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月18日至2月23日，邓小平南下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重要讲话。那时候，政经改革停滞，社会气氛低迷，人们心中充满怀疑和犹豫。各种问题闷在沉默之下，中国渴望一个答案。邓小平以最直接的方式击中了最迫切的追问――发展才是硬道理；以最智慧的方式放下了暂时还不迫切的纠缠――不要争论。于是，思想解放重新受到鼓励，社会共识再次达成，改革开放一往无前，经济发展车轮飞转。
15年前，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了这篇讲话开启时代的非凡意义。15年后，我们仍然要承认，今天中国社会的成绩和问题，无不与那一席简短朴素的谈话相关。以后见之明，我们还要承认，那一个决定，那一次开启，对中国的前途命运至关重要，却并不可能为中国的前路全程准备好所有的答案。事实上，也没有一位高超全能的设计师，可以画好一张安排所有步骤、直抵完善之径的路线图。只是，作为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以其承认现实、尊重常识、开放视野、无惧改变的姿态与能力，示范给后人超越具体问题、也超越时空的智慧与勇气。
我们在15年之后重温南方谈话的精髓，缅怀10年前离世的邓小平，是在感怀一位政治领袖人物的判断力与决断力，也是在一再体会改革命题之下中国之路的内在逻辑。在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趟过深水难关之后，中国的转型大业还将如何应对其他领域的改革难关？在伟人时代与伟人政治终结之后，中国改革的方向、动力与节奏又系于何者？
一方面，在市场机制之下打开了自由经济的大门，市场经济就从此开始不断拷问整个旧体制的弊端，不断要求着与之相匹配的整体新规则。于是，中国的变化必定要溢出经济的边界，而衍生出民主政治、法治社会、有限政府、自治权利等改革主题。但问题是，自经济破局之后的中国转型之路，是要成为被自己开局所不断推着走的被动者，还是应该成为始终具有自主价值的主动者？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15年来持续高歌猛进，实现了社会经济面貌的日新月异，但也难免因经济的繁荣而遮蔽其他改革要求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温饱危机的缓解与消失，财富机会的开放与增加，是让改革获得了更多时不我待的乐观，还是替改革抽去了沸腾升华的薪火？2006年热热闹闹的第三次改革大争论，在一片喧哗中弥散了焦点，也未能像前两次争论一样最终能够赢得可观的共识。这对于改革而言是堪喜还是堪忧？
是的，不争论不等于没有问题，大争论也不必然能够解决问题。中国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获得了百余年来最长久的休养生息，也誓言要在此中获得翻天覆地脱胎换骨的巨变。邓小平留给中国人最大的精神遗产，并非他强调的“硬道理”，也不是他发明的“不争论”，而是他能从现状中看出方向并引出方向的主动与果敢。
如今世间已无邓小平，而中国的转型之局未终，变革之路未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