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９年初刘瑞旗又一次找到邢冬生，这一次他是要给恒源祥今后生产的绒线注册一个商标，名字也想好了，就叫小囡牌（小囡：吴方言，意思是乖孩子）。注册费花了８００元。当时刘瑞旗还专门找了一个设计师设计小囡牌商标的图案。据外界普遍流传的故事版本，说现在小囡牌的注册商标中的那个男孩，是按照童年时代刘瑞旗的照片拷贝设计的，《新民晚报》、《文汇报》等都刊登过这个故事，刘瑞旗在讲演中也说过同样的话。尽管刘瑞旗长着一张非常中国化的脸，孩提时代的照片浓眉大眼、十分秀气，但这些都是刘瑞旗宣传恒源祥品牌的一个策略。现在，“小囡”作为恒源祥的一个副商标已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对于一个并没有自己的工厂，只是销售别人的绒线和羊毛衫的商店来说，这两个举动令人费解。刘瑞旗为什么要通过法律来向世人昭示这两块牌子是他的？他拿了这两块牌子想干点什么？人们百思不得其解。但是几年以后人们很快就明白了刘瑞旗的高瞻远瞩与良苦用心！
１９８９年对于刘瑞旗来讲，是经历了人生中的一次搏杀与考验的一年。１９８９年初，国际市场上羊毛价格大涨，作为国家计划经济重点调控的绒线，１９８９年２月物价局发出指令：全毛绒线涨价百分之五十。这时候，绒线按人按户供应的票证早已取消，但涨价百分之五十以后，花色好的尚能销售，花色差一点的已经开始滞销。到了１９８９年１０月，绒线的销售旺期到来，物价局再次发出指令：全毛绒线在２月份已经涨价百分之五十的基础上，再次涨价百分之五十。也就是将１０月份与２月份的价格相比，涨了一倍还不止。比如混纺毛线从原来的１３．８元１斤涨到了３０元，这一下花色好的毛线也难销动，而那些黑的、灰的、大红、大绿等颜色的毛线全部搁煞在柜台上或仓库里，营业额从平常每天销售绒线１２００来斤，一下子跌到平均每天销售２００斤都不到，有时一天下来一斤也卖不掉！
刘瑞旗心急如焚，这时候他急的不是没有绒线，而是绒线积压在仓库里实在太多了，至少搁煞了他两三百万元的资金！而当时恒源祥一年的营业额也只有１０００万！怎么办呢？只有一条路，就是走向市场，按市场经济的杠杆来调控价格，该涨价的时候涨，该降价的时候降，而现在首当其冲的是应该将这些积压在仓库里滞销绒线的价格大大地降下来！但是要想把绒线的价钱降下来，谈何容易！
在计划经济的时代里，价格是核心。每一样商品进价多少钱，卖多少钱都是由物价部门严格核定的，许多大人物说了都不算数，更不要讲像刘瑞旗这么一个小小的恒源祥绒线商店的经理了。但刘瑞旗绝不是一个轻易服输的人，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心要碰一碰商品价格这个计划经济模式中的要害和核心。他打了报告，要求降价，他仔细算了一下，按照国际市场上的羊毛价格，高粗的全毛绒线从５１元多降到３６元，混纺绒线从３０余元降到２３．８元。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计划和设想，按这样的价格销售，恒源祥积压在仓库里的两三百万元绒线均跌进了成本，至少要亏损１０多万元。如果加上经销成本，还要亏损１０多万元，两项相加，超过２０多万元。但刘瑞旗胸有成竹，他义无反顾，一心一意要做成这一桩亏本的买卖。
报告打了上去，区百货公司以及其他单位都没人敢批，有人还冷嘲热讽，讲刘瑞旗是痴人说梦，报告又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刘瑞旗一不做二不休，干脆亲自出马，直接将报告送到了上海市物价局。几天过去了，报告如石沉大海，一点信息也没有。刘瑞旗于是又将电话打到了物价局。电话是一位姓马的处长接的，历史应该好好地为这位马处长记上一笔。刘瑞旗问：我们恒源祥打上来的报告您收到了吗？马处长回答说收到了。刘瑞旗又问：那为什么还不批下来？马处长笑了：批下来？你是要批同意还是要批不同意？事情不像你想的这么简单。刘瑞旗连忙插上话去：“自然是批同意喽！我们恒源祥是靠卖毛线吃饭的，毛线积压在仓库里卖不出去，我们拿什么来吃饭？”马处长讲：“这我晓得。”他在电话里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回答：“你自己去卖吧，我们就不批了。”说完搁下了电话。
（五十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