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仪式
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举行，图为中方受降代表何应钦(前右二)在日军降书上签字。 新华社发
1945年9月9日，南京举行中国战区日军投降仪式。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代表日军签署投降书。 新华社发
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举行，图为侵华日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右)在南京向中方代表何应钦呈递投降书。 新华社发
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受降仪式在南京原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我今年已经82岁了，60年前那个日子，我任新六军十四师少校作战科长，作为专门负责受降仪式的警卫见证了那个重大的时刻。
我们来晚了，让你受苦了！
日军投降一共经历了3个阶段：企降、洽降和签降。1945年8月23日，芷江洽降结束后，我们就开始准备前往南京，为受降仪式做前期工作了。27日，作为指挥部成员，我随陆军副总参谋长冷欣奉命前往南京设立前进指挥部，部署相关安全工作。下午2时，我们一行211人分乘的7架飞机在南京大校场机场陆续着陆。 我们是战后第一批到南京的中国军人，上级让我们到南京后飞机要在空中盘旋三圈，宣告胜利。
我们一下飞机，附近正在干活的农民丢下农具，舞着毛巾草帽从四面跑来，有人用篮子装着山芋、缸子盛着水送给我们，有人还送来新摘的水果。我们互相拥抱，感觉像回到亲人的身边一样，可作为军人，我感到内疚。当时每抱一个人我都说，我们来晚了，让你受苦了！
我站在何应钦左后方3米处
9月8日夜里，我兴奋得睡不着觉。第二天早上6点多就起床，接着来到中央军校大礼堂，带着美军工兵专家一块进行了3次安全检查。
那天，大礼堂及四周装饰一新，正门和其他出入口都由新六军的战士和宪兵守卫，气氛严肃且热烈。大礼堂的正门上方，悬挂着中、美、英、苏的国旗。礼堂内投降席与受降席之间大概相差两三米。受降席中间主座桌上放着装有笔墨纸砚的漆盒，旁边还有一个麦克风。在左右两边各有一张小方桌，一个是发文件的，一个是收文件的。
在受降席的后方，12个新六军的仪仗兵站成一排。我站在左排第一个，在盟军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的左后方，离他3米左右；投降席的后面，有8个仪仗兵。站在何应钦正后面的是翻译。大家都是事先站好的。整个警卫组由我负责，会场有一个营，还有一个宪兵连。宪兵、警卫都带了枪，不过，子弹都没上膛。
在受降席的右侧为中国和盟国高级军官的观礼席，左侧为一般官员观礼席和记者席，楼上也有记者席。正门入口设有签到处。上午8时50分，场内已经座无虚席，那天参会的有400多人。
他们一直都低着头
8时52分，悬挂在受降席和投降席上方的4个大型水银灯突然亮了起来，何应钦由礼台后方走进会场，紧跟着一些国民政府和盟军的高级官员。当时，我站在门口，给他们开门。大厅里顿时活跃起来，摄影记者争着拍照。
8时58分，我站到礼堂的正门前。此时，由军训部次长王俊中将将日本投降代表、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等7人从大礼堂中门带进会场。我发现冈村铁青着脸走着，显得很沮丧，一行7人都低着头，双腿好像抬不动似的。王俊带着他们走到投降席，冈村站到投降席的中间，向何应钦鞠躬。何应钦手一挥，他们就坐了下来。按照事先约定，日方7人中只有冈村一人可以将帽子放在桌上，其他人只能将帽子放到自己的右膝盖上，用手拿着，帽檐向着自己，而中方所有代表均将帽子放在桌子上。我跟在王俊后面，待冈村等一落座，我回到原位，站在何应钦后面。
9时4分，何应钦命冈村呈验签降代表证件。日方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恭敬地呈送到何应钦的面前，弯腰鞠躬，双手向何应钦捧呈相关证书和文件。何应钦一一检查后留下。小林于是退回原位。
随后，何应钦将日本投降书中日文本各一份交由中国陆军总参谋长萧毅肃持交冈村。冈村双手捧接，低头展阅。小林在一旁帮他磨墨，冈村看完后，拿出毛笔蘸墨，他的手一直在抖，他盯着毛笔看了一下，顺手捏下了毛笔上的散毛，然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紧接着，他又从上衣右上方口袋里取出一块印章，蘸了印泥后哆哆嗦嗦地盖了下去。此时，时间是1945年9月9日9时7分。其他可能有些模糊，但这个时间，我是记得最为清楚的。
冈村面露难色，命小林将签名盖章的投降书呈交何应钦，同时他也站起来向何应钦点点头，我当时感到奇怪。后来，小林把降书送到何应钦手中，何打开审阅，我瞄了一眼，发现冈村把印章盖歪了。现在，我明白了，冈村点头可能有两层意思：一是代表全体日军向我国投降，二是把章盖歪了，向何应钦道歉。
9时15分，何应钦命令冈村宁次等退席。随后，何应钦即席发表广播讲话，他的发言不到1分钟，由翻译同声传译，大意是敬告全国同胞及全世界人士，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已顺利结束，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日子，是八年艰苦奋斗抗战的结果，东亚及全世界和平与繁荣从此开创一个新的纪元。我们中国将走上和平建设大道，开创中华民族复兴的伟业。
《环球时报》 (2005年09月09日 第二十三版)
作者：王楚英口述潘松涛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