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很多文章，是有关三里屯的，但多数应该不是本地人写的，更不是三里屯原住民写的，谈论的大多是三里屯的酒吧、外国人、鸡等等原本不属于三里屯的东西，希望我的一些回忆能够唤醒三里屯人更多更美好的回忆吧。
我出生在70年代的三里屯，那时的三里屯安静、祥和。文革的风暴吹到这里感觉温柔了许多。街道两旁绿树成行，每天都有辛勤的清洁工人将街道打扫得一尘不染。也许你感觉有些夸张，但确实如此。也许是临近使馆区的缘故，喷水车每天都要将街道喷洒几回，感觉特别清爽。60年代建的房子全部是板楼，带有暖气、煤气和抽水马桶，建筑质量非常好，房间空间非常大，冬暖夏凉。一个小小的地区，幼儿园有五个，其中我所在的951幼儿园是别墅式建筑，带有浓郁的欧洲风格，天台有两个，小朋友可以在上面玩耍和做操，园内还有一个游泳池，不知道现在的幼儿园都是谁设计的，明显变得庸俗了，不实用，色彩完全是大色块的堆砌。小学有三里屯一小、二小、三小，附近还有白家庄小学、幸福村中心小学。中学有三里屯一中、二中和幸福村中学。电影院有三个，一个是现在城市宾馆的所在地，当时的名字给忘了，希望大家提醒。农展馆有一个，现在盈科中心附近还有一个。居民主要有部队的、外交部的、卫戍区的（后来改为武警部队），青年报社的，还有当时三里屯的原住农民，我们都叫他们农民楼的。
70年代的三里屯很美。各种鸟都会在密密的树间歌唱，鸟鸣将我从床上喊醒。树木根据自然规律变换着颜色。秋天，大雁从头顶飞过，一队又一队，现在已经看不到了。上五层楼的阳台，就可望见远山，黄昏时的晚霞。燕子会不时在头顶飞过，麻雀、布谷鸟的叫声不断。秋天，落叶把整个三里屯覆盖了，放学都是趟着树叶回家。冬天，下雪了，只有酒吧街的这条街是没有雪，湿润的，因为下面是热力管道。周日，当时假期只有一天，我爸爸就会带着家人沿着马路骑车到农展馆去玩，那里有一个环形小树林，我和家里人可以在那里玩藏猫猫，现在我还会清晰地记着我骑着我的小三轮车跟在爸爸后面的场景，也许我真的老了。每天早上，我会沿着用碎石铺成的小路走到学校。父母根本不用接送，因为路途很近，五分钟就可到达学校，当然，这也养成了我睡懒觉和爱忘东西的习惯。三里屯酒吧街的这条路基本上没什么车，当时主要是使馆区的车来回穿梭。但当时的使馆人员比现在的外国人素质高不知多少倍，我们过马路都是车让我们，很少有抢道的。也可能是车少的缘故吧。过去，原本一些很普通的东西，到现在却失去了。我们在追求着什么，又在失去了什么。
三里屯附近有三个部队大院，一个卫戍区大院（现在武警医院内）。当时的孩子比现在的小孩天真，爱玩，不坏。我来自三个部队大院中的一个，孩子们很多，有了纷争都还能自己解决，很少让家长介入。印象比较深的是和外国孩子的战争了，我们有两个院的墙外和使馆公寓连接。有一段时间，经常有一些外国孩子过来挑衅，砸坏玻璃，我们终于反击了。主要是互相仍石头，当然，以土块为主，现在想想，还是挺善良的。后来，一个小白孩受伤了，从我们院的墙头掉下来了，手臂骨折。打了绷带后打了个白旗和我们讲和，说他也是无产阶级。随后几年，好像也没有战斗。上中学的时候，来了群黑孩子，也许是我们长大了，战斗更激烈了，开始放二踢脚了，把一个老黑的羽绒服打了个洞，那时的羽绒服挺高级的，像充了气一样，鼓鼓的。但自从我们开始将整块的板砖拍过去之后，小老黑们就没动静了。
挨着使馆，就一定和间谍分不开。记忆最深的是我亲眼所见抓日本间谍的行动。当时，我正上中学，放学回家的路上，在马路边，也就是现在三里屯33文化中心的位置，三辆奔驰230E旅行车从我旁边驶过，奔驰230E旅行车是当时国家安全局的标准装备，让我惊讶的是第二辆车，一个便衣，单腿跪在车里，在他的膝盖下压着一个人。这个人我在两个月后知道的，是一个日本间谍，以记者身份为掩护，收集了大量军事情报，并通过各种途径转告越南人，使我们在对越自卫反击战初期遭受很大损失。我恨透了日本间谍，杀人不见血。我父亲参加了自卫反击战，但父亲没有透露一点关于作战的消息，虽然立功，但我至今不知道任何具体细节，这也许是军人应有的素质吧。
三十岁,我离开了三里屯.
先写到这，欢迎朋友补充内容，想起再写，更多内容敬请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