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任何一场战争，评判他的成与败角度不同，衡量的成与败的标准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战争留给评论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无穷魅力。朝鲜战争爆发离我们已经整整五十年了，对于我们一直引以为豪的这场激发了几亿人民的壮志激情和热血沸腾的战争，五十年后我们再冷静的从另一个角度去分析它的成与败，有时会得出许多理性的结论。
一，关于中国被迫出兵朝鲜的三个合理动机：
1.由台湾问题引发出的对抗美国的革命激情。美国把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的行动视为共产党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总体进攻的序幕，所以反应迅速而强烈。但令人惊讶的是美国对朝鲜战争的第一反应竟是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换句话说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首先把中国而不是朝鲜摆在了自己的对立面上。事实上，对于朝鲜战争的突然爆发，中国除了进行新闻报道以外，中国政府在最初几天并没有发表正式宣言或声明，但对于美国将在台湾海峡采取的武装行动，中国则立即提出了严正抗议。在美国对台湾的军事行动上。毛泽东的发表了讲话，周恩来的发表了声明，《人民日报》的社论，以及各民主党派的声明，全都把攻击的矛头集中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的事情上，中国的反映和抗议活动是把台湾问题摆在朝鲜问题之前的。毛泽东主席愤怒地指责美国撕毁了“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明确表明了他心中对美国的怨恨。在毛泽东主席看来，美国对台湾的行动，就等于是对中国宣战。因为第七舰队的入侵在军事上阻碍了解放台湾的战役，更严重的是“台湾地位未定论”意味着在法律上剥夺中国统一的合法性。毛泽东主席被激怒了，他本性中的革命热情和好斗精神再次被激发出来。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仇恨和接受挑战的决心早在杜鲁门宣布对台新政策的时候就产生了。实际上从那时起，而不是美国人挺进鸭绿江边，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与美国人之间的战争已经开始了。
2.根据国际分工为社会主义阵营承担责任和义务。早在1949年夏天刘少奇秘密访问莫斯科时，中苏两党就达成了一种共识，即在国际革命运动中应有所分工。斯大林希望中国今后多担负一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应当履行对东亚各国革命所承担的责任”。所以，尽管毛泽东不愿看到在中国北方邻国发生一场可能导致美国干涉亚洲事务的战争，而且一再向金日成表示只有在中国完成统一事业后才能向朝鲜提供军事援助，但是当1950年5月14日得知斯大林和金日成已经就采取军事手段解决朝鲜统一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时，作为东亚地区革命事业的“负责人”，毛泽东自然要履行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尽力帮助和支持朝鲜人民。如果仅从守卫国土的角度考虑问题，那么当时北朝鲜在军事对峙中尚无败迹，中国只需屯兵东北以备不测就可以了。而此时就考虑到出兵朝鲜的问题，显然包含有为社会主义阵营承担国际主义责任和义务的因素。显然，一旦朝鲜政权的存亡受到威胁而中国袖手旁观，那么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地位以及中共作为马列主义政党的形象，无疑将受到极大损伤。打朝鲜战争中国领导人就是要表明我们已经站在了亚洲革命领导者的岗位上了。
3.对国家安全和主权完整受到威胁的忧虑。当麦克阿瑟仁川登陆成功，特别是在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北进的趋势日益明显的时候，现实的环境和条件表明，如果中国不出兵，其国家安全和主权完整就将面临严重的威胁。事实上，中国领导人一直把美军越过三八线的行为作为判断这场战争是否对中国安全构成威胁的标准。在安全问题上，毛泽东还有更深层次的考虑：美军如果全面占领朝鲜，按照苏联的计划朝鲜要在东北建立流亡政府，并将其残余部队撤到东北休整，那么，战火将引致中国境内，苏联便极有可能根据中苏同盟条约，派兵进入东北，援助中国作战。所以一旦让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苏联出兵东北，那么其结果必然是：无论战争胜败如何，中国都无法保证对东北的主权不受损害。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做法，当然是把战争阻止在国门之外了。
二，我们的战争达到我们自己制定的战略方针了吗？
我们一直引以为豪的让美国人在三八与我们谈判的结果是我们进军朝鲜最初的战略方针吗？答案是“不是”。毛泽东在他第一次决定出兵时就明确地设定了这样的战略方针--“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而且必须速战速决。众所周知，这样的结果没有出现，那么在三八线附近让美国人与我们最终谈判结束战争是什么原因和被景？是我们的胜利，还是迫于某种无奈呢？
在得知苏联空军要在原计划推迟两个半月以后才能出动的消息后，毛泽东只是调整了入朝作战的部署，即只与南朝鲜军作战，在平壤至元山以北山区组织防御，尽量避免与绝对制空权的美军作战，争取时间装备训练，等候苏联空军到来后再打。当战场的实际情况不允许中国部队阻击待援时，毛泽东和彭德怀确定了以运动战消灭敌军的策略，但仍然没有改变整体战略。尽管毛泽东这时提到了一个与后来战争结局相关的问题，即“迫使”美国与中国进行外交谈判，但这是作为一种可能性，并不是最终的战略方针，消灭驱逐外国侵略者，还一个独立统一完整的朝鲜是入朝作战的最终战略思想
当中国军队首战带有某种偶然性地进行了两次非常成功的运动战以后，不仅莫斯科和平壤受到极大鼓舞，要求毛泽东按照其既定战略走到底，就是毛泽东本人也产生了盲目乐观的情绪。如同仁川登陆成功使美国产生了轻敌思想一样，志愿军首战告捷使毛泽东毫不怀疑其战略方针的正确性。然而，恰恰是这时，现实环境和客观条件表明毛泽东设定的战略方针是难以执行的。作为前线总指挥，彭德怀看到，经过两个战役后，部队疲惫不堪，病员增加，没有冬装，弹药和粮食也接济不上。在种种实际情况和客观条件下，他开始向毛泽东提出，如对敌人“不能给以歼灭性打击”，即使能够越过三八线或取得汉城也不宜这样做，并建议在三八线以北数十里停止进军，来年春天再战。此时作为总司令已经对作战最初的战略思想开始有所动摇和改变了，北京当然不可能同意彭德怀暂停进攻的意见。毛泽东命令立即发起第三次战役，而且明确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毛泽东仅仅同意越过三八线打一仗后全军主力就退后几十公里进行休整而就在此时，整体战略方针并没有改变。
1951年1月13日，即中国军队取得第三次战役的胜利以后，联大政治委员会讨论并通过了“朝鲜问题三人委员会”在十三国提案基础上提出的关于解决朝鲜问题基本原则的“补充报告”。该报告建议，立即实现停火；举行一次政治会议以恢复和平；外国部队分阶段撤出，并安排朝鲜人民进行选举；为统一和管理朝鲜做出安排；停火之后召开一次由英、美、苏和共产党中国参加的会议，以解决远东的问题，其中包括台湾的地位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中国否定了这个联合国议案，周恩来宣布了中国拒绝停火的决定。
实际上，中国军队已经成为强弩之末。毛泽东对美军意图和敌我力量对比做出了明显错误的估计。当筋疲力尽、缺粮少弹的中国军队无疑应该力求停火以图他谋的时刻，毛泽东却命令彭德怀停止休整，立即准备发起第四次战役，“其目的是消灭2-3万美军和伪军及占领大田-安东一线以北的地区”
事实上，由于敌我军事力量对比悬殊，在联合国军的强大攻势下，志愿军虽竭尽全力，并付出了巨大牺牲和严重损失，不得不开始向北撤退，第四次战役失败了。
彭德怀回国面见毛泽东，力陈志愿军的困难处境，使毛泽东认识到“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并决定让敌人进至三八线南北地区，在志愿军后续部队到齐后再战。1951年6月，在当时条件已经变得对中国极为不利的时候，毛泽东不得不请求莫斯科出面提出停战谈判。板门店谈判，直到最后签订停战协定，中国基本上都处于守势和被动地位。无论是最初的停火分界线问题，还是最后的遣返战俘问题，其结果大体上都是接受了美国的方案。至此中国入朝作战的战略思想和目的宣告失败，与其说和美国人的谈判是一种胜利，不如是迫于战场的实际形势的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
三，战争的得失和代价。
应该说这场战争的确使中国在世界上恢复了一个大国和强国的形象。在此前屈辱的一个世纪内，中国对西方和日本屡战屡败，不是大量割地就是巨额赔款。而在长达33个月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战争中，中国以弱抗强，竟然能够坚持到底，且与美国代表平起平坐地签订了停战协定，这不能不令世人对新中国刮目相看。此后，中国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占据了国际舞台的中心位置”，周恩来又在不久后召开的象征“亚洲和非洲复兴”的万隆会议上扮演了“主角”。由此开始的进程消除了长期埋藏在中华民族内心的屈辱感，中国人民真正可以自豪地呼喊“从此站起来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统治地位也因而得到了政治上的巩固。
然而也必须看到，所谓胜利，是指战争决策者确定的战略方针应该得以实现，但毛泽东显然没有实现他把美国军队赶出朝鲜半岛的战略方针。当然，战争的结局并不能完全判断说明中国在这场战争中的胜与败，问题在于就战争的结局而言，我们的代价太沉重了！
志愿军在战争中阵亡11.4万人，负伤25.2万人，失踪2.56万（其中被俘2.1万）人，因伤病致死的3.46万人。总计损失兵员达42.62万人，其中仅团以上的指挥员就牺牲了200多人。比较起来，按保守的数字计算，中国军队的损失也远远超过了美国，其比例为，阵亡3.39:1，负伤2.47:1，失踪或被俘5.02:1，伤病致死1.68:1,兵员总损失2.62:1。
战争对中国经济建设的影响非常严重。战争爆发前，中国政府曾设想在1951年将军费开支从1950年占预算总支出的43%减少到30%，而用70%来进行经济建设。但战争的爆发，特别是转入持久战，迫使中国把1951年国家预算中军费开支的比例提高到45.64%。如果说因情势紧急，中国决定将苏联提供的3亿美元低息贷款全部用于购买武器装备（原计划仅4000万美元），尚属不得已而为之，那么从1951年起大规模增加军费开支就完全是战争长期化的结果了。当年的总预算因战争增加了60%，而总预算中直接用于朝鲜??很紧张。1952年9月周恩来访苏时请求苏联在今后5年中再贷款40亿卢布，但其中大部分还是用于军事和国防，购买工业设备的仅有8亿卢布。中国在朝鲜战争期间消耗各种作战物资560余万吨，战费开支达人民币62亿元，其对新中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是可以想见的。
中国未能及时改变战略方针的另一个后果是造成了自身在国际政治中的孤立地位。朝鲜战争爆发前，关于联合国的代表席位问题已经出现了有利于新中国的趋向，特别是与印度建交和与英国进行建交谈判的情况，对联合国其他成员国颇有影响，以至美国国务院也决定不再使用否决权阻挠联合国接受新中国的代表席位。直到1951年1月8日英国首相艾德礼还致信杜鲁门指出，英国政府历来反对“由联合国通过一项谴责中国是侵略者的决议”。然而，当中国表示拒绝联合国提案后，一切都变了。十三国提案（特别是补充意见）本来是出于对中国的同情立场，联合国能够通过该提案也表明了多数国家对中国的友好态度以及要求和平的愿望。中国决策的根本失误就在于拒绝了这一提案，而且还指责其为美国的阴谋，结果伤害了许多国家的感情。1月30日联大政治委员会即以44票对7票（7票弃权）通过了美国提出的控诉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这无疑表明了联合国多数国家对中国的失望。[77]尽管其中不乏受美国操纵的因素，但人们由同情转为反感的心态也是明显的事实。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从此被长期搁置起来。
不仅如此，5月18日联合国大会又通过了一项实际上以美国要求为蓝本的决议，即对中国大陆实行禁运。大约半年之后，美国经济事务助理国务卿索普在一份声明中宣称：“已经有43个国家接受和积极贯彻了联大决议，它们原来都是向中国出口战略物资的主要国家。”经济封锁的结果是迫使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不得不过分依赖于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中国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贸易额的比重1950年为32.4%，1952年为52.9%，1953年为72%，此后直到50年代末一直保持在70%以上，其中对苏贸易额占总贸易额的50%。
对于新中国的统一大业来说，朝鲜战争的延长无疑也起到了决定性的阻碍作用。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本来是指日可待的，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虽然对此有所延搁，但美国这时仍有意与台湾的蒋介石政权保持一段距离。如果及时停战，并按照联合国建议由英、美、苏、中四国会议讨论台湾问题，据当时联合国多数成员国的倾向性意见看，台湾问题的解决要比后来简单和有利得多。但在中国拒绝了联合国的建议后，情况发生了极大变化，不仅多数国家的立场转向不利于中国，美国政府也迅速加强了对蒋介石政权的援助。根据国务院的要求，1951年2月杜鲁门专门拨出5亿美元，作为对国民党陆军的无偿援助。此外，国防部还为援助台湾准备好了价值520万美元的海军装备和1600万美元的空军装备。1952年美国又对台湾提供了大约3亿美元的援助。特别是1952年3月22日由参谋长联席会议起草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28号文件，标志着美国对台政策的根本性改变。文件强调了台湾对美国在远东的地位的“极端重要性”，还提出了三点政策性主张：第一，在必要时采取单方面行动，确保台湾能用作美国军事基地；第二，第七舰队继续行使保护台湾的使命；第三，发展台湾的军事潜力。这种政策性转变随着战争的拖延而愈加走向极端，直到战后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签订，两岸统一终于成为遥遥无期的政治愿望。
从国际政治格局的更为广阔的视野观察，人们发现，战争结束以后，世界并没有得到和平和安宁。朝鲜战争大大加剧了以美苏对抗和两大阵营对峙为特征的冷战状态。中国介入朝鲜战争被看作是“国际战争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而冲突延长两年多的结果是助长了在战争爆发后出现的一些令人担忧的趋势，如军备竞赛和北约扩充及其军事化，同时也无限期地消除了任何残存的一点恢复中美友好关系的希望。
战争使美国对外政策更深地陷入了僵硬的冷战立场，其结果不仅让美国最终背上了蒋介石这个它曾经一再想摆脱的包袱，还迫使美国不断加强军备，扩大其在经济和军事上所承担的义务，并由于实施对华遏制方针而迈出了通向越南战争的第一步。与此同时，中国成为人们眼中的世界强国的副作用在于被认定是“苏联军事力量的延伸”。中国的参战，特别是顽固地拒绝联合国议案，被西方认为是社会主义阵营统一指挥的杰作，是莫斯科的命令使然，其结果之一是在西方国家眼中，中苏确是“铁板一块”。中国终于被牢牢地捆绑在本来是以美苏对抗为核心的冷战战车上，甚至由于毛泽东那被战争激发出来的革命冲动而比苏联更深地陷入了与美国敌对的漩涡。
总而言之，中国出兵朝鲜的主观动机和客观目的本来是合理的和可以理解的，但毛泽东为此而设定的战略目标和方针却是脱离现实条件的；中国决策的根本失误在于错过了在有利条件下及时停战的历史机会；同美国越过三八线时所犯的决策错误一样，中国失误的主要原因也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从实现决策方针的结果来看，中国虽然最后也上达到了就其动机而言的客观目的，但付出了不必要的过量代价，而最后被迫放弃消灭和驱逐美国军队本身，则证明了其战略方针的失误。50年后回顾这场代价巨大的战争及其结局，如果从军事上讲，人们总结出有限战争的概念，那么在更广阔的政治层面，是否可以说，是朝鲜战争第一次告诫了世人：在大国之间，特别是当他们掌握了核武器之后，战争是不会有最后赢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