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杨广是个才华横溢的人。
他是个天生的美男子。(《隋书·炀帝纪》：“上美姿仪，少敏慧。”)
除了俊秀的外表，上天还赐予他超乎常人的聪颖。七岁那年，他写出了平生第一首诗歌，立刻为他赢得了“神童”的美誉。后来他成了到他为止的历代皇帝中最博学、最富才华的一个，隋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他许多首优美的诗篇。
作为一个很少承认错误的人，杨坚却不能否认他对这个孩子“于诸子中特所钟爱”（《隋书·炀帝纪》）。做了皇帝后，杨坚把原来打算用为丞相的王韶任命为杨广的师傅。从杨广自少年起接受的一系列任命中，我们可以一目了然地读出杨坚对他的特殊器重和苦心培养。开皇元年（581）二月二十六日，在杨坚开国称帝后仅十二天之后，年仅十三岁的杨广就被封为晋王，并被任命为并州总管，授武卫大将军称号。并州为当日防备帝国最危险的敌人突厥的战略要地，封杨广于这样的要冲，当然是为了让他尽快成长为帝国的藩屏。在五个儿子当中，杨广的屡次任命是最风光的。
开皇九年（589），在隋帝国最重要的一次战争——为统一南方而进行的平陈战争中，年仅二十岁的他被任命为五十万大军的最高统帅，引起举国瞩目。这次战争是他正式登上帝国政治舞台的亮相之作，杨广深知这是树立自己形象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事实上，他的全国性声誉就是在此刻建立起来的。腐败的南朝不堪一击，平陈战争胜得轻松愉快。攻灭南朝之后，杨广首先命属下收取陈朝政治档案和典章文物，“封存府库，金银资材一无所取”。“秋毫无所犯，称为清白。”由此“天下皆称广以为贤。”“昆弟之中，声誉独著”。（《隋书·炀帝纪》）
二十出头的他成了隋帝国风头最健的政治明星，这个皇子的贤能实为历代少见。
从懂事开始，杨广就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上帝的宠儿。在他眼里，这个世界几乎是专为他而创造的。他来到人间，就是为了玩一场叫做“人生”的快乐游戏。
然而，命运的安排往往是让人费解的，它给了杨广一切，却唯独忘掉了最关键的一样：恰当的出生顺位。在他前景辉煌的命运之路上，横亘着一个巨大的阴影：兄长杨勇。
二
自从西周时起，中国政治权力的传递就一直遵循着一个明确的原则：“立嫡以长”。大隋天下的未来主角，应该由他的长兄杨勇扮演。
“嫡长制”最有效地保证了皇族内部权力延续的有序，杜绝了皇族间的竞争，所以被圣人称为“百王不易之制”。然而，这个制度的合理性是那么禁不起推敲。谁都知道，出生顺位与治国才能没有什么逻辑上的联系。正是这个制度导致历史上幼童、白痴、昏庸之徒不断登位。为什么要把帝国的前途囚禁在这样一个弱智的规定里呢？
相信在一千四百年前，杨广和他的其他兄弟们都是这样想的。
在杨坚称帝，五兄弟同日封王之后，杨广就感觉到兄弟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些从小在一起嬉戏打闹着长大的兄弟看对方的眼神里都多了一丝阴冷和提防。南北朝时代的政治，是中国历史上最富阴谋和血腥色彩的时期之一。为了争夺皇位，政治上层一直在勾心斗角、相互杀戮，而皇族间的兄弟相残是高层政治中最常上演的剧目之一。从那一刻开始，杨氏兄弟倏然惊觉：生在帝王之家，就是活在狼群之中，也许有一天，不是自己杀掉其他兄弟，就是其他兄弟杀掉自己。
既然生活在狼群之中，强壮、敏捷、狡猾就是竞争的资本。杨广坚信自己具备这样的天赋。虽然一个个野心勃勃，但其他兄弟都是碌碌之徒，只有杨广从杨坚身上继承了一个政治家所必须的基本素质：城府、机敏和悟性。
一般来说，豪门子弟都免不了一些共同的毛病：骄纵狂傲、眼高手低以及缺乏自制能力。可杨广似乎是个异数。
也许是因为师傅们教育的成功，也许是因为他过人的悟性，他从小就表现出非同寻常的自制力，举止端凝，“深沉严重。”他对父母之命奉之唯谨。父亲提倡节俭，他便衣着朴素，用度有节。母亲性奇妒，最看不得男人好色，他则正妃萧氏举案齐眉，恩爱有加。
从很早开始，他就已经学会设计自己，虽然出身天潢贵胄，他却善于下人，从无骄纵之色。“大臣用事者，皆倾心与交”，“敬接朝士，礼极卑屈，由是声名籍甚，冠于诸王。”
而作为具有鲜卑血统的杨氏家族的长子，“普六茹·见地伐”（杨勇的鲜卑名字）最鲜明地继承了胡人的天性。史称这个比杨广大两岁的王子“性宽厚”，才智尚可品质不恶，然而却毫无政治敏感和政治才华。他“率意任情，无矫饰之行。”父亲崇尚节俭，他却大手大脚，不惜代价四处淘弄国内最好的猎鹰、宝石和马鞍。父母都是极重门第之人，母亲独孤氏尤其对“生活作风”问题看得很重，他却正眼也不看父母为他娶的正妻，跑出去和那个妖媚的工匠之女云氏野合生子；父亲敏感多疑，他却公然和社会上的豪侠流氓来往，甚至允许他们身带刀剑出入宫廷（《隋书·炀帝纪》）……每当又听到太子的什么“丑闻”，杨坚都会下意识地想起远在江都的次子：太子如果能赶上老二一半，他也就放心了。
平心而论，除了这些不谨之处而外，杨勇并无什么显著的过失。然而，从这些小过，可以看出此人心智粗疏，以至于他找卜者算父亲的死日的事都能传到文帝耳中。如果登基，此人也必是一个昏庸之主。
杨广早就知道，杨勇很难把这个太子做得一帆风顺。储君这一职位其实乃天下至难居之地。在太子达到可以接班的年龄之后，皇帝的长寿就是对太子利益的损害，储权与皇权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在皇帝和太子之间形成一种微妙的心理影响，这就是古往今来接班人没有几个有好下场的原因。杨广深知这种心理影响对父亲的作用，这头老狮子是在一系列的阴谋中登上皇位的，他不但具有普通人所不具有的铁腕、果断，更具有寻常政治人物所没有的对阴谋的敏感，“猜忌苛察，乃至子弟，皆如仇敌。”（《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在这样的人面前当太子，没有特殊的天分一定会翻船。
三
在中国史学家看来，隋炀帝犯的第一条大罪，就是
“夺嫡”。
在今人看来，对皇位的渴望并不能被认为是一个错误。从能力、才华及素质看，杨广确实比他的兄弟们更适合当这个皇帝。在所谓的“夺嫡”过程中，杨广所做的主要是竭力表现自己的能力而已，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一种良性竞争。
然而，在古人看来，对皇位动念，本身就是杨广的大罪。换句话说，问题不在于杨广进行的竞争是不是良性，而是他根本不应该参与竞争。
在传统中国，每一个人生下来，身上都系着一个无形的标签，叫做“名分”。遵守“名分”，是人生守则中的第一款。用李斯的那个著名寓言来比方，生在仓里的老鼠注定会一生吃白米，而生在厕所里的老鼠注定一生吃手纸。不守“名分”，是一个人所犯的错误中最危险的一个，因为“名分”关乎社会稳定。商子说：“一只兔子在野地里奔走而百人逐之，并非是兔子可以够这百人来分，是由于名分未定，谁都可以来争。卖兔者满市，却没有人敢不给钱就拿，是由于兔子有主，名分已定。所以定名分，才能天下大治，名分不定，必将天下大乱。”
中国文化推崇的最高价值是稳定。江山永固，万世不变，是统治者最大的利益关切。这就注定了它是一种反竞争的文化，因为竞争往往带来的混乱和动荡。“雄心、进取”这些我们今天看来非常雄性、英武的词汇，在过去却是非常错误和不祥的。圣人说，如果大家都“各安其分”，那么社会就不会起冲突，天下就会永远太平祥和。通过这种方式实现的稳定肯定是压抑和缺乏活力的。然而过去的中国人却乐于忍受。由于对竞争的恐惧达到了变态的程度，他们宁可要嫡长制的草，也不要自由竞争的苗。如果哪位皇帝或者皇子胆敢挑战立嫡以长的原则，不但在当时他要受到大臣们的强烈反对，在死后也必将成为人们全力攻击的对象。由于以勤俭著称的隋文帝被传统史学立为“基本正确”好皇帝，所以攻击的矛头就集中对准了杨广。（节选自我的新书《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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