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政务的实践一方面增加了某些行政成本，一方面减少了某些行政成本。虽然在总体上和长期趋势上可能降低行政成本，但在短期内不是不降反升，就是降低不显著。简·芳汀认为，虽然电子政务可能存在降低行政成本的巨大潜力，但在电子政务的起始阶段，不必过分强调节约成本。如果局限于纯行政成本的角度，甚至会得出电子政务是得不偿失的结论。因此，有必要拓宽观察电子政务成本的视野，从更广阔也是更深刻的角度理解电子政务。这些视野包括行政绩效视野，社会成本视野和政治改革视野，从这些视野中把握电子政务变革的合法性。
行政绩效视野的关键在于，它将行政成本与行政绩效联系起来。20实际80年代以来的新公共管理，各国注重政府绩效管理。澳大利亚为建立现代低成本政府的目标，实施计划管理和编制预算及财政管理改进计划，其焦点不再集中在投入上，而是注重在达到的效果上。当代行政追求的不仅仅是小成本，而且特别强调行政绩效，成本与绩效兼顾。以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效益，将行政效率的提升与行政成本的降低综合进行考虑，才是行政管理的目标。
从这个视野，电子政务降低行政成本只是考量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则是看电子政务能否提高行政绩效。电子政务活动主要有三类：政府间的电子政务(G2G)，政府与企业的电子政务(G2E)，政府与公民的电子政务(G2C)。通过电子政务，政府一方面能够实现过去不能行使的效能，比如全时服务。一些放大国家的公共服务部门运用信息技术，从而使常见问题可以在全天24小时之内通过上网、打电话等途径，随时获得自动答复和解决。另一方面改进过去的政务绩效。电子政务实践中基本的经验是，处理政务的速度更快，更能适应节奏变化很快的现代社会；处理政务更为公正，信息更为公开，办事程序更为透明；处理政务更加以顾客为中心，方便了客户，公众更为满意。
社会成本的视野关键在于，以社会总成本而不是行政总成本衡量电子政务的效益，更多考虑整体的利益，考虑社会成本和回报。社会总成本指政府成本与客户成本之和。实践上，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一方面是政府必须付出一定的行政成本，另一方面则是客户必须付出一定的成本。为了减少政府的成本，而增大顾客的成本，不符合政府变革的顾客导向时代潮流。所谓顾客导向，就是以顾客的需求确立政府施政目标，以顾客的满意衡量公共服务质量。满足顾客需求的最有效的方式是尽量降低顾客的成本，即降低顾客在使用公共产品和服务过程中的费用和付出。电子政务正是在这个方面大有作为。比如电子政务的G2B业务，企业通过政府税务网络系统，在企业办公室就能完成税务登记、税务申报、税款划拨、查询税收公报、了解税收政策等业务，既方便企业，也减少开支。例如，瑞典社会保障委员会过去是用电话对公众提供服务，每次电话服务收费30个瑞典克朗，改为网上服务后，现在上网服务一次为3个瑞典克朗，为用户减少了费用。尤其是电子政务的无缝隙服务，与顾客保持密切的直接的联系，不仅为顾客提供所需的个性化选择和多样性和参与，更好地满足顾客更高层次的需求，也减少顾客与政府部门的不必要的直接接触，从而避免如官僚主义、层次繁多、相互推诿、手续繁琐、公文旅行等诸多问题，最大程度竭力消除顾客使用公共产品和服务过程中的成本。
政治改革视野则是从政治角度观察电子政务。电子政务属于公共服务。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不仅要考虑经济效益，而且不能不更多地考虑社会效益。这是电子政务与电子商务根本区别之一，这种区别是由政府与企业的性质不同所决定的。在当代人民越来越不相信政府的大背景之下，如何结合电子政务的实施，赢得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关系到政府合法性的问题。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电子政务是一种行政改革，而行政体制改革总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就中国来说，行政体系事实上处于国家机关的中心，行政体制改革必然涉及政府与社会、市场、企业和公民的复杂关系。毋宁说，行政改革是政治体制的一个新探索。通过实施电子政务，不仅节约成本和提高行政效率，也发展公民和社会的民主参与，促进中国民主的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