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的中国城
走近耶鲁，仿佛走近了卡尔维诺的“命运交叉的城堡”。
从纽约的中央火车站坐短途火车到纽黑文，在车站拿了一张地图、出站、打车，10分钟之内，我就进入了耶鲁的校园，汽车穿过青黄色的院墙，停在了约克街320号。那是一座砖红色城堡似的大楼。耶鲁大学东亚系教授孙康宜的办公室就在这座城堡里，我和她事先约定就在她的办公室做一个访谈。
这里俨然耶鲁境内的中国城。无论是墙上的壁挂还是书桌上，书架上的中文书，中国文化的踪影四处可见。我见到孙教授的第一句话就成了：这里没有陌生，只有亲切。我们的话题在中国古典诗歌、耶鲁的校园文化、女性主义、诗歌的不可译性之间切入、移动、转换着……
孙教授在耶鲁讲授中国古典诗歌，在我的眼里这是太阳底下最美好的职业了。她带我走出办公楼，在耶鲁的阳光和阴影间穿行，去一家会员制的饭店吃午饭。那是一顿西式的自助餐，对于我的中国胃来说视觉的美妙超过了味觉的美味，阳光透过窗户把一束束明晃晃的光线打进来，洒落在地板上、桌布上，水果色拉和奶油蛋糕上，光线似乎有一种金属般的质地，在切割空气时会发出圆号般的乐音。
耶鲁的源头
1701年依然是公认的建校之年，因为校方坚定不移不再改期。有关耶鲁源头的传说，我是从耶鲁东亚系孙康宜教授那里听来的。
故事的元素是40本书和10位神职人员。
据说，建校前的某一天，10位胸怀此志的牧师骑着快马，背着书囊，从不同的地方汇集到纽黑文的布兰佛镇，最后马蹄声消失在萨穆尔•罗素的家门口。
夜色来临，萨穆尔的家里却分外明亮，驱赶黑暗的不仅是烛光，还有10个牧师心里的光亮。他们一个个排出自己带来的大部头书籍，40本厚厚的书躺在桌上。他们盟誓：我为大学的创建而捐献。10个人的声音溅落在书页上，成为沉默的书页间永远的回响。
耶鲁从此诞生了，简朴又庄重，平常而传奇，真的那么简单吗？版本有几个，书籍和牧师的数量，各种版本略有差别，但其文化精神和价值取向却是一致的。书是立校的根本，书籍比金钱更重。
在耶鲁人的眼里书是至高无上的，书是镇校之宝。1716年前这座大学城被称为大学学院，一位从塞布鲁克迁到纽黑文的耶鲁先生向学院捐赠了400多本图书，校董们感念之心，难以言表，商量决定把校名改为耶鲁。
较劲：哈佛与耶鲁
每年无论是哈佛人、耶鲁人都会不由自主地关注以下这些信息。一年一度的全美高校排行榜谁是第一，耶鲁与哈佛？一年一度的橄榄球比赛，谁是第一，哈佛与耶鲁？一年一度的新生录取率，谁低谁高，耶鲁与哈佛？同时被两校录取的优等生，选择两校的比例如何？
这些不想掩饰的关注显示着一个彼此心知肚明的事实：耶鲁与哈佛之间的互相较劲。长期以来两校间无法克制的较劲，产生了许多有趣的故事。
故事之一：1997年的全美高校排行榜中，耶鲁成了第一，而多年的领头羊哈佛反而成了第三，《耶鲁每日新闻》报不失时机地打出了这样的标题“美国新闻终于承认了明显的事实：耶鲁是第一”，外加一句“哈佛连第二都不是”。没想到1998年两校的排名位置正好互换，可想而知哈佛的校报会以怎样的火力来还击。
故事之二：每年两校间的橄榄球比赛是哈佛和耶鲁的学生间争强好胜的热门赛事。出人意料的是比赛不仅让在校的青年学生热血沸腾，还吸引了已经毕业的校友们重回故地。当哈佛的校友身穿“让耶鲁绝望”的T恤，与师弟师妹们一起为自己的母校欢呼助威的时候，他们的确感到了青春依旧，Yesterdayoncemore，昨日再来。当然耶鲁的校友们也不会示弱，他们和学弟学妹们同声高唱着“哈佛队会打到最后，但是耶鲁队会赢”时，分明感到自己的心和耶鲁一样永远年轻。
故事之三：当每年的优秀毕业生往往同时收到几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75%的学生会选择哈佛，无疑这是全美大学中最高的比例，当被问及为何如此选择时，有位学生反问：“怎么可以放弃哈佛的录取通知书呢？”
有一回走在耶鲁的校园，看见学生穿着印有哈佛校名的运动衫，奇怪，仔细一看，Harvard大字上面还有一行小字：Ihaveneverbeento，(我从来没有去过)不禁感叹，的确高明，幽默是最好的自我解嘲。
耶鲁与哈佛双峰对峙、互相较劲说来话长，有着历史与现状的各种因素，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大西洋彼岸的牛津和剑桥十分类似。
创办于1636年的哈佛大学是美国的高校之母，所谓“先有哈佛，后有美国”，说的是哈佛立校比美国建国还早。而建校于1701年的耶鲁是从哈佛分离出来的，耶鲁大学的创始人是哈佛的校友，他们对哈佛允许新教徒担任教职或入学颇为不满，就召集同道拂袖而去，在康尼迪克州新港地区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独树一帜，建立一所“要像金字塔般不朽的大学”，耶鲁从此诞生。
在近40年的岁月中，美国只有两所大学。自从1740年以后，才有了宾西法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长春藤盟校的陆续加盟。所以摆脱哈佛的影响，确立自己的文化个性，对于耶鲁的独立、发展至关重要。
耶鲁大学东亚系的孙康宜教授在论及争取个性独立、维护学术自主的耶鲁精神时，和我谈起过这样一段耶鲁往事。60年代越战期间，美国政府下令：凡是“ConscientiousObjectors”(即自称以道德或宗教理由的反战者)一律不准领取奖学金的资助。当时美国诸名校———包括哈佛及普林斯顿，全都遵照政府的指示行事。惟独耶鲁坚守学术独立的一贯作风，继续以申请者的成绩为获取奖学金的唯一标准，完全漠视政府的规定。后果耶鲁失去了来自联邦政府的一大笔基金，经济上几度陷入困境。
虽然如此，美国的知识分子并不功利地就事论事，以为他损害了耶鲁的利益，而是把耶鲁校长布鲁斯特当成文化英雄。而他对耶鲁精神的那段概括，成了几代人记忆中的经典。“最终一般社会上的人士将会了解：只有在学校拥有全部的自治权力、每个教师及学者皆有研究自由的条件下，整个社会才会有完全的自由与平等；而这才是耶鲁的精神所在”。
布鲁斯特退休离职后，继任校长伽马蒂对他推崇备至：“当年最伟大的校长，或许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位。因为他具备超人的智慧和勇气……”连哈佛大学的校长巴克在布鲁斯特的葬礼上，也发表了由衷敬佩的讲话：“身为耶鲁校长，他赢得了我们所有当校长的人的尊敬。我敬佩他，尤其因为他很成功地提升了他的大学的学术品质，对于他在混乱的六十年代后期能够领导耶鲁顺利地过关一事，我感到敬畏……”
耶鲁与哈佛之间的较劲是一种棋逢对手的公平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