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有多少收入？（连载1）
清末民初的三十年间，经过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两代文化人的努力，逐渐形成了以“启蒙救亡”为宗旨、以欧美日本留学生为骨干、以“科学民主”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投入这场运动的，是一批不同于封建文人的新的文化人。而这些文化人在经济生活方面，大多数是比较宽裕的。
其中一个典型例子是胡适（1891—1962年）。
1917年春，胡适在美国留学已满七年，完成了博士论文。为拿到哲学博士（Ph.
D.）学位证书，正要安排论文的出版事宜。这时，他的文字交 ——
陈独秀从北京大学给他发了一封电报，改变了胡适一生的命运。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曾积极投稿《新青年》杂志，鼓吹文学改良，用白话作诗文，成为新思潮的一员健将。当时主编《新青年》的陈独秀，刚受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特聘，出任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向蔡校长力荐胡适；蔡元培遂聘胡适为北大文科教授。胡适在4月19日从美国写信给母亲说：“此时论文已了，一切事都不在意中，考试得失已非所注意矣……即此一吉事，已足满意，学位乃是末事耳。”
胡适接到电报，顾不得博士论文出版，也不等博士学位证书到手，便于这一年夏天回国。
26 岁就任北京大学教授
胡适在1917年6月9日从纽约启程，搭乘海轮；7月10日，轮船到达上海，胡适立即专程回到安徽绩溪老家，探望久别的母亲，并小住一个月。开学之前，他北上来到首都，应聘就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这一年，他实足26岁（按中国旧历则为虚岁二十七）。胡适到北京大学文科讲授中国哲学、英文修辞学课程，他在美国所写的博士论文就作为北大哲学课的讲义。
26岁的胡适，刚进入社会做事，就拿260银圆的月薪，相当于今人民币一万多元。而他住在北京大学单身教员宿舍（在南池子缎库后身8号）是免费的，9银圆的伙食已很丰盛（当时北大的学生在食堂包伙仅4两银子即5.6银圆），每月花费40银圆左右，还有200多银圆节余。
北大教授是胡适理想的职业。北大开学以后，他在9月30日寄给母亲的信中写道：适之薪金已定每月二百六十圆。……教英文学、英文修辞学及中国古代哲学三科，每礼拜共有十二点钟。……适现尚暂居大学教员宿舍内，居此可不出房钱。饭钱每月九圆，每餐两碟菜一碗汤。适意俟拿到钱时，将移出校外居住，拟与友人六安高一涵君。不久，胡适和安徽同乡高一涵合租一处僻静的住房，每月租金6银圆，每人仅出3圆。上课一个月后，立即加薪为本科一级教授。
10月25日胡适又写信给母亲说：适在此上月所得薪俸为260圆，本月加至280圆，此为教授最高级之薪俸。适初入大学便得此数，不为不多矣。他日能兼任他处之事，所得或尚可增加。即仅有此数亦尽够养吾兄弟全家。及此吾家分而再合，更成一家，岂非大好事乎!
（《胡适书信集》）上册，第106页，111～11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胡适在北京大学的经济生活，比他在美国的日子优越得多。他很满意，从此安心于学术，继续为新文化事业奋斗，有了可靠的经济基础。
旧式包办订婚，新式文明婚礼
胡适早在13岁时由母亲做主与40里外的江村的江冬秀订了婚约。胡适从小孝顺，不愿违背母亲的心愿。原定1917年12月在家乡完婚。江冬秀是个缠足的小脚女子，只粗通文墨，连信也写不好，但胡适并不嫌弃。他赴美国留学后常与江冬秀通信，却从未见过面。
胡适回国到北京大学工作以后不久，便按照约定回老家迎娶。在准备动身之前，决定先汇去200圆，12月13日回家时随身再带400圆。这就足够开销了。
胡适和江冬秀在1917年12月30日结婚。那天正好是旧历十一月十七日，胡适的27岁生日。他们在乡间举行了新式的文明婚礼。胡适写了《新婚杂诗》五首，发表于《新青年》四卷4号，后又收入《尝试集》初版中。
胡适没有度完蜜月，于1918年1月下旬独自回北京继续教学。他十分敬业。蔡元培先生回忆：“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
(鲁迅)、周启明诸君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引自《我在教育界的经验》）
新的文化人群体
北京大学形成了新的文化人群体，教师们在经济上都很宽裕。五四前夕胡适在北京赁屋定居回到北京，胡适不断地写信给母亲和妻子，报告日常起居；他也常常接到江冬秀写来的信。
1918年3月6日，胡适致母亲的信中写到：
“昨日已由银行汇寄现洋六十圆，由芜湖转寄家中。明知此数不够用，且先寄此数，至下月再寄六十圆。”此时票价五八折，六十圆合票洋一百零五圆（连汇费在内）。当时银圆升值，而中国银行发行的“钞票”贬值。胡适每月的薪水以现大洋支取，1银圆可以兑换钞票1元8角左右，银圆更值钱了。无形中胡适的收入又增加了。3月8日致母亲信中说：昨日商务印书馆有送来第二次稿费现洋四十五圆，正好应用，这时候的四十五圆，真抵得八十圆的票子。明天晚上，我在会馆请北京的同乡吃喜酒，大约两桌人。
3月11日，胡适写信给母亲，谈起准备在北京租赁一所较大的四合院：
……今天下课后，出去寻房屋，寻了两处，一处约有十七间，价钱太贵了，房子又太旧了，故不曾和他还价。一处有房十八间，都还新，似乎还合用。我问他价钱，他开口要了二十五圆一月，大约廿一、二圆可以租下。明天再去问问看。若让至二十圆，我便租了。现住的房子太坏了，太不紧密了，所以要搬家。
3月13日、27日，他在写给江冬秀的信中说明，在靠近北京大学红楼的地方，已看完了一所房子，地方离学校很近。（与江朝宗住宅相隔一巷）。已付了定钱，预备搬进去住。房租每月20银圆（合今人民币约800元），确实很便宜、很合适的。
胡适租赁的新居在钟鼓寺14号，是个典型的四合院，共有十七间房屋，一进门是九间正房，两侧为厢房，旁边有耳房。正房是寝室和书房，两厢为客房及会客室。五间偏房作厨房及佣人住处。厨房比较小，庭院也不算宽大，有几棵小树，几盆夹竹桃。家俱陈设比较简单，朴素。那时，胡适任教不久，又是新婚刚过，尚无多少积蓄，因而租赁了这座普通的四合院。
胡适原想把老母亲和新婚的妻子都接到北京来共同居住。“大家庭团聚、世代同堂”乃是中国传统文人的美梦，从鲁迅、胡适到张恨水都曾经做过这样的美梦。但胡适的老母年老多病，不肯北上，只有妻子一人来京。为照顾婆婆的病，江冬秀到6月上旬才出行。
这时，胡适按月寄30圆赡养老母，有时寄的多些，或托人带些药品、食品之类，以尽孝心。如胡适通信所述，他在北京常有一些大笔开支。比如结婚后，他曾邀请住在会馆中的安徽同乡们吃喜酒。6月5日，他又宴请北京大学同仁送贺礼的朋友们，一笔就花去60银圆（合今人民币2400元）。
1918年冬天，老母亲病故，胡适和夫人又回安徽老家奔丧。这时江冬秀已有了身孕，1919年3月，长子胡祖望便出生了。胡适成了文化名流，他很勤奋，讲课之余发表文章、出版著述逐年增多。稿酬源源不断，他的经济状况更阔绰了。
不过，他本人的生活还是简朴的。
商务印书馆慕名而来，希望胡适到馆服务（或兼职）。商务监理张元济的日记1919年4月8日载：“托伯恒转托陈筱庄约胡适之，月薪300圆。”胡适婉言谢绝商务印书馆的好意，表示要继续为北京大学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