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军区司令员龙书金睡了个很惬意的午觉，此刻刚懒洋洋地走进办公室，便看到了办公桌上置放在醒目位置的1969年6月10日的情况报告。
“又是边境事件。”龙书金不耐烦地将报告浏览了一遍。因为死了人，他不得不稍为认真地多看了两眼。
“越界……开枪……这可能吗？”……
进入6月以来，这类有关苏军越境入侵的报告显著增多，披照惯例，有关外交的纠纷一旦发生，不管事件的大小，管辖哨所必须一式三份，用电报直发军分区、军区和北京外交部。而且做为军区司令员的他，亦必须一一圈阅。据说这一规定是周恩来亲自制定的。龙书金由广州军区副司令调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后，也不得不遵守这一规定。
龙书金对这些多如牛毛的外交纠纷报告早就腻烦透顶。今天是一头羊。明天是一头牛、要么是你打了我一枪，我射了你一弹，在自己的辖区内，中苏边界线长达7000多公里，谁知道一天要发生多少事，而这些事件又有多少是真实的呢？
“假报军情？……！”龙书金将报告漫不经心地抛在桌面上，起身缓缓踱到窗前。
新疆的6月，窗外炽热如火，花园里的花草绿木，在骄阳的暴晒下蔫搭着头，好似脱干了水分，划一根火柴就可点着。
“这个鬼地方。”龙书金愤愤地咒骂了一句，又回至刚才的思路上去。
有些哨所的军官，为了引起上级的重视，得到更充实的供应，故意夸大事实。有时屁大一点事也来报告。这虽然算不上邀功争宠，却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边界如此漫长，很多地方又没有边界标志，谁侵犯了谁，有什么根据？再说放牧牛羊跑单的事时有发生，难道这也报告，这也需要我军区司令圈阅？
说实话，珍宝岛事件发生后，龙书金的确紧张过一阵子，“九大”期间龙书金赴京与会时，秘密会见过林彪，林彪认为：中苏之间的矛盾完全是因为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引起的，即使有一些边境摩擦，尚不至于酿成大战。另外，从苏军的兵力部署上也可以证明这一点。林彪最后诡秘他说：还是有一点边境纠纷好，可以提高军队的威信，加重几个军区司令员在中央领导层的分量。
林彪的弦外之音，龙书金自然心领神会。
4月，中央军委发来了电报，报文中特别说明，毛泽东最近指示：“西北可能要出问题。”要龙书金早做部署，由于林彪的交底，龙书金对这份电报只是付之一笑，草签了个名字，便封进了文件柜，拒未对下传达。
进入6月，关于外交纠纷的报告沓至纷来，有时一天多达20余份。龙书金觉得实在乏味，便擅自下了一道命令：“此后一般性的外交纠纷，可逐级报告，本级能处理的，可不必报告上级。”果然，此类报告顿时骤减下来，龙书金自觉清心了不少。他不懂得：外交无小事，一粒火星，都可触发两国交兵的连绵战火。尤其是在中苏两国大战一触即发的危急时刻。
龙书金立刻得到了血腥的教训。
戈壁滩上的38具中国官兵的尸体1969年8月10日，北疆军区副司令员任书田到塔城军分区检查工作，塔城军分区政委王新光汇报工作时谈到最近对面苏军调动频繁，夜间可听到坦克的轰鸣声，苏军是否有什么阴谋？任书田副司令员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新疆军区司令部。
8月11日，中国军队在两国边防军经常会晤的巴克图哨所悬挂起红旗，这是邀请对方司令官进行会谈的信号。然而，红旗悬挂了一天，苏军的赫尔丘上校、安泽菲洛夫中校、巴什捷夫中校，谁也没有露面。
8月12日，新疆军区作战部部长盂魁武接到塔城军分区再次来电，认为苏军行动反常，马上报告了龙书金。龙书金弃置一旁，没有答复。
当晚，王新光政委又电话直要新疆军区作战值班室，报告当面苏军可能有重大的行动。请示明天的例行巡逻可否取消。
值班参谋回答：军区首长已接到你们的报告，但对取消例行巡逻一事没有明确指示。
8月13日上午8时，按照规定，副连长杨政林率领三排37名官兵，执行例行巡逻任务。
王新光政委仁立在一个高地上，目送巡逻队消融入茫茫的戈壁滩。虽然这天的阳光格外明媚，王新光的心头却笼罩着驱之不散的浓厚的阴云。
巡逻队的官兵对即将发生的凶险茫然不知，他们沿着例行的巡逻道路，逶迤着向前走去，由于是在荒无人迹的戈壁上巡逻，所以队形并不很严整。几个刚分到边防的新兵。
围着杨政林听他讲惊心动魄的边防斗争故事。还有的将路旁的沙枣棵、骆驼草折断，编成圈帽戴在头顶，以遮挡骄热的太阳。
突然，杨政林停住了脚步，他似乎感到周围的地形有些陌生。这条路他走过上百遍。
沿途的一草一木、山丘、沟壑，他熟悉得如同自己的指掌。
他细细观察了一下周围的地形地貌，说不出哪里感到别扭。
一望无际的戈壁，犹如一个正在酣睡的莽汉，毫无知觉的袒露着胸腹。
杨政林正要命令巡逻队继续前进，一发炮弹挟着尖厉的呼啸落在队伍的中间。
“轰”的一声巨响，五六名战士炸得四散飞迸。
“卧倒”，杨政林吼叫着发出了命令。
6辆苏军坦克犹如从地狱里钻出来，出现在杨政林的视野里，它们巨兽般摇晃着抖掉身上的浮土、草棵，成扇形从三面包围上来。三百多名苏军官兵，也从土堆里爬出来，尾随坦克开始冲击。
杨政林这才意识到，这是苏军周密计划，蓄谋已久的行动。巡逻队被四面包围，已经没有生还的退路了。
此刻，杨政林已抱定必死的决心。抵抗，无异鸡蛋往石头上碰，可即便头破血流，也要溅它一身黄了。
望着呐喊冲来的苏军士兵，杨政林对身旁的机枪手狠狠挥动了一下手臂，“打！”机枪手也意识到处境的险恶，紧抱着机枪，将一串串子弹，刮风般扫向扑来的敌人。
巡逻队的战士，虽然伏在地上，但无可依托的地物，且被苏军的密集炮火打得抬不起头来，间或用冲锋枪还击一下，子弹打在坦克的甲板上，只是迸发出几粒火星，对敌军根本构不成威胁。
此时扬政林的左臂已经被子弹射了个洞，他无暇包扎，不断涌出的血水染红了半边军衣。
现在，他知道自己应该先做些什么了。他将报话机从已牺牲的报话员的身上解下来，大声呼叫：“塔城、塔城，我是杨政林，我们在铁里克提东10公里处遭敌伏击，苏军坦克6辆，步兵300余人……”这时，空中传来“嗡嗡”的轰鸣声，杨政林抬头，看到两架直升机，在头顶盘旋两圈，然后向北折去。
杨政林报告完敌情，最后沉重他说：“请党相信我们。我们会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粒子弹，决不会出现一个俘虏……”杨政林扔下话筒，用冲锋枪扫倒几个苏军士兵。正想转身射击，这才发现右腿被炸断了，早已失去了知觉，血水浸透了身下的岩石。
苏军似乎知道了这一队中国士兵目前处于的孤立无援的境地，马上改变了战术，不再用坦克导引步兵冲击，而是将中国士兵团团围住，用准确的炮火逐个进行打靶式的射击。
巡逻队马上陷入了拼杀不能，抵抗无望的境地。
空旷的戈壁变成了血腥的屠场。
有的中国士兵早已死去，仍然成为苏军射击的目标，尸体上冒着一缕缕中弹后的青烟。
中国士兵抱定必死的决心，依然顽强地抵抗着。
突然，两颗汽油燃烧弹在中国阵地中间炸裂开来，随着四散喷溅的黑色液油，大火如噬人的野兽张开了血红的嘴巴。
火海里，中国士兵在翻滚、扑跌。一阵阵凄厉的惨叫声，伴着血肉被烧焦的腥臭味，在苍茫的戈壁滩上飘散，回旋……。
汉存的两名伤兵爬到了杨政林身边。7班长胡宝杨右眼被击穿，务浆糊了一脸。新战士小王第一次参加执勤，连枪都不会使，手里紧握着一颗未开盖的手榴弹，稚气的脸绒上挂着横七竖八的黑红的血污。他的腿、腹、胸先后中了4弹，军衣与皮肉烧结在一起连扔手榴弹的力气都没有了。
杨政林悲叹了一一声，回身望了一眼祖国的土地，缓缓旋下小王手中的手榴弹底盖，攥住弦扣。
一声巨响过后，阵地上旋即沉静下来。
只有滚滚的黑烟，还在升腾、膨胀，远远望去，如一只狰狞可怖的恶鬼。
等到中国陆军第八师的一个团携带轻重武器，从60公里外的巴克图据点赶来时，战斗早已结束了。
38具尸体弃置一地，有的面目全非，变成了黑炭。方圆几百米的戈壁，仿佛被炽热的开火焚烧过，变得漆黑一片。
大漠孤烟，夕阳惨照，天将倾，地欲堕，黄昏血色，血色黄昏。
半个月之后，为了弄清事件真相，中央军委调查组来到了乌鲁木齐，先后调查了司令员龙书金、政委王恩茂、副司令员赛福鼎以下近百人。
塔城军分区政委王新光、参谋长南仲周认为，事件发生前，苏军调动频繁，情况异常，这些情况多次向军区司令部值班室汇报过，现有电话记录可以做证，汇报中曾多次要求暂停巡逻，但上级都没有答复。北疆军区副司令员任书田说：“接到塔城军分区的报告后，我们是慎重研究过的，并且有情况不明暂不巡逻的决定，但上报军区后，一直未接到批复，不得已只好让值勤分队继续巡逻，为了此事，赵副司令员曾亲自打电话找到龙书金，并且吵骂了一通。”新疆军区作战部科长宫为友、政治部保卫科科长岳耀礼说：塔城上报的情况我们都已知道，作为参谋人员，我们也同意暂停巡逻，但是给领导汇报后，确没人理睬。
新疆军区作战部部长孟魁武说：“为此事我曾专门请示过龙书金司令员，司令员让我报告北京外交部，让他们拿意见。由于事关重大，在外交部没有明确答复前，我不敢擅自下令停止巡逻。”关于一个边防哨所是否巡逻的问题，居然要由远隔万里之外的北京外交部负责。这实在有点滑稽，再查北京外交部，外交部答复值班人员已回电，关于边防部队的巡逻间隔，巡逻路线，可由新疆军区自行确定。
从北京到新疆，兜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原来的出发点。究竟谁应该为“8·13”事件负责呢？鬼知道？
直到1971年“9·13”事件发生后，这些纠缠不清的失误才一古脑落到林彪死党龙书金的头上，龙书金当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否也暴露了军队内部分工不明，遇事推诿，相互扯皮、缺乏决断的弊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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