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并没有做到罗斯福总统预期的“把子弟带回国”。它深深介人，成立组织和计划去防御苏联人侵，并且尽力对苏联阵营施加压力。遏制政策照原定构想，顺利运作了三年。大西洋同盟承担防止苏联扩张的军事防范，马歇尔计划则在经济、社会方面强化西欧国家。希腊、土耳其援助方案阻止住苏联对东地中海的威胁，柏林空运行动亦显示出民主国家有决心不惜一战，抵御对其权利的威胁。在上述每一个案上，苏联都退缩，不与美国摊牌。
但是，遏制理论有一个重大缺陷，使得美国领袖根据两个错误的前提行动：第一是它的挑战将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样变幻多端、模糊不清；第二是共产党会消极地坐待其统治政权瓦解。他们没有考虑到共产党可能在某时点爆发，选择对美国政治、战略最具复杂度的地方作为目标，发动事故。
遏制理论被推销给以欧洲为重的国会，使它勉强予以接纳。担心苏联会侵人地中海，促成了援助希腊、土耳其方案；苏联可能会攻击西欧，导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立。苏联有可能在各地到处滋事，令人防不胜防。
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美国突然被迫必须正视遏制理论歧义不清的问题：一个共产党代理人针对华府宣布不在美国防卫范围之内，且所有的美军去年已经撤出的一个国家，发动了军事进袭。侵略者是北韩，受害人是南韩——两者都与美国战略焦点欧洲，相去何止万里之遥。可是北韩人侵后不到几天，杜鲁门就匆匆下令由训练井不充分的驻日占领军中，抽调兵力，组成远征军，进行原先战略规划并未纳人、也未向国会寻求批准的就地防卫。美国战后的政治和战略规划，根本就没有考虑到这类侵略的可能性。
美国领袖只界定两种战争的可能起因：一是苏联突袭美国，一是红军进攻西欧。布拉德利将军（GenOmarN．Bradley）一九四八年以陆军参谋长身份作证时说：
“就国家安全做规划当然必须考虑到美国在一开战就遭到空中进袭的可能性。这种空袭的可能性和实际性每天在加强，故我们必须确保敌人可能空袭的基地之安全。其次，我们必须即刻发动反攻，并以空中作战为最主要的攻势反击，我们需要一些目前尚未有的基地。占领和坚守这些基地，那就需要动员陆军攻击部队。”
布拉德利却没有说明，苏联在经过一场剧烈作战、国力衰竭之后的三年，如何、为何要进行扩张策略，何况美国还拥有原子弹独占优势，苏联亦无远程空中作战能力。北韩部队跨过北纬三十八度线并南进之后，美国的行为无一能让莫斯科和平壤的决策者认为大不了就是外交抗议之外，还会有更激烈的反应。四十年后伊拉克的萨达姆总统同样大吃一惊，没有料想到美国会由一九八○年代末期的修好、和睦态度，一变而为一九九○年在波斯湾大举布置兵力。莫斯科和平壤的共产党领袖相信美国人声称朝鲜不在其防御范围之内的说法。他们认为，美国在默认共产党占领中国大陆这个局面之后，不会为了并不重要的韩国大动于戈，去抵挡共产党占领南韩。他们显然没有了解到，美国决策人士对美方一再宣称，抵抗共产党侵略是道义责任的说法，其重视程度远远超过战略分析。
因此，韩战可以说是在两重误解之下爆发的：共产党方面以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利益为分析出发点，认为大部分的亚洲大陆被共产党占了，美方都默不作声，不会在朝鲜半岛的一隅有所举措；美国方面，则以原则问题来看待这件事，它比较不关切韩国地缘政治的重要性，也已公开做出表示，却十分重视听任共产党侵略行径不加阻挡的象征意义。
杜鲁门总统毅然决定在韩国抵抗共产党，完完全全和美国领袖一年前的说法，大相径庭。一九四九年三月，太平洋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在接受报纸访问时，已明白表示韩国不在美国防御范围之内：“我们的防御线穿越星罗棋布的亚洲海岸的岛屿链。它起自菲律宾，通过琉球群岛（包括其主要基地冲绳）；然后折至日本，阿
美国并没有做到罗斯福总统预期的“把子弟带回国”。它深深介人，成立组织和计划去防御苏联人侵，并且尽力对苏联阵营施加压力。遏制政策照原定构想，顺利运作了三年。大西洋同盟承担防止苏联扩张的军事防范，马歇尔计划则在经济、社会方面强化西欧国家。希腊、土耳其援助方案阻止住苏联对东地中海的威胁，柏林空运行动亦显示出民主国家有决心不惜一战，抵御对其权利的威胁。在上述每一个案上，苏联都退缩，不与美国摊牌。
但是，遏制理论有一个重大缺陷，使得美国领袖根据两个错误的前提行动：第一是它的挑战将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样变幻多端、模糊不清；第二是共产党会消极地坐待其统治政权瓦解。他们没有考虑到共产党可能在某时点爆发，选择对美国政治、战略最具复杂度的地方作为目标，发动事故。
遏制理论被推销给以欧洲为重的国会，使它勉强予以接纳。担心苏联会侵人地中海，促成了援助希腊、土耳其方案；苏联可能会攻击西欧，导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立。苏联有可能在各地到处滋事，令人防不胜防。
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美国突然被迫必须正视遏制理论歧义不清的问题：一个共产党代理人针对华府宣布不在美国防卫范围之内，且所有的美军去年已经撤出的一个国家，发动了军事进袭。侵略者是北韩，受害人是南韩——两者都与美国战略焦点欧洲，相去何止万里之遥。可是北韩人侵后不到几天，杜鲁门就匆匆下令由训练井不充分的驻日占领军中，抽调兵力，组成远征军，进行原先战略规划并未纳人、也未向国会寻求批准的就地防卫。美国战后的政治和战略规划，根本就没有考虑到这类侵略的可能性。
美国领袖只界定两种战争的可能起因：一是苏联突袭美国，一是红军进攻西欧。布拉德利将军（GenOmarN．Bradley）一九四八年以陆军参谋长身份作证时说：
“就国家安全做规划当然必须考虑到美国在一开战就遭到空中进袭的可能性。这种空袭的可能性和实际性每天在加强，故我们必须确保敌人可能空袭的基地之安全。其次，我们必须即刻发动反攻，并以空中作战为最主要的攻势反击，我们需要一些目前尚未有的基地。占领和坚守这些基地，那就需要动员陆军攻击部队。”
布拉德利却没有说明，苏联在经过一场剧烈作战、国力衰竭之后的三年，如何、为何要进行扩张策略，何况美国还拥有原子弹独占优势，苏联亦无远程空中作战能力。北韩部队跨过北纬三十八度线并南进之后，美国的行为无一能让莫斯科和平壤的决策者认为大不了就是外交抗议之外，还会有更激烈的反应。四十年后伊拉克的萨达姆总统同样大吃一惊，没有料想到美国会由一九八○年代末期的修好、和睦态度，一变而为一九九○年在波斯湾大举布置兵力。莫斯科和平壤的共产党领袖相信美国人声称朝鲜不在其防御范围之内的说法。他们认为，美国在默认共产党占领中国大陆这个局面之后，不会为了并不重要的韩国大动于戈，去抵挡共产党占领南韩。他们显然没有了解到，美国决策人士对美方一再宣称，抵抗共产党侵略是道义责任的说法，其重视程度远远超过战略分析。
因此，韩战可以说是在两重误解之下爆发的：共产党方面以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利益为分析出发点，认为大部分的亚洲大陆被共产党占了，美方都默不作声，不会在朝鲜半岛的一隅有所举措；美国方面，则以原则问题来看待这件事，它比较不关切韩国地缘政治的重要性，也已公开做出表示，却十分重视听任共产党侵略行径不加阻挡的象征意义。
杜鲁门总统毅然决定在韩国抵抗共产党，完完全全和美国领袖一年前的说法，大相径庭。一九四九年三月，太平洋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在接受报纸访问时，已明白表示韩国不在美国防御范围之内：“我们的防御线穿越星罗棋布的亚洲海岸的岛屿链。它起自菲律宾，通过琉球群岛（包括其主要基地冲绳）；然后折至日本，阿留申岛而到阿拉斯加一九五○年一月十二日，艾奇逊国务卿对全国记者俱乐部演讲，说得更露骨。他不仅同意韩国不在美国防御范围内的说法，还明确表示不具意愿保障亚洲大陆地区之安全：
“到目前为止，就太平洋其他地区的军事安全而言，必须坦率以告：没有人能够担保这些地区免遭军事攻击。但是，同样明白的是，在实质关系上而言，这样的担保也不太有意义或必要。”一九四九年，杜鲁门总统接受联合参谋首长的建议，把美军部队全部撤出韩国，由于美国担心南韩若是稍具实力，即可能冲动以武力统一全韩，因此南韩陆军的训练、装备，大约仅略强于警察功能而已。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声称，侵略南韩是北韩领导人金日成的主意。斯大林起初非常谨慎，后来之所以接受这个计划，是因为他被说服，认为事情轻易即可成功。莫斯科和平壤都没有了解到“价值”在美国的国际关系原则中的重要性。当麦克阿瑟将军和艾奇逊国务卿谈论美国战略时，他们想到的是与苏联的全面战争，也是美国领袖有系统地盘算、估计的惟—一种战争。在这样的战争中，韩国的确不在美国防御范围内；决定性的战役要在其他地方进行。
美国领袖根本就没有想到，他们对只限于朝鲜境内，或大约相当地区之内的战争，如何去反应。当他们在柏林封锁、捷克政变、中共占领中国大陆等等事件之后，立刻遭逢此一局势，他们的解读是：这充分证明共产主义毫无餍足，得寸进尺，必须基于原则大义予以遏止。杜鲁门决定在朝鲜抗拒共产党南侵，也是基于国家利益的传统因素考虑。共产主义扩张活动在战后以来，与年俱增。一九四五年，由于红军的占领，它在东欧建立据点；一九四八年，它又借由政变方式，在捷克夺权成功；一九四九年，由于内战胜利，中共占领了中国大陆。如果现在容许共产党军队跨越国际承认的边界，世界将恢复到二次大战之前的状态。亲历慕尼黑事件的世代，必须要有所回应。南韩一旦陷共；
对于一水之隔的日本势必带来灾害性的冲击。日本一向视朝鲜为东北亚的战略锁钥，共产党掌控，若不加以反制，势必给人印象，认为亚洲共产主义已可坚若磐石，进而伤害到日本的亲西方政策走向。
很少有外交政策会比未曾预料到、却必须采取军事行动，来得更困难。然而，杜鲁门却毅然下了决心。六月二十七日，也就是北韩部队跨越北纬三十八度线的两天之后，他下令美国海、空军动员起来。六月三十日，他又命令日本境内的美国占领军地面部队动员起来。
苏联的僵硬作风使得杜鲁门带领美国参战顺利多了。苏联驻联合国大使为了抗议联合国不肯把中国代表权交还给北京，已经杯葛安全理事会及其他联合国机构达数个月之久。如果苏联大使没有那么畏惧斯大林，或者他能够更迅速获得指令，他必然会出席安全理事会，对美国提出的要求北韩停止敌对行动、退回三十八度线以北的决议案，加以否决。由于苏联大使未出席安理会、行使否决权，使得杜鲁门可以组织起抗御行动，以联合国的名义出兵，变成是威尔逊主义的“自由对抗独裁、善恶势不两立”的精神，让美军合理地在朝鲜介入战事。杜鲁门声言，美国参战是执行安理会的命令，因此这不是干预遥远的某一地区性冲突，而是抵抗共产主义对整个自由世界的进袭：
“对韩国的攻击已经不容置疑，这表现出共产主义已超越军用颠覆手法以征服独立国家，今后将运用武装侵略和战争的手段，它违背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为保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而颁布的命令。”虽然杜鲁门可以用有力的地缘政治为基础，主张参预韩战，他却以美国人民的核心价值观为基础去诉求，形容美国的介入是为了保卫普遍原则，不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国际事务恢复以武力统帅将有深远影响。美国将继续坚持法论原则。”美国保护原则而非利益，美国保护法律而非强权，这是美国投人军力的最神圣不可违犯的义理，由两次世界大战到一九六五年升级介入越南局势，到一九九一年介入波斯湾战争，皆奉为圭臬。
一旦议题被提升到超越权力政治之外，就难以界定战争的实际目标是什么。美国的战略理论是以总体战为构想，总体战的目标就是追求全面胜利和敌人无条件投降，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相同。但是，有限战争的政治目标是什么：最简单、最易明白的作战目标就是实实在在执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把北韩部队逼退回到北纬三十八度线他们出兵的原始点。但是如果侵略行为不需要受到惩罚，以后又如何吓阻侵略？如何让潜在的侵略者认识到，他们也必然受到惩罚，遏制或许就会变成有限战争无休无止地进行，势必耗竭美国的实力——这将不啻是李普曼预言成真。
另一方面来说，什么样的惩戒与承诺进行有限战争，堪可相当？包含在涉及超级大国的有限战争之策略（不论是直接或间接涉及）里的，是某一方提高押注的实质力：这正是他们之所以成为超级大国的原因。因此势必求取均势。任何一方只要能让另一方相信，它会更加敢于冒险，就可占上风。斯大林在欧洲方面，违背任何对实力的理性分析，竟然吓唬民主国家相信他会比他们更敢走极端。亚洲方面，共产阵营亦因中共刚占领中国而声势大振，苏联可以不必直接介入即透过中共威胁此一地区。民主国家因此比敌手更害怕紧张局势加剧——至少民主国家是如此深信不疑。
抑制美国政策的另一因素是，各国透过联合国多边参预的承诺程度有多强。韩战初起，美国得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各会员国大力支持，英国和土耳其还派出相当数量的部队参战。虽然它们是否参战，对韩国的命运没有多大影响，但表明这些国家支持日后本身防务需要可能会用到的集体行动之原则。一旦这个目的达成，联合国大会多数会员国就不会热衷于冒险去施加惩戒了。美国因而发现本身陷入一场师出无名的有限战争，去防卫它已宣称并无战略利益的一个遥远的国家。在这样进退维谷的两难局面下，在朝鲜半岛见不到国家战略利益；它的主要目标是展示侵略者应受到惩罚。要让北韩付出代价，却又不至于触发战事扩大，美国需要让有力量扩大战事的国家，尤其是苏联和中共，相信美国的确只有有限的目标。
不幸的是美国参战所揭示的遏制理论，却切切实实制造出相反的诱因：它诱导杜鲁门和其同僚扩大了政治战场。杜鲁门政府主要阁员
无一例外，相信共产主义对全球有一套构想，并且认为北韩南侵是中苏联手赤化全球策略的第一招，极可能导致全面大进击。美军奉调投入韩战之际，他们亦极力寻觅方法要传递信息，让共产党方面知道美国决心在整个太平洋地区抵抗共产党的侵略行径。他们在宣布派遣军队进人韩国之同时，亦下令海军第七舰队保护台湾，不让中共侵犯：“共军占领台湾将对太平洋地区之安全，以及在该地区执行合法、必要功能的美国部队，造成直接威胁。”甚至，杜鲁门也对在越南对抗共产党领导的独立运动之法国军队，加强军事援助。（政府的决定通常动机不只一个；由杜鲁门的眼光来看，这些行动另有好处，即它可以封住美国参议院所谓中国游说团的悠悠之口，取得他们的合作，以免他们猛烈抨击政府“放弃”中国大陆。）
刚在国共内战中获胜的毛泽东，把杜鲁门的宣告视为反映出美国人害怕共产主义阴谋，色厉内荏；他把它解读为，美国开始想采取行动，扭转共产主义在中国内战得胜的局面。杜鲁门保护台湾，等于是支持美国依然承认为中国合法政府的国民党政府。美国逐步加强援助越南，北京将视之为资本主义包围中国的行径。凡此种种加总起来，都促使北京采取美方最不愿见到的措施：毛泽东有理由认为，如果他不在朝鲜阻挡美国，他或许将会在中国领土上和美国交战；最起码，他没有得到理由去做出相反的结论。《人民日报》说：
“美国帝国主义者天真地认为他们的武装侵略台湾，可以阻挡我们解放台湾。围绕着中国，他们布下长蛇阵形成封锁；北起南韩，它延伸到日本、琉球群岛、台湾和菲律宾，止于越南。”美国的军事战略加剧了中共对美国意图的误解。诚如早先所述，美国领袖传统上把外交和战略视为两不相干的行动。以美国军方传统的看法，他们先达成一个结果，然后由外交官接手办下去；两者都没有让另一方明白他如何追求其目标。在一场有限战争中，如果军事目标和政治目标没有一开头就同步进行，则经常会有过犹不及的危险。做得过头，允许军方放手作为，有可能爆发全面战争，使得对手加剧动作。
做得不及，听任外交官主导，则往往谈判战术掩盖了战争策略，倾向于和解而不了了之。
在朝鲜半岛就陷入这两个陷阱。战争初期阶段，美国远征军局限在朝鲜半岛最南端釜山港周围弹丸之地活动。生存是最主要目标；战争与外交间的关系如何拿捏，根本没在美国领袖脑子里。美国本世纪最有才华的将领麦克阿瑟担任总司令。麦克阿瑟与他的多数同僚不一样，不喜欢美国人习惯的消耗战策略。二次大战期间，尽管欧洲战场排在第一优先，麦克阿瑟却发明“跳岛”战略，回避日本的坚强据点，集中兵力攻打防御薄弱的岛屿，两年之内就率领美军由澳洲攻回菲律宾。麦克阿瑟现在韩国又运用同样的战略。他不采纳华府后方比较正统的上司之意见，率美军由仁川（汉城的港口）登陆，这是在敌后二百多英里的抢滩攻击，切断了北韩部队与平壤之间的补给线。北韩部队溃败，北进门户洞开。
胜利导致了或许最影响韩战结局的一项重大决策。如果美国有心将其军事目标和政治目标结合起来，这是最恰当的时机。杜鲁门可以有三个选择。他可以下令美军在北纬三十八度勒兵不前，恢复原状。他可以下令继续挥师北上，对侵略者施加惩戒。他可以命令麦克阿瑟把韩国统一，在中韩边界再止步。换言之，以军事考虑思索、决定战争的结果。最上上之策可能是推进到朝鲜半岛的窄颈部位，即在中韩边界之南一百英里之处。这是一条可守之地，将可以包含半岛上百分之九十的人口，也把北韩首都平壤置于治下。这么做可以获致政治上大成功，却又不致挑衅刺激中共。
麦克阿瑟虽然是杰出的战略家，却不具政治分析家那份洞烛敏锐。麦克阿瑟没把中国人历史记忆中，日本人取道朝鲜侵略中国东北的事况当一回事，继续挥师进逼到鸭绿江畔的中朝边界。杜鲁门一时亦因其前线主帅在仁川县首战告捷而失察，默许麦克阿瑟的行动。他放弃了在回复原状和全面胜利之间的折衷办法，也放弃了扼守朝鲜半岛窄颈部位的地理、人口优势。他不去守住与中韩边境仍有相当距离的一百英里长的可防地带，却要挺进到与中共主要兵力集结隔河对峙的四百英里长的边境上。
中共在中国经历了日本侵略所带来的痛苦、破坏与伤亡，以及国共内战的摧残之后，要决心与世界第一强大的军事强权挑战，实非易事。在中共官方档案公开以前，我们无从知道，毛泽东是否在美军一跨越北纬三十八度线，不论他们北进多少都决定要于预，或是毛泽东能够允许美军推进多远。但是，政策的艺术就是创造出可以影响敌手评判的一种利害得失之评估。决定中共干预与否的一个因素，就是美军在朝鲜半岛窄颈部位停止推进，并且提议以某种国际监管方式让韩国其他地区实施非军事化。
华府下令麦克阿瑟不以非韩国部队向鸭绿江推进时，已经朝这个方向试探。但是这道命令不曾转变为向北京发出的政治信号，它也从未对外公布。总之，麦克阿瑟把这道指令视为“不切实际”。华府亦遵守尊重前线司令官判断的传统，不再坚持。麦克阿瑟已在仁川神奇出兵致胜，以致美国政治领袖大半都认定他比大家都更了解亚洲局势。当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时，美国大为震骇，造成几近恐慌的撤退，由鸭绿江迅速退兵到汉城之南，六个月之后汉城第二度失守。缺乏有限战争的理论作为指针，这个危机造成杜鲁门政府失去对政治目标的掌控。随着战斗的起伏，美方的政治目标先后被宣示为：制止侵略、统一韩国、维持联合国部队的安全、保证沿着三十八度线的停火，以及不使战火蔓延。
美国地面部队在一九五○年七月份投入战斗序列时，美方宣示的目标是“击退侵略”，但是这个字词的具体意义是什么，从来也没界定清楚。九月份，美军仁川登陆告捷，北韩部队溃败之后，目标变成“统一”朝鲜。杜鲁门在一九五○年十月十七日做此宣布，但是并未提出对中共交涉的政治架构。杜鲁门要传达给北京的讯息，无非一再重申信守承诺的神圣诺言，而毛泽东所质疑的也正是这一点。杜鲁门下令美军北进时说：
“我们在韩国的惟一目标，是建立和平与独立。我军将纯依联合国基于此一目的需要我们在当地驻留而驻留。我们在韩国或任何地方，都不追求领土或特权。我们在韩国、在远东任何其他区或全世界各地，都没有侵略意图。”
毛泽东无法信赖他的资本主义头号大敌的这种保证，何况此刻美国正在保护他的台湾劲敌。杜鲁门也没有具体界定他摒弃的“侵略意图”何所指？也没有定出美军撤出北韩的时间表。美国能够让毛泽东不参战的惟一方法，若是有可能成功的话，就是建议在中韩边境沿线建立某种缓冲区。令人扼腕的是，美国从来没尝试这么做。
接下来几个月里，美军证明了中共领袖所冒的风险有多大。中共最初沿着鸭绿江的胜利，是因为奇袭奏效，以及美军过于分散所致。不久，情势就很明显，中共部队没有充分火力可以制服被困的美军，占领其阵地，而且去除掉奇袭之效以后，它也无力突破美军布下的雷池——譬如，沿着半岛窄颈部位形成对峙战。一旦美军重新整顿，他们证明共军根本无法抗御美方火力。
中共才刚刚参战，美国的目标又变了。事实上，这也不过是几天之内的转折。一九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发动反击；十一月三十日，杜鲁门就发表声明，放弃以统一为作战目标，改口说统一可以留待“日后再谈判”。“遏止侵略”这个模糊的概念，再次成为美国的主要目标：
“联合国部队在韩国就是要扑灭不啻威胁联合国整个组织，也威胁全体人类和平、正义希望的侵略行为。如果联合国对侵略势力让步屈服，将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安全无虞。”
一九五一年一月初，双方交战前线大约在北纬三十八度线之南约五十英里，汉城再度沦陷，被共军占领。此时，中共重蹈麦克阿瑟三个月前的错误覆辙。如果他们此时提议双方沿北纬三十八度线和解，华府一定乐于接受；中共也可以赢得“在国共内战得胜之后一年，又击败美军”的声誉。但是就跟六个月前的杜鲁门一样，毛泽东被早先没预料的胜利冲昏了头，想把美军彻底赶出朝鲜半岛。他也遭受重大挫折。中共攻击汉城以南美军阵地，伤亡惨重。一九五一年四月，战势再次逆转，美军第二度攻过三十八度线。但是，局势逆转并不只限于战斗。杜鲁门政府此时因中共突然参战亦损失惨重，因此避免危机一变成为美国的主要目标。
然而，华府对风险的评估却以一些错误概念为基础。美国假定（十年之后她在越南又同样如此假定），她正在面对共产主义整合操控、企图征服全世界的大阴谋。如果莫斯科一声令下，中共和北韩投人战争，必然有苏联在背后撑腰。华府相信，克里姆林宫不会接受挫败；他的马前卒失利，他就会升高赌注。美国若是旨在追求有限度的胜利，或许反会触发与苏联的全面战争。因此，美国也不敢只赢得有限度的胜利，因为深惧共产阵营会不惜代价以求不输。
事实发展与此截然不同。斯大林之所以同意北韩南侵，是因为金日成向他担保，不会有爆发大战的危险。至于斯大林之所以鼓动中共参战，可能是为了增加中共对苏联的依赖度。对这个议题真正的狂热分子是在北京和平壤；朝鲜战争绝对不是克里姆林宫把美国诱导介入亚洲战争，以便苏联可以在欧洲发动攻势的阴谋。威慑苏联不敢在欧洲轻举妄动的是美国的战略空军司令部，它在韩国根本没有动用到。苏联只有极小的核子打击力量。以核子兵力悬殊而言，斯大林在全面战争中所遭受的创伤，一定会比美国来得严重，不论欧洲地面部队实力有多悬殊，斯大林极不可能甘冒与美国为朝鲜爆发战争的风险。果然，斯大林对中共的援助刻薄吝啬，也要求中共要付钱买军火，种下中苏龊龉的初因。
美国领袖认为他们了解战事升级的危险，却没有考虑到僵局对峙的代价。杜鲁门一九五一年四月宣称：
“我们奋战抵抗韩国遭受的残暴侵略。”
“我们力图不让韩境冲突扩散到其他地区。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进行军事行动，以确保我军的安全。此事攸关我军继续奋战，直到敌人放弃其摧毁大韩民国的野心企图为止。”
但是以保护“我军的安全”为目的去作战，在战略上而言可谓愚蠢不当。战争本身就冒着安全之险，以确保“我军的安全”为目标，必然变成一句空话。由于杜鲁门的战争目标无非就是诱导敌人放弃其作为——换言之，最多也就是恢复原先状态——它引起的挫折感，加重了求胜的压力。麦克阿瑟不认为僵持对峙是有意义的目标。他极力争辩说，战争升级的危险在起初决定参战时就已种下，不可能因为在军事行动上有所节制就减缓上升的危险；反倒可能因战事迁延良久而增加危险。一九五一年，麦克阿瑟在一次听证会上坚称：
“你已经介入一场战争，你不能说：‘让这场战争无限期拖下去，我好同时为另外的战争备战。’”
由于他不能接受政府的观点，韩战必须在避免激恼苏联、使它有借口发动全面攻势之前提下进行，因此麦克阿瑟主张至少要在韩国战场击败中共军队的战略。
麦克呵瑟的方案是：
“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她（中共）在一段合理的时间内出面谈判停火条件，否则她在韩国的行动将被认为是对参战的（联合国）国家之宣战，这些国家势必会采取必要行动，求得解决。”麦克阿瑟在不同的时机和场合，曾经主张轰炸中国东北的基地，封锁中国大陆、增强韩境美军，以及把台湾的国民党部队引人韩战——理论基础是，麦克阿瑟认为这些都是“利用所有军力，在最短时间内，牺牲最少生命，带来公正、光荣和平”的“正常方法”。
麦克阿瑟的若干建议逾越了第一线指挥官的权限范围。譬如，引进台湾国民党军队参战，就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面宣战。一旦中国内战转移到韩国战场，国共双方一定要拼到你死我活，非有一方获致全面胜利不可；美国必然会陷入无休无止的冲突之中，难以脱身。然而，基本议题不在于麦克阿瑟某个建议适当与否，而是他提出一
个关键问题：在僵持对峙和全面战争之间是否有选择？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一日，杜鲁门罢黜麦克阿瑟，这项辩论公开爆上台面C杜鲁门别无选择，只能罢黜一位公开不服上司的司令官。但是他也使得美国又陷人一项主动权操之在敌的战略。做出宣布之同时，杜鲁门再度修正美国的目标。“击退侵略”首度被界定成为，沿着现有停火线（不管它位置在哪里）达成和解——因而制造出一个诱因，使得中共“加强”军事活动，以便取得最佳阵线：
真正的和平可以透过以下列因素为基础的和解去达成：
一、战斗必须停止。
二、必须采取具体措施，确保战斗不会再爆发。
三、侵略行为必须终止。
美国六个月前主张不惜一战追求韩国统一，现在这一主张又被摆到将来再说：“以这些因素为基础的和解，将开启韩国统一和全体外国军队退出的大门。”
麦克阿瑟卸职归国，受到英雄式大欢迎，并且出席一系列大受瞩目的参议院听证会。麦克阿瑟以外交政策和军事战略之间的传统关系为基础，为自己的立场辩护：
“多少年来接受的一般定义是，战争是政治的最终程序；当一切政治手段失灵，你就使用武力；当你诉诸武力，控制的均势、观念的均势，涉及的重大利益，你动手的时机，都由军方所掌控。我的确明明白白提到，当人们在战斗中纠缠对抗时，就不宜以政治的名义玩弄伎俩，这么做会妨碍自己人，减少他们获胜的机会，也增加他们的损失。”
麦克阿瑟反对以僵持对峙作为国家政策，有他的道理。然而，他也无可避免表现出政治性的局限，反对提出任何的政治目标，即使这些目标攸关局部胜利也一样。如果不让外交来界定战争目标，每一项冲突都会自动变成全面战争，在核子武器时代，这绝对不容轻忽。然而杜鲁门政府却更进一步申论。它不仅不接纳麦克阿瑟的建议，还力称除了僵持对峙策略之外，别无其他替代方案可以奏效。这时候已经出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布拉德利将军，界定三种军事方案：
“要么就是撤退、放弃南韩，或者是从事全面战争，目前我们并未投入大兵力，但是我们也可以全力投入足够兵力，把这些家伙赶出韩国。目前我们走的是第二条路线。”
在美国政府中，每当政策方案三案并陈，大部分都会采取中间方案。由于外交决策高官习于将其建议方案摆在有所不为和全面战争两条路线的中间，有经验的官僚明白，如果他们选择中间路线，可以提振其部属的士气。这的确就出现在布莱德利的三个方案之上；只不过“从事全面战争，并未投入大兵力”表达出没有明确目标的政策之两难困局。
艾奇逊以外交辞令证实，美国在朝鲜的目标的确就是僵持对峙。美国在朝鲜的目标是“终止侵略，防止侵略行为复活，并且恢复和平。”艾奇逊没有界定清楚这些字词，径自就反对麦克阿瑟所提议的措施的有效性：“考虑到仅以有限度方式把战争扩及到中国大陆，其利弊不言自明，”这位国务卿说，“我们必须衡量与中共全面战争的风险，苏联介人的风险，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以及对自由世界盟国团结可能的影响等等”；“很难认为苏联可以无视中国大陆遭受直接攻击”。如果美国不敢战胜，却又输不起，它有何选择？所有言词说到最后，也就无非是战场前线僵持不下，因而谈判桌上亦相持不决。杜鲁门在其回忆录中总结其所有文武属僚属的观点如下：我就朝鲜冲突所做的每一项决定，都谨守一个目标：防止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以及它将对文明世界带来的可怕破坏。这表示我们不应该有任何举措，授苏联以口实，以致自由世界陷入全面大战的浩劫。”
认定苏联会随时为全面战争做准备，正透露美国格外不了解实质权力关系的真昧。斯大林并没有在寻求借口，挑动全面战争；事实上，他也避之唯恐不及。如果他刻意对抗冲突，单是在欧洲就可以信手拈来许多借口，在韩国业已发生的军事行动中，他也不乏借口。丝毫不足为奇，苏联在韩战期间根本没有要挟要参战，也没提到要采取军事行动。斯大林审慎狐疑的性格中，没有丝毫线索可以说他是个卤莽的冒险家。他一向喜以隐讳、间接的手法，代替真正对立的冲突，并且非常小心不愿因触犯美国而发生战争一一其理由相当主确，考虑到双方核子能力天壤有别，在全面战争中讨不到便宜的是苏联。奇怪的是，美国政府方面全部官员都强调另一类观点。马歇尔声称，美国还需要两三年时间，为全面战争做好准备。布拉德利认为，“我们并未立于最佳地位去迎接一场全球大战”。因此他有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在韩国爆发全面战争将“使我们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敌人，打起一场错误的战争。”艾奇逊也认为美国需要更多时间，“建立一支有效的威慑力量”。
为什么在苏联核于能力日渐增高之际，美国领袖会认为其威慑力量可以与时精进，只能以遏制理论的另一个奇异前提来解释。这个假设前提就是，美国势力薄弱（事实上它独占原子优势），并且也认定苏联加强其核武器之际，美国也可以强化其实力阵地。斯大林成功地阻止了美国企图在韩国取得有限度胜利的打算，他利用了美国人自欺欺人的假设，又不用特别做出威胁恫吓的动作。
中共参战之后，美国从未认真探讨有限度胜利的替代方案。杜鲁门政府的基本假设是，不求僵持对峙既不可能，也有爆发全面战争的危险；事实上这个假设并没有穷举各种可能的办法。我早先提到的中期措施（沿着朝鲜半岛窄颈部位划线分治，把其余国土由国际监督进行非军事化），如果不被采纳，也可以片面径自实施。中共可能根本没办法防止它发生。麦克阿瑟的继任者李奇微将军（GeneralMatthewRidg-way）也有同样的想法。
麦克阿瑟一口咬定“中共用尽其最大力量对付我们”，可谓正确至极。至于苏联方面，它就必须估量，在美国占尽核子优势、苏联经济又衰弱之条件下，美国从三十八度线推进到朝鲜半岛窄颈部位这一小段距离，是否值得大动干戈，冒全面战争之险？当然中共可能既不默默接受，也不大力抗战，而是在战场前线保持威胁态势。不过，这种情势与日后出现的沿三十八度线南北分治情形，不会有多大差别。中共的政策一旦为因恐惧苏联借机侵略，而向美方靠拢所主导，它就必然会停止做出任何威胁动作。一旦共产党阵营第一次对美军事挑衅遭受明显挫败，其他的默武好战派在中南半岛等地区可能就会更加审慎三思，不敢冒进。中、苏分裂也几乎必然加速发生。
一九五一年春天，美军在李奇微将军率领下发动北伐新攻势，运用传统的美式消耗战术作战。它已经解放汉城，也跨过三十八度线，对方于一九五一年六月建议停火谈判。在这个关头，华府下令停止攻势行动；此后，所有营级以上的行动都必须经最高统帅部的批准——杜鲁门政府认为可以借此向中共表示，华府目标并非旨在求胜，因而可以有助于谈判气氛。
这又是一种典型的美式传统姿势。由于他们深信和平是正常、善意的自然状态，美国领袖一向以排除高压强制因素、片面展示善意的方式来鼓励谈判。事实上，在绝大多数的谈判中，片面动作只会失去一项关键性的谈判资产。一般而言，外交官极少为早已得到的服务付费——在战时尤然。典型的情形是，战场上的压力促成谈判。减缓这道压力，等于降低敌人认真谈判的诱因，也会引诱敌人拖延谈判，冀求可能会再有片面善意姿态。
这正是朝鲜发生的情况。美军节制，使得中共结束了其部队被美国技术、物质优势压制的情形，不需要冒太大风险，中共就能以军事行动制造美军伤亡，借以扩大美方的挫折感和国内止战的压力。借着这段停火喘息时期，共军方面在险恶的山区建立难以攻服的阵地，逐渐消除美军恢复攻势的威胁。这又导致长期消耗对峙战，只有在中共物力受局限、美方心理面有障碍两者之间出现均势，才会停止。僵持的代价就是，美军在谈判期间人员伤亡数，竟然超过先前全面作战期间的数量。
美方寻求的僵局出现在军事上和政治上两方面。关于军事僵局对部队的影响，英国官方观察员弗格森准将（BrigadierA．kFerguson）有深刻的描写：我认为，联合国部队在韩国号召的目标是“击退侵略，恢复本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它在目前的情况下给予最高统帅的军事目标太模糊，难以达成停止交战行为的目标。许多英、美官位已经在问：“韩战何时结束？”“我们在韩国的目标是什么？”这些问题使人相信，除非韩境英军、美军得到具体的目标指令，战场指挥官要想维持士气不落，忧忧其难！
美国选择对峙僵局，引发出战后第一次外交政策大扭转。麦克阿瑟这一派人士认为，韩战是挫败，因为它的限制导致了军事和政治的僵局。杜鲁门政府则把韩战视为梦魔，就其政治目标而言它是一场大战，可是就其战略理论而言，它又只是一场小战。麦克阿瑟不惜与中共一战，要在韩国与共产阵营摊牌，政府方面则想要依据遏制理论、节省美国力量，在欧洲抵抗苏联扩张。韩战因而暴露出遏制理论的力量与限制。以传统的方略而言，韩国是个试金石，可以判断被时正在形成的两大对立之势力范围的分界线何在。但是美国人却有全然不同的认知，它把韩战视为正邪之战，是代表自由世界而战。这样的诠释使得美方的行动得到莫大的驱力和奉献感。它也使得遏制理论由技术层次一下子摆荡到天启圣命。欧洲、日本复兴重建等伟大工作，与严重不了解细微差异、过分高估苏联实力，同时并存。能够以道德和法律加以包装的议题，得到妥善、细心照料；但是也有趋势倾向于重形式，而轻内容。艾奇逊评估美国在朝鲜的成败，就不重视战场结果，而强调建立集体安全的观念：“集体安全的概念经受考验而确立。相信集体安全的国家已显示出他们能够团结一致作战。”建立集体行动的原则，远比任何特定结果（只要不是战败）来得重要。
遏制政策的这些方面向对美国人民加了极沉重的负荷，他们被要求忍受严重伤亡，容许其领袖在抵抗侵略和避兔全面战争的狭窄航道中艰苦摸索——可是何谓抵抗侵略？何谓避免全面战争？又未曾有明确定义。这一来就爆发出挫折感，和寻找替罪羔羊。马歇尔和艾奇逊备受低毁。麦卡锡参议员（SenatorJosephMcCarehy）等煽动家系统性地鼓惑，认为华府已经遭到共产党渗透。
但是，美国民众对韩战的反应最显著的一面，并不是她对战争拖延不决的纷扰不安，而是她竟然容忍接纳。面对着一切的挫折，美国人民在似乎无休无止的反抗共产主义斗争中，承担起全球责任，不计人命牺牲，却又不知究竟会有何明确结果。最后，美国可能是在需求更长的时间，付出更大的代价，也达到了目标。十五年之后，美国将在中南半岛冲突中再度经历更深刻的痛苦。
然而由韩国的引发内部挑战和美国日后经历的中南半岛痛苦两者之间，还是有基本差异。批评韩战的人士争的是求胜，可是批评越战的人士则主张接受失败，承认失败。对韩战的争论给予杜鲁门政府谈判助力；杜鲁门和顾问可以利用国内反对声浪胁迫北韩和中共，因为他的另一替代方案无他，就只是积极从事作战而已。但是中南半岛战争，却又倒了过来。反战人士鼓动美军无条件退出越南，挫弱了美国的谈判地位。
最后分析起来，韩战的全体交战国家都得到重大教训。当时的美国政治家眼光远大，应受到推崇。他们能够有远见，肯投人兵力去保护一个数月前才被宣告与美国安全利益无关的远方国家。当挑战出现，他们有勇气幡然修改立场，因为他们清楚，默许共产党占领全朝鲜，将伤害美国在亚洲的地位，尤其不利美国与日本的重大关系之发展。美国在承担起一个世代的世界领袖责任之始，虽然挺费力，却通过了第一道考验。美国人的天真，另一面也就是他们格外的使命感，竟然在一场没有结果的战争中，导致了自己子弟将近十五万人的伤亡。韩国危机导致欧洲方面增强实力，和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因而能够有更大耐力进行冷战竞赛。但是，美国也付出了代价，东南亚和其他地方的革命领袖发现一种战术，既可避免大规模的地面战斗，又有能力消耗一个超级大国的决心。
中共得到的教训就比较复杂。尽管在物质方面相当劣势，中共却能够透过军事、外交交互运作，与美国相持不下。但是它也经历了正面迎战美国军力，苦头不小。冷战期间，中、美之间再也没发生军事冲突。苏联对北京的支援不干不脆、算计精明，也种下中、苏失和的种子。韩战的最大输家是苏联，美国领袖认定他躲在幕后策划出整套把戏，北韩南侵后两年内，美国就把西方阵营动员起来。美国的国防军费支出增加三倍，北约组织也由政治结盟转变成由美国将领担任统帅的整合军事组织。德国的重新武装已经在望，甚至有人主张建立一支欧洲部队。苏联陆军在中欧遇到的真空状态，已经被填补充实。即使有人主张，美国在韩国应该可以有更大收获，苏联此后的成就感指标却是如何减轻损失程度，或是在日后蛊惑其他的共产党冒险家在别的地方，尤其是中南半岛滋事。但是无庸讳言，由于盟国重新武装，强化团结，权力均势多少已倒向盟国这边。
这些被马克思主义者称之为相对力量的变化，习于以这种分析决定政策的苏联领袖，当然不会见不到。北韩南侵的十八个月之内，斯大林就发动重新评估苏联政策的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