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瑞金。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于1934年10月10日率红1方面军从这里开始长征。
1934年10月中旬，离开中央苏区的红军踏上了远征之路，出发时8.6万人的队伍拉长到将近百里。为防备空袭，大军只能夜间行军并走狭窄山路，拥挤的队列中还有几千名挑夫担着兵工厂里的机械、银行印钞票的石板、装满文件的箱子。一些医院以为目的地不远，把X光机甚至是伤员用的尿壶都带上。毛泽东看到这一情景，曾叹息说：“就像大搬家一样”。
在强敌围追堵截之下，队伍这样迟缓笨重显然面临着严重危险。当时是谁安排了这种“大搬家”式的突围方式呢？
李德对着地图指挥作战，训斥刘伯承“水平不如一个参谋”
红军长征出发前，在红色首都瑞金城外的一所小院里就有一个黄头发、蓝眼睛的洋人居住，因对外严格保密，这里称为“独立房子”，里面的住户就是中共中央少数领导人才知道的“国际顾问”奥托·布劳恩。红军进行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前期的指挥，实际是由这个既不懂汉语，也完全不了解中国实际的德国人负责。
奥托·布劳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参加德军，只当了一年列兵，战后参加了德国共产党，并被派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来华前他从未指挥过大部队作战，在院校所学的只是苏军战术。原先苏联只让奥托·布劳恩到上海搜集军事情报，此人到上海后被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博古看中。这时博古是个二十几岁的青年，虽有革命热情却缺乏军事知识，便请奥托·布劳恩到红军中当军事顾问。1933年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瑞金后不久，就决定将此人接来。
一个洋面孔的人想潜入农村根据地并不容易。奥托·布劳恩先化装成牧师，乘船到广东汕头，再由交通员接送，白天躲入船舱，夜间走小路，终于潜入中央苏区，并起个化名叫李德。
李德到瑞金后，被赋予军事指挥权，随后完全否定了毛泽东的游击战术，认为那是“山沟沟”里的东西。他要求用苏联战术同国民党军队打阵地战，结果红军虽英勇奋战但仍节节败退。李德一直呆在僻静的“独立房子”里凭地图指挥战斗，而当时的地图大都是一些简单草图，极不准确，与实际地形相差甚远，下达的命令大都不符合前线实际。彭德怀对此曾当面斥责说：“你们这些教条主义者，只不过是地图上和纸上谈兵的战术专家！”
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曾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过，开始对李德这个老校友曾十分热情。不久，刘伯承发现李德的指挥不合实际，便提出不能硬打死拼，不然会“变成千古罪人”!李德却训斥刘伯承道：“你白进过伏龙芝军事学院，战术水平还不如一个参谋，还当什么参谋长!”由于临时中央负责人盲目迷信苏联教条，一直袒护李德，长征之初仍让他负责指挥。
“大搬家”让蒋介石对红军路线一目了然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在敌军围攻下处境危急，临时中央决定突围前往湘西建立新根据地。出发前李德制定行军计划，又完全按照苏联红军正规战行动方式，将五个军团的战斗部队全作为中央机关的掩护部队，全军成一条直线向西前进。
长征开始时，临时中央对李德在生活上多方照顾，配给了两匹骡子，一匹用于骑乘，一匹驮运行李文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归国并担任红军学校团政委的伍修权，还为他担任翻译。行军开始后大家又感到，李德制定的行军计划完全不符合中国道路的实际，按地图所划定的路线看似不远，行走起来却大都是羊肠小道，加上携带的坛坛罐罐过多，人马在小路上拥挤，常常一夜只爬一个山头，部队十分疲劳，掉队甚多。
中央红军突围西进之初，国民党各省军阀矛盾重重，难以协调堵截行动。红军若迅速前进并在敌军间隙机动穿插，就能取得主动。但李德制定的行动路线却十分呆板，且行军迟缓，蒋介石从地图上一眼就能看出红军下一步去向，因而能预先设置封锁线并组织围攻，突围的中央红军完全陷入被动挨打的处境。靠着指战员们的英勇，部队冲破了三道封锁线，却也损失不小，11月下旬又进入到国民党中央军、桂军、湘军依托湘江组成的第四道封锁线前。
渡江用时一周，白崇禧终于收了“口袋”
中央红军刚到达湘江边后，白崇禧指挥的桂军在封锁线北面还有一个缺口，如快速前进可以通过。临时中央负责人和李德却舍不得那些坛坛罐罐，让所有战斗部队成甬道式掩护，部队拉长到百里，渡江时间竟达一周。桂军采取侧击，湘军和蒋系中央军追上猛攻，红军经血战冲过湘江后只剩3万多人，携带的笨重物件也大多被迫抛弃。随红五军团担任后卫的刘伯承最后渡江时，看到路边倒下的大批烈士，四处散落的机器、装备，满江飘流的文件和苏维埃币，不禁长长叹息：“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一些领导人和许多指战员便对李德的错误指挥产生了怀疑和不满，经过湘江战役这场红军战史上人数损失最大的一仗之后，不满情绪达到顶点。面对中共领导人的指责，李德灰心丧气地说自己只是个顾问，对失败不能负责，临时中央也不再让他制定行动计划。
聂荣臻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博古同志感到责任重大，可是又一筹莫展，痛心疾首。在行军路上，他拿一支手枪朝自己瞎比划。我说，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迷信苏联模式、照搬洋教条的做法，在无情的实践检验面前已经完全破产。
湘江战后中央红军进入越城岭山区，指挥责任由周恩来担当起来。他听从毛泽东的意见，改变预定计划，剩下的3万多红军转向军阀分裂割据且统治薄弱的贵州，才避免了全军覆没。
1935年1月，中共中央举行了遵义会议，李德参加了会议，却只是坐在角落里低头受批判，会后被安排到红一军团随军行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李德表态支持北上，到陕北后又被安排在红军大学当教员，传授苏联骑兵战术，总算做过一点好事。
1939年，周恩来去苏联治伤，李德随机返回苏联，到莫斯科后也受到批评。不过共产国际领导人认为他只是顾问，出的主意中共领导人可听可不听，最终未进行惩处，只安排他当翻译，且不许参与中国事务。
留守苏区的部队缺乏游击准备陷入被动
红军主力突围前，临时中央决定留下1.6万作战部队，加上伤病员和地方机关人员共3万余人在原地坚持。由于原计划是在湘西站住脚后可以反攻，留下来的项英等领导人接受的任务又是坚持原有区域，因此没有进行游击战的准备，这又酿成了苏区沦陷时的被动局面。★
点评：外国“经验”不可全信
李德成为一个搞教条主义的反面教员，长征初期的惨痛损失更是典型例证。把红军的指挥权交给一个外国人，这是中国共产党内盲目迷信苏联教条的“左”倾错误造成的恶果。近代中国落后的社会环境，以及由此产生的盲目崇拜外国的思潮，又是这一错误产生的思想基础。
当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陕北，采访中国红军领导人乃至李德本人之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把全面指挥一支革命军队的战术的大权交给一个外国人，这样的错误，以后是决不会再犯了”，“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都可从中受益。”李德也向斯诺承认，毕竟只有中国人自己才能探索和掌握适合自己需要的作战方法。
深刻教训警示中国革命必须坚持独立自主
回顾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匆忙撤离根据地的这段历史，给中国共产党人留下的教训是多方面的，尤其可以看出盲目模仿外国、脱离中国实际的危害。事实证明，在中国土地上进行革命战争，必须从自身特色出发，不能照搬他国模式和仰赖他人指导，而应自己探索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道路。当年临时中央的负责人缺乏独立自主精神和民主作风所造成的恶果，从反面教育了全党全军，最终也成为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集体进行新探索的重要借鉴。★来源:法制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