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培芳：从国家综合信息化指数测算结果看，美国信息化指数为７５％，中国仅为３０％，我国经济最为短缺的不是钢铁和一次能源，而是综合信息化程度。
建设和谐社会、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成为本届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要实现这两个目标，电信业应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对此问题，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副理事长、 信息产业部 电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杨培芳先生对我们谈了他的看法。
记者：新形势下，如何认识信息化对国民经济的作用？
杨培芳：我国经济发展曾经存在能源、交通、通信三大瓶颈，经过２０年的改革与发展，通信瓶颈问题得到较为彻底的解决，但是能源、交通问题依然突出。那么从宏观层面看，是不是通信不像以前那样重要了？
从３０个典型国家综合信息化指数测算结果看，美国信息化指数为７５％，排第二位；中国仅为３０％，排名第２７位，略优于印度。可见，我国经济最为短缺的不是钢铁和一次能源，而是综合信息化程度。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角度看，传统工业不可能继续原来粗放发展的老路，信息通信在改造传统产业、支持能源、交通集约化发展方面仍将发挥重要作用。我国经济发展最根本的出路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记者：电信业在新形势下的信息化事业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杨培芳：世界电信业正在酝酿网络技术重大突破和产业结构的重大变革。一方面，ＩＰ技术正在整合全部通信信息业务平台，演化生成信息网络化基础设施；另一方面，ＩＰ网络比分级电路网络更加凸现新经济特征，其中最重要的是以超边际、低成本方式实现全社会普遍渗透。这为电信产业进一步发展创造了两大空间。
首先，电信业将由通信网络向信息网络演变。以往的电信网络主要由电路交换、语音传输、电话终端三个基本单元组成，主要业务是实现通电话。将来的信息通信行业主要由业务应用提供者、ＩＰ平台提供者、宽带核心网络公司、用户接入公司、终端服务公司这样五个产业群组成。可实现的业务包括信息通信、网络娱乐和网络测控三大类。其中宽带核心网络公司依然是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同时它具有向平台和接入领域延伸的天然优势。
其次，中西部与广大农村地区经济的信息化空间广阔。随着我国电信市场快速发展，东中西部之间尤其是城乡之间的电信服务差距拉大。西部地区固定电话普及率和移动电话普及率不及东部地区的５０％，中部地区的固定电话普及率和移动电话普及率与东部地区也有较大差距。
最近，国家有关部门正在准备出台一系列法规政策措施，以解决电信普遍服务和区域统筹发展问题。同时，边远地区的资源市场、旅游市场问题、人才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都已经进入国家高层的视野。随着国家开发西部、解决三农问题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政策的逐步到位，随着电信体制进一步深入改革，在我国欠发达地区和中低收入人群，肯定也会出现一个非常可观的电信与信息服务的市场空间。
记者：20年的信息化进程中，我们积累了哪些经验和教训？
杨培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国民经济和社会的信息化尤其重要，计算机的普及应用则是首当其冲的任务。于是，国家成立了计算机应用推广办公室，在全国掀起了一场购置计算机的热潮。这一阶段信息化的启蒙作用，在我国还是非常显著。
上个世纪９０年代初，产业界认识到信息化的主要任务不是电子机器对钢铁机器的替代，而在于信息资源的管理和利用，于是一场建设信息管理系统（ＭＩＳ）热在全国范围展开，当时出现了１１个国家级纵向信息系统。有国外学者提出，中国应该直接走信息网络化、社会共享的道路，没有必要重复美、日建设过多内部专用信息系统的弯路。但由于我国习惯集中化管理模式，信息网络化、分布化发展模式很难形成主流思想。这个时期的电信部门也热衷于发展分级电话网络，对于社会层面的信息化浪潮和未来网络的扁平化、分布化趋势采取惊人的保守态度。
上个世纪９０年代末，受美国信息高速公路行动计划影响，社会主流思想认为，电信部门建设的、以传输电话为主的低速公路已经不能适应信息化的需要，各部门应独立建设专用信息高速路，同时另建最先进的“空中信息高速公路”，与现有地面电信网络形成互为备用的国家公共信息基础设施。这种建设模式在某些专业领域取得一些成就，但是就整体战略而言，并没有达到人们预期的效果。
２０００年以后，我国信息化建设进入信息网络化阶段。２００３年，我国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两大网络的规模双双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电信网络。互联网也在我国快速普及，各类互联网服务与电信网络的结合产生了非常可观的经济效益，形成了这个网络产业发展的内在机制。
为什么我国政府曾高度重视的许多内部专用信息工程难以持续？答案只有一个：信息服务产业必须由用户数量支持，脱离拥有６亿电话用户的世界第一大网络，再高级的专用系统也难以持续运行。即使是交通运输内部信息系统，也只有让全社会适时了解客货在途信息，才能真正发挥信息效用。因此有专家呼吁，信息化的基础是网络化，只有在网络化前提下，信息化才能找到广阔的应用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