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近日终于提高了存款准备金率。7月5日以后，目前执行7.5%存款准备金率的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将执行8%的存款准备金率；城市信用社和现执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的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从目前水平同步上调0.5个百分点。
这不是一个令人意外的决策。实际上，从今年3月份开始，很多分析人士就已经感受到即将到来的流动性泛滥，于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由于提高存款准备金具有乘数(放大)效应，同央行一般的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相比来说，是一剂猛药，有着更强的信贷收缩功能。所以，或许当央行觉得票据回笼资金太过辛苦时，存款准备金率的“魔杖”就被祭起。
根据央行6月14日公布的月度金融运行报告，5月份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19.1%，人民币贷款同比增长16%，1-5月全部金融机构累计新增人民币贷款超过了2006年全年预期目标的七成以上。央行分析商业银行信贷扩张的原因是各地政府的投资冲动(基建驱动模式)，尤其是一大批“十一五”重大项目建设启动，导致贷款需求持续上升。再加上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上市后，资本金得到较大补充，为提升资产收益率和股东回报，商业银行出于“早放款、早受益”的考虑，扩张贷款的动机增强。同时，外汇流入较多(外汇占款)，导致人民币供应充沛，为银行扩张信贷提供了资金条件。
的确，从宏观数字上看，中国有着很严重的经济过热。这些数字指标所显示的过热状态有点像2003年。2003年商业银行信贷扩张冲动的原因是想通过发放贷款做大分母，进而达到稀释不良贷款率的目的。当时央行也动用了存款准备金政策，在该年的9月21日把准备金率由6%上调至7%。并且，2003年被认为是中国经济急剧“重型化”的关键年份，各地政府大量“上马”重化工业和疯狂投资固定基础设施建设。
但是，两者一个重大的背景不同是：2003年，全世界并未陷入一种可怕的流动性泛滥，甚至有一种轻微的通缩趋势。但是，2006年，整个世界经济体系都面临资金过剩的局面，所有资金都在饥渴地找出路。而这决定了2003年的经验对于2006年来说，是完全不适用的。
于是，我们看到，2003年克服信贷扩张并不需要用提高贷款利率的手段，而在今年，央行却必须将贷款利率提高了0.27个百分点，因为央行发现，中国的流动性泛滥的问题在于，中国经济存在两个对人民币产生需求的部门，一个来自国内，一个来自国外。而在2003年，国外部门需求产生的影响力没有现在这么严重。从这个意义上说，央行再度提高贷款利率并非像一些学者想象的那样，是件可以自主控制的事。原因很简单，世界性的流动性泛滥会让央行投鼠忌器。尽管中国的贷款利率被认为仍然偏低，需要大幅度提升才能对企业投资行为产生重大的控制力(现在基本上贷款利率和投资是没有直接的负相关关系)，但是，世界性的基准利率大致和5.85%的水平相近，甚至在其之下。那么，当继续提高贷款利率，导致了更多的企业会拥抱外部资本。而且，贷款利率的提高，会影响国企的一些利益，因为它们习惯使用廉价的资金，而且它们有着独特的话语权。
于是，局势迥异的根本原因在于，2003年的经济过热是一种内部的，当时同外部世界互动比较迟钝。但是，2006年，央行发现，中国货币政策的作用范围不仅仅局限于国内了，它开始和欧美日本等国家的货币政策发生有趣的互动。它改变了过去，外部世界对于中国的“刺激-反应”模式，而变成了“输出—刺激—再输入”的模式，也就是说，中国央行出台货币政策之后，它不仅作用于国内，而且作用于其他国家，其他国家感受到央行的政策之后，产生一个“感受和消化”的状态，随即发生相应的行为，并将这个行为又反作用回中国。这让人想起了混沌学里面的“冲击导致的累积循环”机制。
我们有理由为此次上调存款准备金，号称会冻结1500亿银行资金的行为感到担忧，因为我们根本不清楚，国外部门将会如何消化我们的政策，它们将会输送进什么“玩意”给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