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上这两年，看到人们对毛泽东认识的争论，觉得还不如文革后政府对毛泽东的评价，总是停留在比较肤浅的层次上，就说对毛泽东评价高的人，往往只以功绩、愿望和能力作为论据；就说对毛泽东评价低的人，也往往只在错误、个人品德等方面纠缠；对于产生这些功过是非的原因却很少去研探，这样舍本逐末能讨论或争执出个什么结果来？所以我想在谈谈自己的看法。
我们分析问题应该尽量全面点，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既与个人因素有关，也与其所处的社会或时代环境有关。例如周恩来，他既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也受过当时已经比中国进步至少一个社会阶段的西方社会认识的影响，无可否认，周恩来是追求高尚与真理的人，所以在他身上也就体现出了所受文化影响的高尚部分，象国人所称道的为国鞠躬尽瘁精神，在我国历史人物身上也有所体现；象体现现代进步的社会认识的、也是人们一般不怎么注意的社会平等精神，就是受到现代进步观念所影响的结果；即使有些今天看来错误的认识和做法，也主要是时代与个人认识的局限造成的，而与其个人追求的倾向无关，象马列思想及在其指导下的社会的缺陷，就不是那个时代的人所能充分认识的，而是随着其历史实践而暴露出来的，反过来说马克思看到了西方文化下的资本主义的缺陷，却没认识到社会阶段进步过程中的缺陷是会随着进步的过程而调节的，反而是非自然调节和进步的马列思想尽管倾向高尚和正义，却由于其极强的系统性和排他性而很难做到自我调节和进步，但是在那个时代，追求倾向高尚和正义的马列思想却是东西方仁人义士的共同点；所以我认为周恩来是那个时代所允许达到的完人，即使没有达到完美，也是最接近完美的吧，周恩来为我们展现了人只要肯努力和坚持，就能达到自己所能达到的境界，而非某些人所言的只有圣贤可以做到，圣贤难道不同样是人吗？那些人只不过给自己不肯付出努力去追求而找借口罢了。
有些人以周恩来在个别特定历史时期或时代环境中虚与委蛇的言行为根据来说三道四，在一定程度上是与我国的文化传统中的缺陷有关，我国传统上的士大夫讲究忠君，却不忠于君主的事业，而是忠于君主个人，就是古人所言的社稷与君主的轻重问题，而且，即使这种忠诚，也是以不损害自身所谓德行为前提的，就象魏征所说的，自己得到了名声，却使君主得到恶名，结果对于社稷、君主个人和己身都造成了损害，更荒谬的是如果社会状况不健康，士人一般想到的是保全自身，而非是努力使得社会重新归于正轨，士人的信条是忠于君主和社稷，却在君主和社稷需要的时候逃避，算是忠诚吗？可耻的是士人往往将这种人当成高士贤士什么的，天下太平时候出来享受，天下大乱时候逃避不说还要哗众邀名，我国的儒生士大夫是很会为自己打算的，就象现在某些嘴上说得好听的文人，就不肯为民族努力做点实事，就算国内环境不允许吧，跑到国外的又做了什么？这是从个人的意愿来谈；从对事物的认识来说智术和刀剑一样都有其两面性，用之正则正，用之邪则邪，而非儒生士大夫所认识的刀兵即是凶器，邪恶者所用的智术和侵略者所用的刀兵是为了做坏事，而正义者拿什么来抵御和消灭邪恶者呢？儒生士大夫说用仁德，就使得自己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历史上哪次仁德消除过外部侵略和内部奸邪，明朝的严嵩是仁德消除了的？还不是徐阶的智术所打倒的！再说仁德只是你个人的名声，对恶人仁德是使得你得到了什么仁恕的名声，恶人也许会因此感激你，但是留着恶人不是去害别人吗，所以说儒家注重个人的利益重于他人或公共的利益。这个现象在西方就比较轻，例如法国和奥地利历史上的名相黎塞留和梅特涅除了个别如大仲马之流的见识短浅之辈，评价还是正面的。我国具备知识的人，既有认识缺陷，还要为自己打算好，想要社会进步，可能吗？还有，我国士人传统上将自身视为读圣贤书，报效帝王家，以取得名声和富贵的地位，对应的社会关系就是个人-家族或阶层（群体）对个人-家族的服务关系，从来没有将自身视为群体主人之一的习惯，也将自身利益的获取取决于别人，所以社会公共意识极为淡薄，仿佛社会状态的好坏是别人的事情，最多不过自己拍拍屁股走人罢了，这种意识下的社会个体会为社会而努力吗？或者会努力成功吗？反过来，西方由于有社会权利与义务分摊的传统习惯——象封建君主和贵族的关系，所以社会健康与社会进步相对要容易得多，而我国除了清末民初反封建时期和建国初公共认识强烈到极端的时期情况好些之外，其它时候社会健康难而腐烂易，社会进步就更难了；所以，我建议那些对周恩来说三道四的人还是先反省自己吧。
那么对于毛泽东呢？毛泽东与其同时代的人一样，也是既受过传统文化影响，也受过西方思想，具体来说也就是马列思想的影响，毛泽东是中国将这两种思想文化认识得最透彻的人。首先，马克思思想是用辨证法来认识社会因素的，而我国传统思维中也有朴素的辨证思维，马克思思想对事物的矛盾性与对立性的侧重也影响了毛泽东，当时我国内外也正处于矛盾与对立很强的时期，所以这种侧重对立性与矛盾性的思维的长处也就显示出了优越性，并帮助其信奉者解决了内外矛盾，而其片面性也为优越性所掩盖；建国后社会矛盾对立面的社会存在资本已经消除或逐步消除，即使对立观念仍然存在，但是缺乏存在资本就很难发生作用，就象当时那些要求皇帝轮流做的所谓右派的脆弱，对矛盾性和对立性的坚持就必然会导致错误的产生，何况将那些已经失去对立资本的群体仍然当作对立实体；还有西方实施马列思想，是建立在相对进步的社会基础上的，对于基于西方文化和社会的现代认识之一的马克思思想也容易接受，而我国不仅社会相对落后，而且文化也自成体系，自身传统与落后的认识不仅是社会共同特征，而且在缺乏相关教育基础的群体中更为落后，社会进步带来的利益与社会控制使得这些群体会认同和遵守一些认识，但是并不表示其完全放弃了原有认识，也不表示其对新认识有真正的理解与认同，例如八十年代民间对周恩来的评价是忠臣，连一些知识分子也不例外；再如大跃进时期整个官僚体系的表现，也许有反右的前车之鉴，也许还有集权结构（注意，集权并不只是说上层，而是说社会机制各个阶层的集权性）的社会机制的原因，但是看看我国的历史，难道就找不到传统的影子吗？矛盾和对立的绝对化不免会造成矛盾，将原本很难体现进步的群体（象工人和农民）作为对立和矛盾的正面群体，也很难使得社会真正进步，七八十年代以后传统思想的回归不仅是文革等社会灾难导致马列思想影响下降的结果，同时也是传统思想仍然存在，社会个体并没有在认识上完全进步的结果，当然也和社会认识和社会机制没有适应社会变化有关。通过文革对社会认识促进的方法还不如韩国朴正熙的方法。这是思维的局限造成的，因为社会矛盾与对立仅仅是社会状态的一部分，所以我从《易经》的全维思维中发展出了体现社会全态的《动易论》。有人或许会讥讽说难道你比毛泽东还高明？我的回答是不能比，毛泽东毕竟是我国传统文化中走出来的人，也具备全维意识，象其对矛盾的对立统一认识、《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体现的全维意识对我的思维有很大的启发，后人总是在前人的认识基础上取得进步的，而且我对全维认识仅停留在初步阶段，只是对前人认识和历史实践的总结和探索而已，和毛泽东不能比，和毛泽东在矛盾的认识和解决方面的认识更不能比。在对社会因素的认识和平衡过程中，在社会进步过程中解决进步与落后等各种关系的问题时，毛泽东的认识和实践是我们学习的宝贵财富。如果只从成败功过的表象上认识毛泽东，不仅得不到客观认识，也于社会和人无益。
其次，对实践与理论相结合映证的重视与否对毛泽东的影响。大革命初期，执行马列僵化教条的人都遭到了失败，而切实考察中国实际情况的毛泽东却将革命从失败中带向胜利，其实这种情况已经暴露了马列思想的局限，适合于处于现代社会初期的欧洲，却不适合处于较落后阶段的中国，所以毛泽东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得出了毛泽东思想，将马列思想的条条框框称为教条，将不同时期所采取的不同政治军事策略称为路线，这种注重实际的态度使得革命取得了成功，而建国后越来越脱离实际就导致了错误和失败的产生，虽然，人民公社等集体作业和规划的思路是正确的，但是却没有真正理解现代经济，苏联的国营农场看来与之类似，却有本质的不同，一个是不考虑现代社会特点的硬性规划，一个是马列思想下的现代经济体，包含了经济、社会关系等内容，因此苏联人说中国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是对的，但是如果照搬马列教条，中国革命都不可能成功，就象红色高棉照搬中国教条，同样遭到了失败。现在的西化人士和当初实行工人起义和攻打城市的左倾冒险主义者犯的错误都是犯了不切实际的毛病，都是不管自己社会基础如何硬性照搬别人的模式，也不怕得到南橘北枳的结果。再如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对联合大多数的认识，就是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得出的，如果硬性根据马列思想的排他性去对待社会因素，岂不得到四面树敌的结果？所以，任何社会进步都是在现有基础上开始的，如果不考虑实际情况，不考虑现实与目标的过程，那么就会走许多弯路，甚至适得其反，就象美国在世界各地的那些试验品那样。
最后，对于毛泽东的认识要考虑相关的社会因素，例如体制原因，邓小平不是说过将国家维系于一人的危险吗？再如六零年饿着肚皮还债，就不能只说不考虑人民的死活，同时也要考虑到遭受百年屈辱后中国极敏感的自尊心；对那些年代的错误也该考虑产生这些错误的历史和文化因素，就象右派指责的一些现象，既是体制使然，也是对现代社会理解不足，象外行领导内行，在苏联的同等情况下就要轻得多，还有封建观念中打江山、坐江山等观念的原因；现在把什么错误都望毛泽东身上推，太不客观了。
还有一些因素，例如毛泽东在经济等方面知识的不足。还有一些人喜欢谈的个人品德因素，那是以小人之心度大人之腹，毛泽东那样的大政治家，个人因素对其不是没有影响，而是这些影响基本上会从属于他的政治目标，那些习惯于个人恩怨得失的人是不会理解政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