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文化富有多样性，数世纪以来法国都是世界文化中心之一。
《国家和文化政策》
菲力蒲·布瓦里叶著 任友谅 译
2001年12月
1959年,第五共和国刚成立不久,戴高乐将军把法国新设立的文化事务部,委托给作家安德列·马尔罗。与此同时,一项真正的国家文化政策诞生了。这个管理机构虽然年轻,但它仍然可以依靠这一令人无法忘怀的宝贵遗产，即"建立在理论和法典基础上的悠久历史”。
今天,在公众舆论中,文化政策已经得到广泛认同。它经常作为法国特色的一个组成部分，展示在世人面前。我们首先看一下马尔罗十年中推行这项政策的特点,再来研究此后三十年中这一政策发生的主要变化。
昔日的国家干预
从1815年到1875年,在革命的暴力和破坏下,出现了五个政体频繁更替的状况。即使组建一个稳定的政府困难重重,但历届政府都始终不渝地坚持了有利于发展文化艺术的政策。艺术和文化的财富超越于政治制度和这一部门的管理模式之上,被看作是实现民族团结和同一性的强有力的保证。因此,得到了历届政府的不懈支持。十七、十八世纪时,在成立艺术院校(音乐、美术……)和皇家手工艺工场(壁毯、瓷器〉的时候,国家采取皇家庇护和资助以及审查的手段,对文化产品施加影响。大革命的十年,奠定了法国文化特殊性的基础。在保护和"破坏"(毁坏艺术品〉之间的辨证关系中,诞生了"民族财富"这一概念。试图改造民族意志的艺术政策遭到了失败。然而,某些主题,例如崇拜伟人:某些实践,例如国家会考,本来就是共和制的传统。在1799-1804年的执政府时期和帝国时期,文化被置于皇帝拿破伦一世的控制之下,完全昕命于他的意旨。革命的遗产虽然没有被全部槟弃,但己受到严重破坏。第一个民族财富政策,被七月王朝(1830·1848〉进行了新的诠释。在建设一个由国家严密控制的文化机关过程中,设立一家"历史遗迹"管理部门,一度成为了一切问题的关键。主要目的在于巩固建设中的民族文化,实质上,其初衷并不是要实施民主。
第三共和国崇尚自由的艺术方式,这种方式致力于发展美感,并使国家的艺术天才受到尊重。两种倾向得到了确认:国家从私人和商业的艺术领域撤出,承认艺术生活的多元性,承认艺术市场是衡量艺术品价值的主要途径。在一个永远是权力集中化的国家中,文化政策应该优先支持艺术教育和保护民族财富,力求实现为公众服务的艺术使命。
人民阵线(19361938〉对这种自由化的逻辑,做了一些修正,强调了国家进行干预的合法性,并且提出使精英文化走向大众化的前景。它的唯意志论的政策,得到了法国共产党和为数众多的社团运动广泛支持。维希政权(1940·1944)把这些倾向纳入了国民革命的反动纲领:加强行政建设,扩大国家的影响力。法国光复时,面对形同虚设的行政管理,以及教育部监管下艺术部门预算拮据的局面,即使把文化权利写入宪法,也只是一纸空文。当代人认为到在文化问题上,国家必须具有影响力,这种认识是在1935一一1958之间的转折期形成的。在上述三个时期，设立文化管理部门的意图得到了加强。
文化与全民族的政治与国民意识的觉醒是紧密相关的。这一观念是由几个强有力的少数派人物提出来的,他们或多或少都与国家机器有关,经常是接近或来自人民教育系统的。然而奄奄一息的第四共和国的最高权利机关和政党,根本没有把文化政策放在真正的优先地位。所以,著名作家安德烈·马尔罗--这位著名的反法西斯英雄--承袭了文化机构中长期积淀的营养和无比丰富的实践经验。
文化政策的创立（1959一1969）
1959年,国家主要在组建文化事务部方面进行了工作。1959年2月3日的总统令,把原属工业部和全国教育部的职权交给了马尔罗。1959年7月22日,安德烈接受了法国文化事务部长职务。最初,交给部长的使命中没有艺术部门。1959年7月24日的总统令指出:"负责文化事务的部机关,其任务是使人类的、首先是法国的主要成就,让尽可能多的法国人受益,确保我们的文化财富具有最广泛的支持者,对艺术作品的创造、和丰富创造艺术的精神应该给予有利支持。"
对于民主的要求,通过这项奠基性的总统令所指明的方向,最终取得了辉煌胜利。在这个
意义上,马尔罗推动的政策,无疑被保留在了人民阵线者的心里。最根本的方面是,对平等的关注和文化民主的愿望己深入人心。马尔罗的文化政策符合福利国家的逻辑,即 "要使人人都能平等的进入、参与并融入文化福利的环境中去"。为了实现这一愿望,文化部实施了两项政策:一、使全体公民进入文化事业:二、加大对艺术家的社会福利保护范围:更进一步的是,戴高乐共和国式的现代化逻辑影响了文化政策,国家通过领导、促进和规范、发挥它的领导作用。从1961年起开始实施的计划便源自这一逻辑。
马尔罗认为,把人们聚集在一个以理性为主导的社会中,是只有艺术才拥有的美德。1959年12月,他在上议院的讲台上强调,他希望实现与意识形态的决裂。他说:"分界线在什么地方?国家教育部告诉我们一一我们应该做的,是要使它存在。简而言之,使人们知道拉辛，那是大学教育的事,使人们喜爱拉辛的戏剧，是戏剧工作者的事。我们的工作,是要人们热爱人类的天才,尤其是法国的天才,而不是让人家知道这些天才,介绍这些天才的事，应该由大学去做。可以说,爱,属于我们。"一个双重的拒绝,标志着与国家教育部的分野。一个拒绝是，艺术认知的民主化,另一个拒绝是，一切从属于教学范畴的事务。进入文化,要通过艺术作品和公众的直接参与,才能获得真正的发现和融合。优秀的文化创作,必须摈弃教导的性质以及人民教育社团那种业余爱好者不认真的态度。另外,他与美术院校的决裂，表现为对先锋派的支持和对学院派思潮的抵制。
然而,文化事务部依然是实力不强的部门。在组建方面遇到的困难,一方面是预算不足,另一方面,是要和财政部及教育部进行连续不断的斗争。1968年的五月风暴动摇了文化事务部。极左派把矛头指向文化民主化的神话,现行秩序的维护者,指责国家支持一些有颠覆国家嫌疑的艺术家。在艺术创作者和文化部之间的同盟中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破裂。更为不利的是,在确认大众文化和消费的时刻,文化事务部对文化企业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另外,和人民教育的脱钩加强了传播精英文化的逻辑,而这种精英文化与绝大多数法国人的文化活动几乎毫无关系。过于集中的文化事务部,在全国各地影响甚微,即使有几家"文化之家",也是在历经曲折之后,才与地方政府建立某种伙伴关系。
1969…1981年期间，笼罩着文化发展氛围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央各部动荡不安,文化事务部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1971年,第四个国家发展规划报告,记录了文化民主的失败,它指出了文化部资金不足问题,也强调了在能力有限范围内所进行的创新努力。在这种状况下，"发展文化"的概念要求应对这一失败以及1968年五月运动引起动荡问题进行反思。杜阿梅尔部长(1971一1973〉为法国文化现代化做出了努力:他支持部内横向联合,部际之间进行前景合作,从而使文化事务部的预算获得显著提高,并同时确认了地方政府的地位。
总理雅克·沙邦·戴尔马"新社会"的第三部,和安德列·马尔罗所钟爱的文化行动理论,发生了深刻的决裂。如果说"文化"的民主化依然存在,但它的概念已被两种新的理念所修正:普遍接受精英文化的观念受到质疑,承认达到民主化有多种途径,代替了美学冲突的必然性。国家应该保持至高无上的地位，支持文化传播而拒绝市场经济的做法。杜阿美尔的文化政策,虽然起到了奠基的作用,但雅克·沙邦戴尔马的政治失败,使这项政策大打折扣。
1974年起,一种自由主义的逻辑在导入文化政策之后,国家对文化事业的投资大为减少,甚至连共和国总统瓦列里·克斯卡尔·德斯坦也对这一新政策表示漠不关心。虽然，在米竭尔·纪担任文化国务秘书时期(1974·1976〉,专业人士称这一时期为"文化之春",但无形之中，自由至上的逻辑削弱了文化部为广大公众服务的使命。这一时期，城市的文化政策得到了发展,这些城市在不同程度上都和国家强调的发展方向不无关系。在总统七年任期结束的时候,"文化国家"依然相当虚弱,只在保护民族文化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使文化界专业人士深为不满的是，政府不再把文化政策放在优先地位。
文化的必要性:1981·1993
1981年,左派上台引起了三重分裂。主要是表现在文化部预算额度翻了一番。文化部长雅克·朗得到了共和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始终不渝的支持,他知道如何去实现这种巨变。此外，在文化和经济之间进行合作的要求,可以被视为涉及社会主义文化政策的一场哥白尼革命。各个地区的政策,都从这些数量与质量的分裂中获益。"大工程计划",也是文化政策得到总统首肯的证明:大卢浮宫博物馆、巴士底歌剧院、音乐城都是在这一时期建成的……当年具有奠基意义的戴高乐总统令，首次被正式更改。1982年5月10日颁布的总统令，对文化部的使命做出了重大修正:“文化部的使命是：使全体法国人培养发明创造能力,使他们能够自由地验证自己的才华，并能按其志愿受到艺术培训。为了整个集体的共同利益,保护全国和地方以及不同社会集团的文化财富，为艺术作品和艺术思想的创造,提供支持和帮助,并使这些作品具有广大支持者，在世界文化的自由对话中,促进法国文化艺术的发展。”这项新法令,无疑承袭了马尔罗的精神,但又做了十分明显的修正。主要之处在于,文化民主化让位于个人自由发展。在尊重地方、国际、抑或是社会的文化遗产前提下，进行创作，对过去认为是不入流的文化活动(连环画、摇滚音乐……〉给予有争议的承认。如果说，文化范畴的扩大,引起了观察家们的注意,在文化和经济之间的结合,也同样引人瞩目。对文化企业的支持,赋予文化政策一种与经济和企业政策同样的规模。中央管理机关逐渐以某种双重面目出现。一方面，是艺术家、艺术单位和艺术行业的部机关,另一方面，也是文化企业的部机关。八十年代初,左派的文化政策受到了十分激烈的批评。
国家预算中的文化预算份额(1980…2001)
文化部预算来自其它部(外交部、教育部)的资金,用以支持国家在文化方面的投入。2001年,文化部的预算高达一百六十七亿二千万法郎(即二十五亿四千九百一十八万欧元)，而1957年,却仅有一亿四千五百万法郎。
文化政策的重新制订(1993一-2000 )
1993年右派重掌立法权之后,雅克·杜朋推行的文化部政策,很快就步入了雅克·朗的后尘。其政策有三条纲要:领土整治是政府公布的一项优先政策，使全体国民关注文化事业和受到文化教育，加强法国在国外的文化活动。
1993年秋，在大多数公众舆论和政党广泛认同的基础上，展开了关于"文化特殊性"讨论。人们普遍认为,文化财富和文化服务,不能按商品那样对待。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即使当时的财政状况己大不如前,文化也不再受到政府的优先关注，但是右派上台并不影响文化政策的连续性。可是,得不到总统支持的文化部,财政状态每况日下,已经无法应对财政部的要求。这种状况与雅克·朗部长的两年辉煌时期相比，实在不可同日而语:当年文化部的预算与日俱增、又得到了总统的鼎立襄助。
1995年总统大选后,文化政策问题被抛到九霄云外。新上台的右派政府文化部长菲力蒲·杜斯特·布拉吉声言,要对文化部的政策进行一次创新性的思考。1996年10月,呈报部长的里格报告,再次确认文化行动为大众服务的法国模式的合法性。国家的地位被有力地提了出来,但它是在考虑到与地方政府进行协调的条件下，以政府行为的方式提出来的。恢复文化部的财政能力也势在必行。报告指出，财政部对政府的文化开支采取的敌对或不信任态度是完全错误的。文化和艺术教育,做为一项"民族事业"被提到日程上来。报告最后指出，当务之急是要协调好各项针对文化企业的政策。1997年春,立法选举和左派政府的到来,终止了"重建"文化政策的进程。
文化与通讯部的新部长迦特琳娜·特罗特曼女士,承袭了前任部长开展的活动。管理现代化伴随一项"重建预算"，同时，文化部也加快了"地方分权"步伐,即把职责和经费分散到大区中的地方部门,同时,加强了与各级地方政府间的合同式协作,从而使地方政府管理三分之二的国家文化投资。在各类合同中(国家和大区计划合同、居民聚集区合同、国家合同、在新的伙伴形式中与演出单位签定的使命公约〉,都体现了这一政策。
文化部的地方分部
1977年设立的地区文化事务厅,到目前为止已有二十八个,它们是文化部设在大区中的分部。负责在下列部门中分配国家拨款,并提出建议和评价报告:博物馆、文化遗产、文献、书籍读物、音乐舞蹈、戏剧演出、造型艺术、电影和视昕艺术，同时负责在当地协调大型文化活动。地区文化事务厅是各级地方政府(市镇、省、大区〉的对话者,可以和国家联合对一些活动进行投资,内容包括:艺术教育、文化节、文化设施的建设与管理(剧场、图书馆、音像资料馆、音乐或戏剧学院、博物馆、歌剧院、艺术中心……〉
迦特琳娜·特罗特曼按照前任的做法, 支持地方民选领导对于民间艺术的态度(资助一些可称之为法国民族传统的活动,取消对不遵循这一路线文化机构的补贴〉，加强了在维护文化多元化中的国家地位。2000年3月,迦特琳娜·塔斯卡接任文化部长,在三个方向上推进她的工作:促进文化多元性,创造进入文化的条件,推动地方分权化向纵深方向发展(签定了"文化地方分权意向书"〉。
针对法兰西式的文化政策，“在轻蔑者和赞美者之间进行的对话”始终占据着媒体的舞台。当前进行的主要论战，都在不同程度上与"世界一体化"有关，对法国的文化政策提出了新的挑战。因为,今天的文化部门,饱受大多数文化企业领域中经济至上逻辑之苦,而在这一领域中，跨国企业的数量与日俱增。在法国文化政策形成过程中,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始终是一个关键时刻。然而,法国"文化之国"的地位，没有因为诋毁者企图加在它的身上的不实之词而受到动摇。即使在雅克·朗部长那些辉煌的岁月里,地方政府的高昂积极性导致对国家唯一影响力表现出细微的区别。法国的特征是，文化与经济的混合状态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在世界一体化的框架内,对文化多样性的支持，在多元文化社会中,对进入、参与文化的支持，在民族遗产和演出部门中，比在文化企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今天,，具有悠久历史的法国文化部似乎更具挑战性,依靠异常丰富的管理经验,它的文化行动已经更加合理地遍及全部法国领土。
参考书目:
杜布瓦··万桑:《文化政策,国家干预的起源》巴黎伯兰出版社1999年
卢兹雷·达维路易:“有趣的政治策略：当代法国的文化政策和文化辩论”牛津-华盛顿，1995年出版
普瓦蒂叶··菲力、蒲:《国家和二十世纪大法国文化》巴黎,袖珍书出版社000年半;华累得
普瓦蒂叶··菲力蒲与里佑·彼埃尔(主编〉合著:《文化事务和国土》巴黎法国文献出版社2000年
于赫法里诺.斗在力蒲:《文化政策的构想》巴黎,法国文献出版社1996年
瓦莱斯纪埃勒一埃玛纽尔(主编〉：《1959年以来,法国文化政策词典》巴黎,
拉露斯一法国科学研究中心出版社200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