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到一篇报道，说北京人口严重超载，现在已经超载100
万，到2010年将超载300万。据说解决的方案是双管齐下：“一是控制人口增长规模，二是大力提升首都环境的人口承载力”。
这种解决方法是治标不治本，没有触及北京为什么严重超载的深层原因。要了解北京的问题，必须有个历史眼光。首先，我们要看看中国历史上的首都生态。其次，要具体地看在首都生态的框架中的北京问题。
中国古
代有强大的中央集权传统，盛世之都也是庞大帝国的权力中心。比如唐代的长安人口达一百多万，加上周边地区驻守的大量军队，给生态带来严重的压力。长安的生
存，要靠东部（安史之乱后是南部江淮一带）农业中心的供应。而以当时的技术条件，运输供应物资由东向西逆流而上又是谈何容易！唐代的皇帝，常常要携宫廷到
洛阳“就食”。682年关中地区饥荒，高宗让太子留守长安，自己率宫廷到洛阳“就食”。因为情况紧急，出行仓促，随从人员竟有半途饿死者。最为戏剧性的是在786年，关中粮仓空空如也，禁军领不到粮食，威胁哗变。在这个节骨眼上有米运到，德宗大喜过望，跑到东宫对太子狂呼：“吾父子得生矣！”
我们现
在谈起大唐，无不称那是中国文化的高峰，世界第一帝国；谈起长安，也视之为世界第一城，无不为之自豪。但是，就在这盛世背后，皇帝有时活得象个要饭的，乃
至有生命的危险。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央集权的架构中，权力的集中带来人人员和资源的集中，致使首都地区的生态严重超载，无法自养。
这一情
况，后来也并无根本的缓解。宋以后，中国的政治中心北移，北京成为金元明清四代之都。同时，经济中心南移，江南取代了北方，成为最为富庶的地区，也是帝国
最重要的物资供应地。江南的资源，通过大运河源源不断地运到北京，维持着北京的生存。这一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脱离的格局，使北京乃至整个帝国多变得外强中
干。鸦片战争时，中国还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但却被英国的一支跨越半个地球作战的舰队所击败。为什么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大运河成了帝国的血脉，舍此北京
的朝庭无法生存。英国的军舰一驶入扬子江，兵临南京城下，切断了江南漕运的路线，就等于卡住了帝国的喉龙，清庭除了投降，也没有什么路可走了。其实即使在
和平时期，大运河频频淤塞，南粮北运一直充满了危机。
北京传
统上并非是一个经济中心，最后成长到中国数一数二的城市，当然也不是经济运行的结果，而是政治的需要。帝国的防务中心在北方边境，大部分军队都集中在这
里，以武力作为统治基础的皇帝不能离自己的军队太远，所以首都就设在长城角下的北京。蒙满统治期间，定都北京，也有背靠自己的民族发源基地的安全感。在这
个意义上，北京有相当的寄生性。
现代中
国和帝国皇权时代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传统的政治地理，一经形成就有长期，顽固的连续性，不容易为政治变革所改变。定都北京，就必须面对几百年形成的
塑造了北京政治地理，认识其来源和制约，以寻求解脱之道。说到底，北京最大的软肋，就是集权结构所造就的一个庞大的中央政府，使首都扩张到不能自我维持的
程度，必须依赖其他地区输血。而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这个问题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因为计划经济的模式变得更加严重了。凡是一些有全国意义的大项目，大
的活动，如亚运会，奥运会等等，必须北京先办；北京办完了其他城市才有想的资格，活象是北京掌握着什么“初夜权”。这样，万事都在北京起步，人口当然也就
滚滚而至了。
北京的
出路，在于打破中央集权的传统惯性。改革缩小了政府的职能，也要求中央适当放权，最后形成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在这样的发展中，北京就切忌事事出头。举个
例子，为什么亚运会，奥运会都要在北京举行？这类倾注全国财力的盛事，难道不能交给别的地方办吗？美国办过几次奥运会。哪次在华盛顿举办呢？在市场经济
中，中央政府的职能更象个裁判，而不是运动员。北京作为中央政府的所在地，也不应该与其他地区争利。甚至，中央政府本身可以考虑退出北京，到偏僻些的卫星
城建设行政中心。比如，北戴河已经成为一个季节性的政府中心。这样的地方，为什么不能成为中央政府永久的所在地呢？
如今科
技发达，象唐代那样断粮的事情不大可能发生。但是，现代化并没有改变北京的基本生态结构：北京缺乏水源，缺乏绿化，顶着裹携着大量黄沙的西风，处在沙漠化
的边缘。人多喝一口水，树就少喝一口水。多一亩的住房，就少一亩绿地或森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北京还事事盲目领先，那么水源，空气，交通，住房等等硬件
就会将这个伟大的城市窒息。
原载<新闻周刊> 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