只是在下赌注，而不是做服务。其次，你当然需要具备一个广阔的关系网络，这是非常关键的因素，这里面包括客户的网络、员工的网络、合作伙伴的网络等等，我们社会和整个世界都是由关系的网络连接在一起的。把握这些关键关系网络的能力，非常重要。我和我的伙伴们都非常热衷于参加一些社交活动，来扩展我们的关系网。
另外对于风险投资来说，风险分为几个部分，第一是技术风险；第二是市场风险；第三是财务风险，或者是金融风险，也就是说你有没有足够的资金建立起一个可以盈利的商业模式；第四是人力风险，或者叫人员风险，就是说你有没有一个非常出色的团队。比如说你应该有一个全部由A级成员组成的领导团队，因为只有A级的人才能招到A级的人才。
如果上面四个风险都能解决的话，你就可以去帮助创业者了。但如果你想以风险投资的身份出现，你还必须努力去获得帮助这些有前途的企业的资格，而不是仅仅通过购买他们的股票来介入他们。
下一波浪潮
绿色科技广泛应用
M：1974年你加入了Intel公司，之后进入风险投资领域。在过去的30年中，你认为IT产业在这些年中，发生了怎样变化？
J：1970年代到1980年代，是微处理浪潮。这股浪潮让大量计算的成本降低，并促成了很多发明。这个时期企业家最好是了解电器而非软件。第二波浪潮是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这时期产生了两股浪潮，一是意识网络，二是病毒技术的发展。第三波也是最大的一波是发生在1990年代到2000年代的互联网浪潮。今天我们依然处于这股浪潮中。
M：紧接而来的下一波创新浪潮是什么？
J：新的浪潮将是绿色科技在能源开采、发电、净化水以及交通等领域的广泛应用。这很可能是21世纪最大的经济机会。这个浪潮的核心在于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如何保证环境不被破坏。在接下来的20年，城市化进程会让全球城市人口增加两倍，从目前的20亿达到60亿。其中大部分会在亚洲特别是中国发生。绿色科技应用的利润将会很高，而且这也将是和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事情。
M：在这波新浪潮中，中国企业家的优势和劣势分别都有哪些？
J：他们的优势在于他们很聪明，而且非常勤奋。劣势在于中国的电力、交通和水市场都没有实现市场化，尽管这些领域的用户数量巨大。现在绝大多数中国企业家都不太善于向政府机构推销他们的产品，而政府机构的需求却是异常庞大的。
M：10年后，IT产业的格局会发生大的改变吗？
J：那时候会有更多的发明在中国产生。但20年后的情况现在就很难预计，有可能那时中国在创造力方面已经超过美国。
M：台湾在现在的半导体竞争中已经领先，在未来，它们的情况将会如何？
J：现在台湾的IT制造企业很多都已经迁移到中国大陆南部。对台湾企业，我的建议还是必须加强人才的培养，我们始终都在争夺人才。当然，还要努力和其他地区建立合作关系。
M：在不久前的web2.0大会上，你对网络提出了新的划分方法，能否解释一下？
J：我的划分方法主要是取决于网络是如何应用的。第一类是近距离网络，比如PC机，使用者非常接近屏幕。第二类网络是远距离网络，比如电视网络，因为你在看电视的时候，使用者和电视屏幕之间有着一段距离。第三类网络是听觉网络，这种网络是通过我们随时随地携带的手机来实现的，包括普通手机和智能手机，其实它是无处不在的，是随身携带的网络。第五种是机器网络，是机器与机器之间的网络，比如视频识别网络，或者叫做网状网。
永远避免的错误
放弃尝试改变世界
M：你在IT领域以乐观著称，6年前泡沫破灭对你的改变是什么？
J：对于这次经历，我们更倾向于大繁荣结束的说法。大繁荣带来投资和进步，它对科技发展是宝贵的。在大繁荣结束后，为了生存，我们不得不通过解雇等手段缩小公司的规模。解雇员工从来都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但我们还是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日子，现在我们正处于一个平稳增长期。但无论公司和我个人都更加谨慎和成熟了，当然在网罗优秀人才的时候，我们也更加迅速了。
M：在风险投资取得成功的同时，你也犯过一些错误，从这些错误你学到什么？
J：我犯过很多错误。从这些错误我首先明白人才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我也知道了动作太早、想做太多，或者心太大都可能导致失败。但我学到的最有价值的经验却是——永远放弃尝试改变这个世界。真正的企业家就意味着，用尽可能小的成本去做尽可能多的事情。中国的一些企业家，比如当当的李国庆和俞渝都是这样厉害的人。他们总能做到我们想象之外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