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问答：
1、余秋雨先生，最近王朔开腔批评文化和娱乐圈里的人物提到了您，比如说您只写游记，没写过小说，称不上作家。此前他也炮轰过金庸大师，现在他又把矛头对准了您，请问您对此想说什么？（李建中）
答：王朔写过一些很不错的小说，与那些只会骂人却没有任何作品的人不同。很多年前，上海设立中长篇小说奖，我是设立这个奖的倡议者，又是评委，极力推荐他的《我是你爸爸》得奖，当时有一些专家不同意，认为他只是一个不成熟的青年作者，不是作家。我不仅肯定他是作家，而且认为他的小说在“控诉文学”和“寻根文学”之外开拓出了当代题材，展现出一种当代青年才有的调侃和幽默。由于我的坚持，他终于得了三等奖。我还是颁奖者之一，与他握了手。今天我需要劝告他的是，进入文学领域，必须接纳多元。一个作家，自己的这个作品和那个作品也会不一样，怎么能用自己一时的标准来框范别人？到百货公司买东西，选自己合意的就好，不要对着自己不喜欢的商品大声叫骂。这对别人和自己，都会造成不自由。而且，很不幽默。
我觉得，对于金庸先生这样的文学长者，我们都应该懂得尊重。前几年王朔批判金庸先生时，说浙江人不会写文章。金庸先生公开回答说：“我是不会写，但鲁迅先生和余秋雨先生也是浙江人。”记得后来我还当面对金庸先生说，您把我比得太高了。大家都笑了一通。金庸先生的幽默显然与王朔不太一样。我认为，最高的幽默，是承认多元世界之后的自嘲。
2、您强调，一个文化巨人对于一个民族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像泰戈尔就曾经有力地改变了本国人的选择。那么在当下中国，在这样一个浮躁的社会环境下，您觉得有没有可能出现泰戈尔式的文化巨人，能够在和谐与文化间搭建起人格桥梁？（郭泉真）
答：“巨人”，是一种艺术化的描述，缺少准确定位，很难讨论。但是，很多文化都是靠个体生命来代表和象征的，却是事实。一个社会不管多么浮躁和纷乱，有了大家敬仰的文化代表人物就有了定力，而且是人格化的定力。因此，你所说的“文化巨人”都产生于乱世，这是精神对于世相的制衡，或者说，是世相对于精神的呼唤。现在中国要解决的最大问题是，小小的文化圈里，谁都想做“巨人”、“大师”，因此对于有“竞争嫌疑”的同行进行抹黑和泼污。其实，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文化代表人物并不是文化圈里的事，这是全民的文化需求。广大民众的目光应该穿越“文坛争斗”的迷雾，把自己喜欢的文化艺术人才救助出来，予以守护。应该明白，文化属于大家，无端地损害一个文化艺术人才，实际上是在损害民众的文化权利。
3、这些年来，有人对您的批评很尖锐，总是咬住您不放。当然，更多的人对您这样的文化创造者是非常欣赏的，总是坚定地力挺您。您认为，这两种不同声音的交锋，是和谐文化时代的一种特征，还是“前和谐文化时代”的必然现象？（徐蓓）
答：我很期待尖锐的批评，例如早些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专家撰文批评我的散文只有日神精神而缺少酒神精神，指出了我的一个终身无救的缺陷，非常痛快。但是，您所说的那几个“咬住不放”的人，我一开始也认真过，后来发现他们精神上有毛病，因为咬住了一个谎言几年不松口，一再证明是谎言还是不松口，你说该不该怜悯和同情？在国外，文化人中精神疾病的治疗和康复已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在我们这里，有些小报喜欢危言耸听的狂热言词。因此放纵和驱使着他们，很不人道。我看到台湾大学有一位教授仔细阅读了这些年来大陆文坛对我“咬住不放”的文章，与几位精神科医生研究后发表文章，呼吁大陆媒体不要再逗弄这些精神不太正常的文人。感谢一切支持我的朋友，我说过，历史总有合力组成，合力的结果指向着真、善、美，那就是和谐，而如果假、恶、丑占了上风，那就是对和谐社会的破坏。在这里不需要出现一个所谓“善恶平衡”。
4、2008年的奥运会开幕式、2010年世博会转眼就要到了。但是对于届时如何展示中华文化，很多人还是捏了一把汗。因为很多去过爱知世博会的人，回来后对中国馆的感受只能用“汗颜”和“沮丧”来形容。那么，对奥运会开幕式和世博会，您有怎样的文化建议呢？（钱妤）
答：具体的文化建议很多，那次为2008年奥运会的开幕式，我就在北京讲了整整三个多小时，这里来不及多说了。我想提醒的是，按照很多国家经验，这种事情不能全都变成一个行政运作，也不能快速落实为现场操作。行政运作和现场操作之前，要集中这个国家最聪明、最有想象力的人出主意，使整个设计在最高智能层面上具有无限的可能性。这个环节一失落，再排场、再艳丽也会变成一种缺少生命的模拟。这次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队的成绩骄人，但最后十分钟的文化表演节目还是让人失望。什么都有了，却缺少整体性的创新和智慧。
我从来不担心我们能不能体现出堂皇色块、场面开合、人流组接、现代科技的魅力，也不担心历史概念和图象的选择，而只是担心这中间能不能渗透出一种让世界各国朋友感到亲切、随和、风趣的气息。这就需要靠高度智慧。
5、今天我们谈论的是有关和谐文化的话题，在当下，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比如不少媒体囿于划分，为本地大唱颂歌，陷入“地域文化迷雾”。您认为这样的文化陷阱会给和谐文化建设造成怎样的障碍呢？（诸巍）
答：和谐，就是要克服各种排他性自傲。排他性自傲一定会损害他人，引起冲突，破坏和谐。“地域性迷雾”的最大问题也就是排他性，即对其他地域的不尊重。我到全国各地，很多省市都在吹自己这里有多少“第一”，严重鄙视邻近省市，很不应该。中华文化的魅力在于整体，我前面说的甲骨文出于是河南安阳，我们就不应该把甲骨文仅仅说成是安阳文化，当然，也不能把孔子仅仅说成是曲阜文化或山东文化。孔子和老子产生了国际影响，外国人把他们看成是人类文化，我们也不要敏感，发誓要“抢回来”。文化人有国籍，有故乡，但文化无界。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停火，大批衣衫不整的幸存者立即到尚未修复的音乐厅里听贝多芬的交响乐来修复心灵，他们谁也没有因为贝多芬和希特勒都是德国人而拒绝。
6、现代资讯如此丰富而日新月异，而您却过着“不上网，不看报、不议论、不扎堆”的生活，作为一个社会的观察者，您不担心自己会与时代脱节？此外，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从象牙塔里走出来，而且一个赛一个地受媒体大众追捧，您不担心自己有朝一日会被湮没？（陈江）
答：不会脱节，我还看电视中的新闻节目，做一个新闻评论员也基本合格。我不上网、不看报，主要是没有时间去接受大量过眼云烟的信息。我不参加会议，甚至从来没有手机，是想保持头脑的疏朗、空阔，这样才有可能面对长天大地，静思生命的价值。或者说，这样才有资格为繁忙中的朋友说一些超越而安静的话语。
你所问的第二点，越来越多的学者从象牙塔里走出来受媒体大众追捧，这实在是一件好事。十年前我打了前阵，只是做了国际大专辩论会的几次总讲评，就有很多人在媒体间反复讨论“文化人该不该上电视”，多数意见是不该上。我当时独自认为，文化应该被传播，传播是对文化的检验和筛选，而电视本身就是文化，因此一直在骂声中坚持。现在终于到了这么一个好时代，我真高兴。但是，我不认为这是那些批判家的转复。恰恰相反，这是广大民众大大咧咧地参与进来了，成了话语主人。如果交给文化界，多数还是骂。所以，我认为2005年到2006年中国文化的最引人注目的趋势，是民众争取到了自己的文化权利，他们大声地表述自己的喜好，又快速转变自己的喜好。文化界那些批评家的地盘越来越少了。我觉得，他们应该放下身段，打开窗子，转过身来，面对真实的文化社会现象了。
我湮没？恨不得早一点这样。与妻子漫步在湖边夕阳下，只与水山对晤，是人生至境。
7、您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有望，而精神文化还废墟重重”，所以您执着于寻找中华文化的DNA。但是在这样一个所有人都行色匆匆、一心追求财富发酵的年代，究竟有多少人能够沉下心来倾听文化的遥远声音呢？在您看来，您的思想会以怎样的方式影响人呢？
答：我想告诉您，沉下心来倾听文化声音的人很多，远远超过传媒界和文化界的预计。您说现在是行色匆匆、一心追求财富发酵的年代，但是，孔子的年代、屈原的年代、司马迁的年代难道比这个年代好吗？他们的声音不也传下来了？过去很多时候，是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年代，文化因此更感悟了自己的责任。我的读者和观众，都很多，而且越来越多，这从我的书的发行量，和每次大规模的网络投票中都可以得知。前不久钓鱼台国宾馆颁发“全国十大财智人物”后，又在人民大会堂颁发“2006年全国十大财富领袖”，我在全国网络投票中居然名列第一，其他九位都是真正的亿万富豪。网友们说，投我的票，是要提升“文化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地位，得票那么多，可见意见比较一致。对此，我当然愧不敢当。
总之，生在今世，我十分庆幸。我现在担心的，不是没有人听我的声音，而是热情的听众太多了，使我休息不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