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
沈从文
迎春节，凡属于北溪村中的男子，全为家酿烧酒醉倒了。
据说在某城，痛饮是已成为有干禁例的事了，因为那里有官，有了官，凡是近于荒唐的事是全不许可了。有官的地方，是渐渐会兴盛起来，道义与习俗传染了汉人的一切，种族中直率慷慨全会消灭，迎春节的痛饮禁止，倒是小事中的小事，算不得怎样可惜，一切都得不同了！将来的北溪，也许有设官的一天吧？到那时人人成天纳税，成天缴公债，成天办站，小孩子懂到见了兵就害怕，家犬懂到不敢向穿灰衣人乱吠，地方上每个人皆知道了一些禁律，为了逃避法律，人人全学会了欺诈，这一天终究会要来吧。什么时候北溪将变成那类情形，是不可知的，然而这一天年青人大约可以见到的。地方上，勇敢如狮的人，徒手可以搏野猪，对于地方的进化，他们是无从用力制止的。年高有德的长辈，眼见到好风俗为大都会文明侵入毁灭，也是无可奈何的。凡是有地位一点的人，都知道新的习惯行将在人心中生长，代替那旧的一切，在这迎春节，用烧酒醉倒是普遍的事！他们要醉倒，对于事情不再过问，在醉中把恐吓失去，则这佳节所给他们的应有的欢喜，仍然可以在梦中得到了。
仍然是耕田，仍然是砍柴栽菜，地方新的进步只是要他们纳捐，要他们在一切极琐碎极难记忆的规则下走路吃饭。有了内战时，便把他们壮年能作工的男子拉去打仗，这是有政府时对于平民的好处。什么人要这好处没有？族长，乡约或经纪人，卖肉的屠户，卖酒的老板，有了政府他就得到幸福没有？做田的，打鱼的，行巫术的，卖药卖布的，政府能使他们生活得更安稳一点没有？
他们愿意知道的，是牛羊在有了官的地方，会不会发生瘟疫？苦牛羊仍然得发瘟，那就证明无须乎官了。不过这时他们还能吃不上税的家酿烧酒，还能在这社节中举行那尚保留下来的风俗，聚合了所有年青男女来唱歌作乐，聚合了所有老年人在大节中讲述各样的光荣历史与渔农知识，男子还不会出去当兵，女子也尚无做娼妓的女子，老年人则更能尽老年人责任。未来的事谁知道呢？过去的不能挽回，未来的无从抵挡，也是自然的事！
“醉了的，你们睡吧，还有那不曾醉倒的，你们把葫芦中的酒向肚中灌吧。”这个歌，近来唱时是变成凄凉的丧歌，失去当年的意思了。?
照到这办法把自己灌醉的是太多了。只有一个地方的一群男子不会醉倒，他们面前没有酒也没有酒葫芦，只是一堆焚得通红的火。他们人一共是七个，七个之中有六个年纪青青的，只有一个约莫有四十五岁左右。大房子中焚了一堆柴根，七个人围着这一堆火坐下，火中时时爆着小小的声音。那年长的男子便用长铁箸拨动未焚的柴烬，它跌到火中心去。
房中无一盏灯，但熊熊的火光已照出这七个朴质的脸孔，且将各个人的身躯向各方画出不规则的暗影了。
那年长的汉子，拨了一阵火，忽然又把那铁箸捏紧向地面用力筑，愤愤的说道：“一切是完了，这一个迎春节应当是最后一个了。一切是，……喝呀，醉呀，多少人还是这样想！他们愿意醉死，也不问明天的事。他们都不愿意见到穿号衣的人来此！他们都明白此后族中男子将堕落女子也将懒惰了！他们比我们是更能明白许多许多事的。新的制度来代替旧的习惯，到那时，他们地位以及财产全摇动了。……但是这些东西还是喝呀！喝呀！”
全屋默然无声音，老人的话说完这屋中又只有火星爆裂的微声了。
静寂中，听得出邻居划拳的嚷声与唱歌声音。许许多人是在一杯两杯情形中伏到桌上打鼾了。许许多人是喝得头脑发晕伏在儿子肩上回家了。许许多人是在醉中痛哭狂歌了。
这些人，在平时，却完完全全是有业知分的正派人，一年之中的今日，历来为神核准的放纵，仅有的荒唐，把这些人变成另外一个种族了。
奇怪的是在任何地方情形如彼，而在此屋中的众人却如此。年长人此时不醉倒在地，年青人此时不过相好的女人家唱歌吹笛，只沉闷的在一堆火旁，真是极不合理的一件事！
迎春节到了最后的一个，即或如所说，在他人，也是更非用沉醉狂欢来与这唯一残余的好习惯致别不可的。这里则七个人七颗心只在一堆火上，且随到火星爆裂，终于消失了。
诸人的沉默，在沉默中可以把这屋子为读者一述。屋为土窑屋，高大象衙门，宽敞如公所。屋顶高耸为泄烟窗，屋中火堆的烟即向上窜去。屋之三面为大土砖封合，其一面则用生牛皮作帘，帘外是大坪。屋中除有四铺木床数件粗木家具及一大木柜外，壁上全是军器与兽皮。一新剥虎皮挂在壁当中，虎头已达屋顶尾则拖到地上。尚有野鸡与兔，一大堆，悬在从屋顶垂下的大藤钩上。从一切的陈设上看来，则这人家是猎户无疑了。
这土屋主人，即火堆旁年长的一位。他以打猎为业，那壁上的虎皮就是上月他一个人用猎枪打毙的。其余六人则全是这人的徒弟。徒弟从各族有身分的家庭中走来，学习设阱以及一切拳棍医药，这有学问的人则略无厌倦的在作师傅时光中消磨了自己壮年。他每天引这些年青人上山，在家中时则把年青人聚在一处来说一切有益的知识。他凡事以身作则，忍耐劳苦，使年青人也各能将性情训练得极其有用。他不禁止年青人喝酒唱歌，但他在责任上教给了年青人一切向上的努力，酒与妇人是在节制中始能接近的。至于徒弟六人呢？
勇敢诚实，原有的天赋，经过师傅德行的琢磨，知慧的陶冶，一个完人应具的一切，在任何一个徒弟中全不缺少。他们把这年长人当作父亲，把同伴当作兄弟，遵守一切的约束，和睦无所猜忌，日在欢喜中过着日子。他们上山打猎，下山与人作公平的交易。他们把山上的鸟兽打来换一切所需要的东西：枪弹，火药，箭头，药酒，无一不是用所获得的鸟兽换来。他们运气好时，还可以换取从远方运来的戒子绒帽之类。他们作工吃饭，在世界上自由的生活，全无一切苦楚。他们用枪弹把鸟兽猎来，复用歌声把女人引到山中。
这属于另一世界的人，也因为听到邻近有设了官设了局的事情，想起不久这样情形将影响到北溪，所以几个年青人，本应在迎春节各穿新衣，把所有野鸡、毛兔、山菇、果狸等等礼物送到各人相熟的女人家中去的，也不去了。这师傅本应到庙坛去与年长族人喝酒到烂醉如泥，也不去了。
六个年青人服从了师傅的命令，到晚不出大门，围在火前听师傅谈天。师傅把话说到地方的变更，就所知道的其余地方因有了法律以后的情形说了不少，师傅心中的愤慨，不久即转为几个年青人的愤慨了。年青人各无所言，但各人皆在此时对法律有一种漠然反感。
到此年长的人又说话了，他说，“我们这里要一个官同一队兵有什么用处？我们要他们保护什么？老虎来时，蝗虫来时，官是管不了的。地方起了火，或涨了水，官也是不能负责的。我们在此没有赖债的人，有官的地方却有赖债的事情发生。我们在此不知道欺骗可以生活，有官地方每一个人可全靠学会骗人方法生活了。我们在此年青男女全得做工，有官地方可完全不同了。我们在此没有乞丐盗贼，有官地方是全然相反，他们就用保护平民把捐税加在我们头上了。”
官是没有用处的一种东西，这意见是大家一致了。
结果他们约定下来，若果是北溪也有人来设官时，一致否认这种荒唐的改革。他们愿意自己自由平等的生活下来，宁可使主宰的为无识无知的神，也不要官。因为神永远是公正的，官则总不大可靠。而且，他们意思是，在地方有官以后，一切事情便麻烦起来了。
他们觉得生活并不是为许多麻烦事而生活的，所以只有那欢喜麻烦的种族，才应当有政府的设立必要，至于北溪的人民，却普遍怕麻烦，用不着这东西！
为了终须要来的恶运，大势力的侵入，几个年青人不自量力，把反抗的责任放到肩上了。他们一同当天发誓，必将最后一滴的血流到这反抗上。他们谈论妥贴，已经半夜，各自就睡了。
若果有人能在北溪各处调查，便可以明白这一个迎春节所消耗的酒量真特别多，超过过去任何一个迎春节，这里的人原是这样肆无忌惮的行乐了一日。不久过年了。
不久春来了。
当春天，还只是二月，山坡全发了绿，树木茁了芽，鸟雀孵了卵，新雨一过随即是温暖的太阳，晴明了多日，山阿田中全是一旁做事一旁唱歌的人。这样时节从边县里派有人来调查设官的事了。来人是两个，会过了地方当事人，由当事人领导往各处察看。带了小孩子在太阳下取暖的主妇皆聚在一处谈论这事。来人问了无数情形，量丈了社坛的地，录下了井灶，看了两天就走了。
第二次来人是五个，情形稍稍不同：上一次是探视，这一次可正式来布置了。对于妇女特别注意，各家各户去调查女人，人人惊吓不知应如何应付，事情为猎人徒弟之一知道了，就告了师傅。师傅把六个年青人聚在一处，商量第一步反对方法。
年长人说，“事情是在我们意料中出现了，我们全村毁灭的日子到了，这责任是我们的责任，应当怎么办，年青人可各提出一个意见来作讨论，我们是决不承认要官管理的。”
第一个说，“我们赶走了他完事。”
第二个说，“我们把这些来的人赶跑。”
第三四五六意见全是这样。既然来了，不要，仿佛是只有赶走一法了。赶不走，倘必须要力，或者血，他们是将不吝惜这些，来为此事牺牲的。单纯的意识，是不拘问什么人，都是不需要官的，既然全不要这东西，这东西还强来，这无理是应当在对方了。
在这些年青简单的头脑中，官的势力这时不过比虎豹之类稍凶一点，只要齐心仍然是可以赶跑的。别的人，则不可知，至于这七人，固无用再有怀疑，心是一致了。
然而设官的事仍然进行着。一切的调查与布置，全不因有这七人而中止。七个人明示反抗，故意阻碍调查人进行，不许乡中人引路，不许一切人与调查人来往，又分布各处，假扮引导人将调查人诱往深山，结果还是不行。
一切反抗归于无效，在三月底税局与衙门全布置妥了。这七个人一切计划无效，一同搬到山洞中去了。照例住山洞的可以作为野人论，不纳粮税，不派公债，不为地保管辖，他们这样做了。
地方官忙于征税与别的吃喝事上去了，所以这几个野人的行为，也不会引起这些国家官吏注意。虽也有人知道他们是尚不归化的，但王法是照例不及寺庙与山洞，何况就是住山洞也不故意否认王法，当然尽他们去了。
他们几个人自从搬到山洞以后，生活仍然是打猎。猎得的一切，也不拿到市上去卖，只有那些凡是想要野味的人，就拿了油盐布匹衣服烟草来换。他们很公道的同一切人在洞前做着交易，还用自酿的烧酒款待来此的人。他们把多余的兽皮赠给全乡村顶勇敢美丽的男子，又为全乡村顶美的女子猎取白兔，剥皮给这些女子制手袖笼。
凡是年青的情人，都可以来此地借宿，因为另外还有几个小山洞，经过一番收拾，就是这野人特为年青情人预备的。
洞中并且不单是有干稻草同皮褥，还有新鲜凉水与玫瑰花香的煨芋。到这些洞里过夜的男女，全无人来惊吵的乐了一阵，就抱得很紧舒舒服服睡到天明。因为有别的缘故，向主人关照不及时，就道谢也不说一声就走去，也是很平常的事。
他们自己呢，不消说也不是很清闲寂寞，因为住到这山洞的意思，并不是为修行而来的。他们日里或坐在洞中磨刀练习武艺，或在洞旁种菜浇水，或者又出到山坡头湾里坳里去唱歌。他们本分之一，就是用一些精彩嘹亮的歌声，把女人的心揪住，把那些只知唱歌取乐为生活的年青女人引到洞中来，兴趣好则不妨过夜，不然就在太阳下当天做一点快乐爽心的事，到后就陪到女人转去，送女人下山。他们虽然方便却知道节制，伤食害病是不会有的。
在这些年青人身上所穿的衣裤，以及麂皮抱兜，就是这些多情的女人手上针线为做成。
他们送女人则不外乎山花山果，与小山狸皮。他们几个人出猎以前，还可以共同预约，得山羊便赠谁个最近相交的一个女人，得野狗又算谁的女人所有。他们的口除了亲嘴就是唱赞美情欲与自然的歌，不象其余的中国人还要拿来说谎的。他们各人尽力作所应作的工，不明白世界上另外那些人懒惰就是享福的理由。他们把每一天看成一个新生的天，所以在每一天中他们除了坐在洞中不出，其余的人是都得在身体与情绪上调节的极好，预备来接受这一天他们所不知道的幸福与灾难的。他们不迷信命运，却能够在失败事情上不固执。
譬如一天中间或无法与一小山鸡相遇，他们到时也仍然回洞，不去死守的。又譬如唱歌也有失败时，他们中不拘是谁，知道了这事情无望，却从不想到用武力与财产强迫女子倾心过。
因为一切的平均，一切的公道，他们嫉妒心也很薄弱，差不多看不出了。
那师傅，则教给这几个年青人以武艺与渔猎知识外，还教给这些年青人对于征服妇人的法宝。为了要使情人倾心，且感到接近以后的满意，他告他们在什么情景下唱什么歌，以及调节嗓子的技术。他又告他们如何训练他的情人，方能使女人快乐。他又告他们如何保养自己，才能成为一个忠于爱情的男子。他象教诗的夫子指点他们唱歌，象教体操战术的教官指点他们对付女人，到后还象讲圣谕那么告诫他们不可用不正当方法骗女人的爱情与他人的信任。
师傅各事以身作则，所以每晨起身就独早。打老虎他必当先。擒蛇时他选那大的。泅水他第一个泅过河。爬树他占那极难上的。就是于女人，他也并不因年纪稍长而失去勇敢与热诚！凡是一个女子命令到几个年青人办得下的，与他好的女子要他去做，也总不故意规避的。
人类的首领，象这样真才是值得敬仰的首领！
日子是一天一天过下来了，他们并不觉得是野人就有什么不好处。至于显而易见的好处，则是他们从不要花一个钱到那些安坐享福的人身上去。他们也不撩他，不惹他，仍然尊敬这种成天坐在大瓦屋堂上审案、罚钱、打屁股的上等人。
国家的尊严他们是明白的，但他们在生活上用不着向谁骄傲，用不着审判，用不着要别人坐牢挨打，所以他们不需要有官管理，自己能照料活一世下来了。
他们是快快乐乐活下来了，至于北溪其余的人呢？
北溪改了司，一切地方是皇上的土地，一切人民是皇上的子民了，的确很快的便与以前不同了。迎春节醉酒的事真为官方禁止了，别的集社也禁止了。平时信仰天的，如今却勒令一律信仰大王，因为天的报应不可靠，大王却带了无数做官当兵的人，坐在极高大极阔气的皇城里，要谁的心子下酒只轻轻哼一声，就可以把谁立刻破了肚子挖心，所以不信仰大王也不行了。
还有不同的，是这里渐渐同别地方一个样子，不久就有种不必做工也可以吃饭的人了。
又有靠说谎话骗人的大绅士了。又有靠狡诈杀人得名得利的伟人了。又有人口的买卖行市，与大规模官立鸦片烟馆了。地方的确兴隆得极快，第二年就几几乎完全不象第一年的北溪了。
第二年迎春节一转眼又到了，荒唐的沉湎野宴，是不许举行的，凡不服从国家法令的则有严罚，决无宽纵。到迎春节那日，凡是对那旧俗怀恋，觉得有设法荒唐一次必要的，人人皆想起了山洞中的野人。归籍了的子民有遵守法令的义务，但若果是到那山洞去，就不至于再有拘束了。于是无数的人全跑到山洞聚会去了，人数将近两百，到了那里以后，作主人的见到来了这样多人，就把所猎得的果狸、山猪、白绵、野鸡等等，熏烧炖炒办成了六盆佳肴，要年青人到另一地窖去抬出四五缸陈烧酒，把人分成数堆，各人就用木碗同瓜瓢舀酒喝，用手抓菜吃。客气的就合当挨饿，勇敢的就成为英雄。
众人一旁喝酒一旁唱歌，喝醉了酒的就用木碗覆到头上，说是做皇帝的也不过是一顶帽子搁到头上，帽子是用金打就的罢了，于是赞成这醉话的其余醉人，头上全是木碗瓜瓢以至于一块猪牙帮骨了，手中则拿得是山羊腿骨与野鸡脚及其他，作为做官做皇帝的器具，忘形笑闹跳掷，全不知道明天将有些什么事情发生。
第二天无事。
第三天，北溪的人还在梦中，有七十个持枪带刀的军人，由一个统兵官用指挥刀调度，把野人洞一围。用十个军人伏侍一个野人，于是将七个尸身留在洞中，七颗头颅就被带回北溪，挂到税关门前大树上了。出告示是图谋倾覆政府，有造反心，所以杀了，凡到吃酒的，自首则酌量罚款，自首不速察出者，抄家，本人充军，儿女发官媒卖作奴隶。
这故事北溪人不久就忘了，因为地方进步了。
一九二九年三月作于上海
德文翻译
Die sieben Wilden und das letzte Frühlingsfest
Eine Miao-Legende
von Shen Congwen
Es war der Tag des Frühlingsfests. Die Männer des Dorfs Beixi hatten sich mit ihrem selbst gebrannten Schnaps voll laufen lassen. In der Stadt, so hieß es, sei es jetzt verboten, sich derart hemmungslos zu besaufen. Dort gab es Beamte, und wo Beamte sind, werden alle Arten anstößigen Benehmens komplett verboten. Die Orte mit Beamten gedeihen und entwickeln sich. Moral, Sitten und Gebräuche wandeln sich und gleichen sich den Sitten der Chinesen an, und die überkommene Offenherzigkeit und Großzügigkeit der einheimischen Stämme verschwinden. Daß das Besäufnis zum Frühlingsfest verboten wird, ist ein eher unbedeutender Verlust, wenn alles anders werden muß. Auch in Beixi wird wohl die Zeit kommen, an dem ein Amt eingerichtet wird, und dann werden alle ihre Tage damit verbringen, Steuern zu zahlen, Staatsanleihen zu erwerben und Behördengänge zu erledigen. Bald werden die Kinder begreifen, dass sie vor den Soldaten Angst haben müssen, und irgendwann werden auch die Hunde lernen, dass sie sich davor hüten müssen, Männer in grauen Uniformen anzukläffen. Alle werden die Verbote und Gesetze kennen, jeder wird lernen, die Gesetze zu umgehen und die anderen zu betrügen. So wird es kommen. Wann es in Beixi so weit ist, kann man nicht wissen, aber den Alten ist klar, dass ihre Kinder diesen Tag erleben werden. Die Leute in Beixi sind mutig wie Löwen und können ein Wildschwein mit bloßer Hand erlegen. Die Verwandlung ihres Dorfes jedoch werden sie nicht verhindern können. Auch die ehrwürdigen Greise können nichts gegen die Zerstörung ihrer guten alten Sitten und Gebräuche und das Eindringen der städtischen Kultur ausrichten, und alle, auf deren Worte man hörte, wußten, daß die neuen Sitten an die Stelle der alten Bräuche treten würden. Das also war der Grund dafür, daß man sich bei diesem Frühlingsfest überall mit selbst Gebranntem betrank. Sie wollten sich besaufen bis zum Umfallen und sich um nichts mehr kümmern. Im Rausch wollten sie den Schrecken vergessen und noch einmal ausgelassen feiern.
Wie früher müßten die Felder bebaut, Brennholz geschlagen und Gemüse gepflanzt werden. Der Fortschritt würde allein darin bestehen, daß man sie zwingen würde, Steuern und Abgaben zu zahlen und bei allem kleinliche und schwer zu merkende Vorschriften zu beachten. Bräche ein Bürgerkrieg aus, würden die Männer zum Kriegsdienst eingezogen. Das sind die Vorteile, die die Existenz einer Regierung dem einfachen Volk bringt. Wer legte Wert auf solche Vorteile? Die Clansältesten, die Dorfgendarmen, die Makler, der Fleischer und der Kaufmann, die ihre Waren verkaufen? Wird ihnen eine Regierung ihr Glück bringen? Wird die Regierung denen, die den Acker bestellen, die fischen, die Hexerei betreiben, die Arzneien oder Stoffe verkaufen, zu einem sicheren Leben ohne Sorgen verhelfen?
Was die menschen vor allem interessierte, war, ob ihr Vieh noch von Seuchen befallen würde, wenn Beamte in ihre Gegend kämen. Wenn die Tiere nach wie vor Seuchen zum Opfer fielen, würde das beweisen, dass die Anwesenheit von Beamten überflüssig wäre. Jetzt konnten sie noch selbst gebrannten Schnaps trinken und beim Dorffest die überlieferten Sitten und Bräuche pflegen. Noch konnten die Burschen ihre Mädchen treffen, um zu singen und sich zu amüsieren. Bei Festen versammelten sich noch die Alten, um von ihren ruhmreichen Taten zu erzählen und Kenntnisse über Ackerbau und Fischfang weiterzugeben. Die Männer wurden noch nicht zum Kriegsdienst eingezogen, noch keine der Frauen arbeitete als Prostituierte, und die Alten hatten noch ihren Platz. Was würde die Zukunft bringen? Das Vergangene kann man nicht zurückholen und gegen das Kommende kann man sich nicht wehren, das ist der Lauf der Dinge! “Ihr, die ihr besoffen seid, schlaft, und ihr, die ihr noch nicht restlos betrunken seid, kippt den Schnaps aus dem Flaschenkürbis hinunter!” Diese Verse hatten ihren einstigen Sinn verloren, sie waren, wenn man sie nun sang, zu einem trostlosen Klagelied geworden.
Zu viele hatten sich heute voll laufen lassen. Nur einen Ort gab es, wo sich die Männer nicht betrunken hatten. Sie hatten keine Flaschenkürbisse mit Schnaps vor sich, sondern nur ein rot aufloderndes Feuer. Es waren ihrer sieben, sechs jüngere und einer von etwa 45 Jahren. In der Mitte ihres großen Hauses brannte ein Haufen Wurzelholz. Die sieben saßen um das knisternde Feuer, während der ältere Mann mit einem eisernen Feuerhaken die am Rand liegenden und noch nicht ganz verbrannten Holzstücke in die Flammen stieß.
Im Raum brannten keine Laternen. Der lodernde Feuerschein erhellte die sieben einfachen, unverdorbenen Gesichter und warf ihre bewegten Schatten in alle Richtungen.
Plötzlich packte der Ältere, der im Feuer gestochert hatte, den eisernen Haken, stieß ihn kräftig in den Boden und sprach:
“Es ist vorbei, dieses Frühlingsfest wird das letzte sein. Nur trinken, sich besaufen, wie viele mögen so denken! Lieber saufen sie sich zu Tode als an morgen zu denken. Sie wollen nicht sehen, wie die Uniformierten ins Dorf marschieren. Ihnen ist klar, dass die Männer der Sippe verderben und die Frauen verkommen werden! Sie verstehen das noch viel besser als wir. Wenn dann das neue System an die Stelle der alten Sitten getreten ist, werden ihr Status und ihr Besitz ins Wanken geraten ... Aber diese Kerle trinken und trinken ...”
Alle im Raum schwiegen. Der Alte hatte zu Ende gesprochen, und nur noch das leise Knistern der sprühenden Funken war zu hören.
In der Stille war deutlich zu vernehmen, wie die Nachbarn knobelten und sangen. Viele lagen nach den ersten Schalen schnarchend auf den Tischen. Gestützt von ihren Söhnen machten sich andere schwankend auf den Heimweg. Viele waren so betrunken, dass sie laut heulten und sangen. Die von alters her von den Göttern erlaubte Zügellosigkeit, dieser einmalige Rausch hatte diese durch und durch anständigen Leute, Menschen, die einer ordentlichen Beschäftigung nachgingen und sich in ihr Schicksal fügten, an diesem Tag völlig verwandelt
Nur bei den Männern in jenem Haus verhielt es sich anders. Der Alte lag nicht betrunken am Boden, die Jungen waren nicht zum Haus ihrer Angebeteten geeilt, um ihr ein Ständchen zu singen oder ein Lied auf der Flöte zu spielen. Sie boten einen seltsamen Anblick, wie sie so schwermütig am Feuer saßen.
Als das letzte Frühlingsfest gekommen war, mussten sich alle von dem einzig verbliebenen guten alten Brauch verabschieden, indem sie feierten und sich betranken. Doch die Sieben waren mit ihren Gedanken nur bei dem Feuer, bis die fliegenden Funken verklommen waren.
Während sie alle schweigen, können wir die Gelegenheit nutzen um die Behausung zu beschreiben. Es war ein Gebäude aus Lehmziegeln, hoch wie ein Richtersaal und weit wie ein Amtsgebäude. Die hohe Decke verjüngte sich nach oben zu einem Kamin, zu dem der Raum von der Feuerstelle aufstieg. Drei Wände bestanden aus großen Lehmziegeln, die vierte war mit Fellen bedeckt, hinter denen sich ein Vorraum befand. Neben vier Betten aus Holz standen in dem großen Raum noch eine Anzahl grober Holzmöbel und ein Schrank, und an den Wänden waren Tierhäute und Jagdutensilien zu sehen. Ein frisch abgezogenes Tigerfell hing in der Mitte, mit dem Kopf nach oben, während der Schwanz bis zum Boden reichte. An einem aus der Decke ragenden Haken hingen bewegungslos Fasane und unzählige Hasen. Offensichtlich handelte es sich bei den Bewohnern um Jäger.
Herr des Hauses war der alte Jäger, der neben dem Feuer saß. Den Tiger, dessen Fell an der Wand hing, hatte er im letzten Monat mit dem Gewehr erlegt. Die übrigen Sechs waren seine Schüler. Sie stammten aus den führenden Familien der verschiedenen Sippen. Der kenntnisreiche Alte hatte seine besten Jahre damit verbracht, unermüdlich als Lehrmeister zu dienen und seinen Schülern alles über Fallenstellen, Kriegskünste, Medizin und Heilkräuter beizubringen. Jeden Tag führte er sie in die Berge, und wenn sie zuhause waren, versammelte er sie um sich und nutzte die Zeit der Muße für die Unterweisung in anderen nützlichen Kenntnissen. In allen Dingen ging er als Vorbild voran. Er nahm die Mühe auf sich, den jungen Leute zu helfen, ihren Charakter auf das Vortrefflichste auszubilden, und mahnte sie, unaufhörlich nach Höherem zu streben. Wein zu trinken und Lieder zu singen war nicht untersagt, doch lehrte er sie, sich beim Wein als auch beim Umgang mit Frauen zu zügeln. Und wie stand es mit seinen sechs Lehrlingen? Sie waren mutig und ehrlich. Ihre natürlichen Gaben waren durch des Meisters Tugendhaftigkeit verfeinert und durch seine Klugheit gestählt worden, so dass sie alle Eigenschaften eines vortrefflichen Mannes besaßen. Sie sahen den Alten als ihren Vater an und die Gefährten als ihre Brüder. Sie hielten alle Gebote ein und verbrachten ihre Tage glücklich und in Eintracht, ohne je Neid oder Mißtrauen gegen andere zu hegen. Zur Jagd stiegen sie hinauf in die Berge und um ehrlichen Handel zu treiben begaben sie sich ins Tal. Die Tiere, die sie in den Bergen erlegt hatten, tauschten sie gegen alles ein, was sie benötigten: Gewehrkugeln, Pulver, Pfeilspitzen, Bogensehnen und Wein. Wenn sie Glück hatten, konnten sie noch weitere Dinge erwerben, die von weit her kamen, z. B. Ringe oder Wollmützen und dergleichen mehr. Unbeschwert arbeiteten und aßen sie und führten ein sorgloses Leben. Mit ihren Kugeln jagten sie das Wild, mit ihren Liedern lockten sie die Mädchen in die Berge.
Sie lebten in ihrer separaten Welt, bis sie erfuhren, dass sich ganz in der Nähe Beamte und Behörden angesiedelt hatten. Nun wurde ihnen bewußt, dass die Veränderungen bald auch Beixi erfassen würden. Sonst hatten sie zum Frühlingsfest immer neue Kleider angelegt und dann Fasane, Hasen, Pilze, Marderhunde und dergleichen als Geschenke in die Häuser ihrer Mädchen gebracht. Doch diesmal machten sie sich nicht auf den Weg. Sonst hatte sich ihr Meister immer zum Dorftempel begeben um dort mit den Alten zu trinken. Doch diesmal ging er nicht.
Dem Befehl des Alten folgend blieben die sechs Lehrlinge zuhause, saßen still um das Feuer und lauschten seinen Erzählungen. Er sprach über die Wandlungen, die im Orte vor sich gingen, und beschrieb auch alles, was er über die Folgen wußte, die die Einführung der Gesetze anderswo gebracht hatte. Seine Empörung wuchs, und auch die Jungen gerieten bald in Wut. Sie schwiegen zwar, aber alle spürten in diesem Moment einen unbestimmten Widerwillen gegen das Gesetz. Da ergriff der Alte wieder das Wort: “Was könnte so ein Beamter hier mitsamt seinem Trupp Soldaten nützen? Wen sollten sie beschützen? Wenn der Tiger kommt oder die Heuschrecken, kann er nichts ausrichten. Bricht ein Feuer aus oder schwellen die Flüsse an, kann er nichts dagegen tun. Bei uns gibt es keine säumigen Schuldner, aber dort, wo es Beamte gibt, sind nicht wenige, die ihre Schulden nicht begleichen. Bei uns weiß man noch nicht, dass man von Betrug leben kann. Dort, wo es Beamte gibt, leben alle ausschließlich von Betrug. Unsere jungen Leute müssen arbeiten gehen, aber dort, wo es Beamte gibt, ist das nicht üblich. Bei uns hier gibt es weder Bettler noch Banditen, aber dort, wo es Beamte gibt, gibt es derer viele. Die Beamten geben vor, die Bürger zu schützen, um nur noch mehr Steuern und Abgaben auf deren Schultern zu laden.”
Beamte sind nutzlos, darin waren sich alle einig. So schlossen sie endlich eine Vereinbarung: Wenn in Beixi jemals das Beamtentum seinen Einzug halten sollte, würden sie sich alle einmütig dagegen zur Wehr setzen. Sie wollten weiter frei und gleichberechtigt leben, und ein Gott, der von nichts wußte, wäre ihnen als Herr lieber als ein Beamter. Ein Gott ist immer unparteiisch. Beamte hingegen sind nicht sonderlich vertrauenswürdig. Außerdem ahnten sie, dass das ganze Leben zur Last würde, wenn es Beamte gäbe. Sie fanden, dass der Mensch nicht nur für jene lästigen Pflichten lebte; deshalb wäre eine Regierung nur für Völker nötig, die sich gerne mit solchen Unannehmlichkeiten plagen. Die Leute aus Beixi aber, die im allgemeinen solche lästigen Pflichten scheuten, hatten daran keinen Bedarf. Angesichts der enormen Macht, die eindringen würde, und des Unheils, das ihnen letzten Endes drohte, überschätzten einige der Jungen ihre Kräfte und verpflichteten sich, Widerstand zu leisten. Noch am selben Abend schworen sie einander, bis zum letzten Tropfen Blut zu kämpfen. Als sie dies besprochen hatten, war es bereits Mitternacht und jeder legte sich zur Ruhe. Hätte jemand an diesem Abend in Beixi eine Untersuchung angestellt, hätte er herausgefunden, dass die Mengen an Alkohol, die man konsumiert hatte, ganz außerordentlich waren und man alle bisherigen Frühlingsfeste übertroffen hatte. Die Leute hier hatten sich so hemmungslos dem Feiern hingegeben, dass der Tag unbemerkt gegangen und das Neue Jahr bereits gekommen war.
Bald kam der Frühling. Schon im März spross erstes Grün an den Berghängen, die Bäume schlugen frische Triebe aus, Vögel brüteten in ihren Nestern und auf den Regen folgte die wärmende Sonne. Mehrere Tage war es klar gewesen und überall an den Hängen und auf den Feldern waren die Leute bei der Arbeit oder sangen Lieder. Gerade in dieser Zeit kamen Abgesandte aus der Grenzstadt, um das Projekt der Einrichtung eines Amtes zu untersuchen. Es waren zwei Leute gekommen, die sich mit den wichtigen Leuten im Dorf trafen. Unter deren Führung begutachteten sie unterschiedliche Plätze im Dorf. Die Frauen versammelten sich mit ihren Kindern an der Hand in der wärmenden Sonne, um die Angelegenheit zu besprechen. Die Männer aus der Stadt hatten unzählige Fragen gestellt, hatten den Altar des Erdgottes vermessen und die Haushalte registriert. Nach zwei Tagen waren sie wieder abgereist.
Beim zweiten Mal kamen fünf Leute und die Situation unterschied sich von der voran gegangenen. Beim letzten Mal hatten sie sich nur umgesehen, aber nun sollte das Amt offiziell eingerichtet werden. Besonders achteten sie auf die Frauen. In jeder Familie und in jedem Haushalt wurden die Frauen registriert, und, verängstigt wie sie waren, wussten sie nicht wie sie darauf reagieren sollten. Kaum hatten die Lehrlinge davon erfahren, berichteten sie es ihrem Meister. Er rief alle zusammen, um erste Gegenmaßnahmen zu erörtern: “Die Entwicklung entspricht genau unseren Erwartungen,” begann er. “Der Tag, an dem unser ganzes Dorf vernichtet wird, ist gekommen, und wir müssen unsere Plicht erfüllen. Was sollen wir tun? Ihr könnt alle Vorschläge machen, über die wir dann diskutieren können. Auf keinen Fall werden wir hinnehmen, dass wir von Beamten regiert werden.”
Der Erste sagte: “Wir jagen sie weg und damit ist die Sache erledigt.”
Der Zweite sagte: “Wir vertreiben sie.”
Der Dritte, Vierte, Fünfte und Sechste waren der gleichen Meinung. Da die Beamten gekommen waren, obwohl man sie nicht gerufen hatte, schien es keine andere Möglichkeit zu geben als sie zu vertreiben. Wenn sie sich nicht verjagen ließen und wenn Blut vergossen werden müsste, würden sie nicht zögern sich zu opfern. Sie hatten ein reines Gewissen, und wen man auch fragte — niemand brauchte einen Beamten. Da niemand sie gerufen hatte, und sie dennoch unbedingt kommen wollten, war die Gegenseite für alle Folgen verantwortlich.
Für diese jungen, einfachen Hirne war die Macht der Beamten nicht viel bedrohlicher als ein Tiger oder Panther. Mit vereinten Kräften würde man sie vertreiben können. Wie es sich bei den anderen Leuten im Dorf verhielt, wissen wir nicht, aber daß diese Sieben eines Sinnes waren ist gewiß.
Doch die Einrichtung der Behörde kam voran, manche Untersuchungen und Maßnahmen konnten trotz des Widerstandes nicht verhindert werden. Die Sieben leisteten offenen Widerstand und planvoll versuchten sie, die Kommissare an ihrer Arbeit zu hindern: Den Einheimischen untersagten sie, den Kontrolleuren den Weg zu zeigen oder mit ihnen zu reden. Darüber hinaus verteilten sie sich an verschiedenen Orten und gaben sich als Führer aus. Sie lockten die Untersuchungskommissionen tief in die Berge, bis sie jede Orientierung verloren hatten. Am Ende aber half alles nichts. Der Widerstand blieb vergeblich. Ende März waren die Steuerbehörde und der Yamen eingerichtet. Die Pläne der Sieben waren gescheitert, und sie zogen sich in eine Höhle in den Bergen zurück. Von alters her galten die in Höhlen lebenden Menschen als Wilde. Sie mussten keine Steuern zahlen, keine Getreidesteuer oder andere Abgaben leisten. Zudem unterstanden sie auch nicht den Dorfgendarmen. Da die neu angekommenen Beamten zunächst mit dem Eintreiben von Steuern, mit Fressen und mit Saufen beschäftigt waren, fiel ihnen das Verhalten der sieben Wilden nicht auf. Manche wussten zwar, dass sie sich nicht fügen wollten, doch von alters her hatte das Gesetz des Königs in den Tempeln und Höhlen keine Geltung. Außerdem hatten die Höhlenbewohner nicht vorsätzlich die Gesetze verstoßen, und so ließ man die sieben Wilden in Ruhe.
Nachdem sie in die Höhle umgezogen waren, bestritten sie ihr Leben weiterhin mit der Jagd. Doch brachten sie ihre Jagdbeute nicht mehr auf den Markt, sondern alle, die Wild haben wollten, kamen zu ihnen, um es gegen Öl, Salz und Tabak zu tauschen. Vor ihrer Höhle machten die Sieben ehrliche Geschäfte und bewirteten die Besucher sogar noch mit selbst gebranntem Schnaps. Überschüssigen Tierfelle schenkten sie den attraktivsten und mutigsten jungen Männern im Dorf, und für die schönsten Mädchen jagten sie weiße Hasen, zogen ihnen die Felle ab und fertigten Muffs für sie daraus.
Alle jungen Liebespaare konnten hier die Nacht verbringen. Einige benachbarte kleinere kleine Höhlen, die nur gesäubert werden mussten, stellten die Wilden eigens den Liebespaaren zur Verfügung. Sie statteten die Höhlen mit trockenem Reisstroh aus, auf dem ihre Gäste schlafen konnten, und stellten frisches kaltes Wasser und nach Rosen duftende Süßkartoffeln bereit. Die Paare, die sich in diesen Höhlen miteinander vergnügten, wurden von keinem Menschen gestört. Sie hielten einander eng umschlungen und schliefen selig, bis der Tag anbrach. Manchmal vergaßen sie, den Herrn der Höhle zu grüßen, manchmal gingen sie fort, ohne ein Wort des Dankes zu sagen. Doch das war ganz normal.
Die Wilden selbst lebten selbstverständlich nicht als Müßiggänger oder Einsiedler, denn sie waren ja nicht in die Höhle gezogen, um zu meditieren. Tagsüber saßen sie in der Höhle und schliffen ihre Messer, oder sie übten sich in der Kampfkunst, oder sie pflanzten vor der Höhle Gemüse an und schöpften Wasser. Manchmal auch stiegen sie hinauf auf die Höhen, die Hänge und Bergrücken, und sangen ihre Lieder. Eine ihrer Aufgaben bestand darin, mit abwechslungsreichen Liedern die Herzen der Frauen zu fesseln und die Mädchen, die ihr Leben mit Gesang und Vergnügungen zubrachten, mit ihren Liedern in die Höhle zu locken. Wenn sie Gefallen aneinander fanden, so sprach nichts dagegen, dass sie die Nacht dort verbrachten, wenn nicht, dann vergnügten sie sich noch im Freien mit einigen unterhaltsamen Spielen. Anschließend begleiteten sie ihre Gefährtinnen hinunter ins Dorf. Sie waren zwar frei, aber nicht zügellos, und nie kam es vor, daß sie sich durch Übermaß den Magen verdarben.
Die Kleider und Hosen, die die jungen Leute trugen, ebenso wie ihre hirschledernen Taschen, hatte diese Mädchen in liebevoller Handarbeit angefertigt. Sie hingegen beschenkten ihre Freundinnen mit Blumen und Beeren aus den Bergen und den Fellen von kleinen Bergfüchsen. Bevor sie zur Jagd aufbrachen, pflegten sie zu vereinbaren, welcher neuen Freundin sie die erlegte Bergziege und welcher Geliebten sie den erlegten Wildhund schenken würden. Mit ihren Mündern küssten sie nicht nur, sondern sangen auch Lieder auf die Natur und die Liebe. Lügen jedoch kamen nie über ihre Lippen, ganz im Gegensatz zu den anderen Menschen, die in China lebten. Jeder von ihnen erledigte die Arbeiten, die anstanden, und sie konnten nicht verstehen, dass für die anderen Menschen auf der Welt Nichtstun Genuss bedeutete. Ihnen erschien jeder Tag wie neu, daher mussten alle, außer denen, die in der Höhle geblieben waren, sich in die beste körperliche und seelische Verfassung bringen. Sie mussten sich auf jenen Tag vorbereiten, von dem sie nicht wussten, ob er ihnen Glück oder Unglück bringen würde. Sie waren weder abergläubisch noch schicksalsgläubig, aber sie verstanden es, eine Niederlage hinzunehmen. Wenn einer beispielsweise bei der Jagd das Berghuhn nicht erlegen konnte, blieb er nicht stur bei seinem Plan, sondern kehrte zur Höhle zurück. Und wenn einer beim Gesang eine Niederlage erlitt, einerlei, wer es war, und er merkte, dass er keine Chance hatte, kam er niemals auf den Gedanken, das Mädchen mit Gewalt oder mit Geld für sich zu gewinnen.
Weil alle gleich waren und alles gerecht verteilt war, gab es kaum Neid.
Der Meister unterwies die jungen Leute nicht nur in der Kampfkunst, im Fischfang und in der Jagd, sondern er lehrte sie auch die Zaubermittel, mit denen sie die Herzen der Frauen für sich gewannen. Er lehrte sie, in jeder Situation das passende Lied zu singen und ihre Stimme auszubilden um damit die Geliebte zu gewinnen und sie auch nach der ersten Bekanntschaft glücklich zu machen. Weiter unterrichtete er sie darin, wie sie ihre Geliebten gefügig machen könnten, so dass sie ihnen dann umso mehr Lust schenken könnten. Und er erzählte ihnen, wie sie sich selbst bei Kräften halten könnten, denn erst dann könnten sie zu Männern werden, die treu der Liebe dienen.
Wie ein Meister, der Verse lehrt, brachte er ihnen bei, Lieder zu singen; wie ein Lehrer, der Gymnastik und Taktik lehrt, unterwies er sie, wie man den Frauen begegnet. Und wie ein Dorfältester, der ein kaiserliches Edikt vorträgt, ermahnte er sie, niemals unrechte Methoden zu verwenden, um die Liebe der Frauen und das Vertrauen anderer Menschen zu gewinnen.
Der Meister ging immer selbst mit gutem Beispiel voran. Am Morgen war er der erste, der aufstand. Bei der Tigerjagd ging er voran, beim Schlangenfang übernahm er die größte Schlange. Er schwamm voraus, wenn Flüsse überquert wurden und kletterte auf die am schwersten zu besteigenden Bäume. Trotz seines Alters hatte er auch bei den Frauen nichts von seinem Wagemut und seiner Begeisterung eingebüßt. Wenn eine von ihnen die Jungen um einen Gefallen bat und sie ihm gefiel, drückte er sich nie vor der Aufgabe.
Nur solche Menschen verdienen es, als geachtete Führer behandelt zu werden.
So vergingen die Tage, und keiner von ihnen empfand es als Nachteil, zu den Wilden zu gehören. Im Gegenteil, sie genossen ihr Vorrecht, niemals auch nur einen Pfennig an jene Müßiggänger zahlen zu müssen, die es sich gut gehen ließen. Sie ließen sie in Ruhe, störten sie nicht und respektierten die vornehmen Leute, die den lieben langen Tag in ihren Steinhäusern saßen, ermittelten, verhörten, zu Geldstrafen verurteilten und Missetäter prügeln ließen.
Sie achteten die Würde des Staates, doch sie selbst hatten es nicht nötig, andere einzuschüchtern und zu verurteilen, sie ins Gefängnis zu werfen und auspeitschen zu lassen. Es gab bei ihnen keine Beamten, denn sie sorgten selbst für ihr Leben.
So lebten sie froh und glücklich. Aber wie stand es mit den anderen in Beixi?
Das Dorf Beixi war Sitz einer Kommandatur geworden. Der Grund und Boden gehörte nun dem Kaiser und alle waren seine Untertanen. In kurzer Zeit war nichts mehr wie früher. Die großen Besäufnisse zum Frühlingsfest waren schließlich verboten worden, ebenso alle anderen Dorffeste. Wer früher an den Himmelsgott glaubte, musste jetzt an den Herrscher glauben. Denn die himmlische Vergeltung war ungewiss, der Herrscher hingegen verfügte über unzählige Beamte und Soldaten, er residierte in einem prunkvollen Palast. Stand jemandem der Sinn danach, Schnaps zu trinken, so brauchte sich der Herrscher nur zu räuspern und schon wurde der Missetäter abgeschlachtet. Deshalb empfahl es sich, an den Herrscher zu glauben.
Beixi unterschied sich immer weniger von anderen Orten. Schon gab es auch hier Leute, die aßen ohne dafür zu arbeiten. Vornehme Herren tauchten auf, die von Betrügereien lebten, und manche Helden machten sich mit Lügen und Mord einen Namen und wurden reich. Sklavenmärkte entstanden und staatliche Opiumhöhlen. Die Gegend entwickelte sich rasch, und nach einem Jahr schon war vom alten Beixi kaum etwas übriggeblieben.
Wieder stand das Frühlingsfest bevor. Doch nun waren solche unzivilisierten Feste wie das ausgelassene Besäufnis zum Jahresanfang und das Picknick im Freien gesetzlich verboten. Alle Verstöße gegen das staatliche Gesetz wurden streng und unnachsichtig bestraft. Am Tag des Frühlingsfestes kamen allen, die sich nach den alten Bräuchen sehnten und unbedingt wieder einmal ausgelassen feiern wollten, die Wilden in der Höhle in den Sinn. Dort, wo sie wohnten, mussten die Untertanen selbstverständlich die Gesetze einhalten, doch in der Höhle wären sie so gut wie aller Fesseln entledigt. Also eilten sie in großer Zahl dorthin um zu feiern. Es waren fast zweihundert. Als ihr Gastgeber sah, wie viele gekommen waren, ließ er sechs Platten mit Wildgerichten zubereiten: Marderhunde, Wildschweine, Wildgänse und Fasanen, die sie erlegt hatten. Außerdem schickte er seine Schüler, aus einer anderen Höhle einige große Krüge gut gelagerten Schnaps zu holen. Er teilte die Gäste in mehrere Gruppen auf, und alle schöpften mit Holzschalen und mit Kürbissen den Schnaps und aßen mit den Händen. Die Zurückhaltenden unter ihnen wurden nicht satt, die Vorwitzigen dagegen schwelgten nach Herzenslust.
Alle sangen Lieder und tranken. Jetzt setzten sich einige der Betrunkenen hölzerne Schalen auf den Kopf und riefen: Der Bursche, der sich Kaiser nennt, hat auch nur eine Mütze auf dem Kopf, auch wenn sie mit Gold bestickt ist. Die anderen stimmten ihren tollen Reden zu und setzten sich ebenfalls Holzschalen, Kürbisse und sogar Schweinekiefer auf die Häupter. Anstelle der Insignien der Beamten und des Kaisers hielten sie Gemsenbeine und Fasanenschlegel in den Händen. Ausgelassen lachten und hüpften und tanzten sie. Niemand ahnte, was sich an den folgenden Tagen ereignen würde.
Am nächsten Tag passsierte nichts.
Am dritten Tag, die Leute von Beixi waren noch im tiefsten Schlaf, kamen siebzig mit Gewehren und Schwertern bewaffnete Soldaten mit einem Offizier, der ihnen mit seinem Säbel ihre Stellungen anwies. Sie umzingelten die Höhle der Wilden. Für jeden von ihnen lagen zehn Soldaten im Hinterhalt. Sieben Leichen blieben in der Höhle zurück, sieben Köpfe wurden nach Beixi gebracht und am Baum vor dem Tor des Steueramtes aufgehängt. Man ließ bekanntgeben, sie hätten geplant, die Regierung zu stürzen. Sie seien Aufrührer und deswegen seien sie getötet worden. Für alle, die bei ihnen Schnaps getrunken hatten, galt: Wer sich freiwillig meldet, wird milde behandelt. Für alle galt: Der Besitz derer, die sich nicht sofort selbst melden und entdeckt werden, wird beschlagnahmt. Die Schuldigen werden in die Verbannung geschickt und ihre Kinder werden an die staatlichen Vermittlungsstellen geschafft und als Sklaven und Sklavinnen verkauft.
Schon nach kurzer Zeit waren die Ereignisse in Beixi in Vergessenheit geraten, denn der Fortschritt hatte auch diese Gegend erreicht.
(Shanghai 1929)
Übersetzt im Rahmen eines Proseminars am Sinologischen Seminar, IAAW, Humboldt-Universität zu Berlin, WS 2000/2001 (Leitung: PD Dr. H. Kühner)
Quelle: Shen Congwen: Xin yu jiu, Changsha: Yuelu Shushe, 1992, S. (Shen Congwen bieji, herausgegeben von Liu Yiyou u.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