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诗人沈浩波先生写的一篇《一群丧家之犬在给诗歌定公约》忍俊不禁。我接着跑到被沈浩波评为“还乡团诗人”的那个潘洗尘先生的博客转了一圈，看了后更乐。
我中文学到现在满打满算不超过五年。小时候父亲为了锻炼我的中文写作水平，要求我每周给他写一封信。有一次，我突然心血来潮，顺手附上了一首小诗作为信的结尾。父亲看完了后连声称赞说写的好，随后，又嘱咐了一句：“儿子，想写好文章就少写诗”。我后来再也没有写过诗歌。
现在，一方面我理解父亲为什么不让我写诗歌，另一方面我又很后悔没有发扬当年写诗的天赋。否则，也可以为已经沉沦的中国诗坛尽份力了。
沈浩波的文章，骂天骂地，几乎把所有参与《天问诗歌公约》的人一一骂进，那个酣畅淋漓，比他写的诗可一点也不差。他的文章让我认识到，诗人若是骂起街来，连泼妇都得踮起脚来绕道走。
我和沈浩波应该有过一面之缘，记得当年榕树下某届网络文学颁奖曾经邀请过他做诗歌的评委。想想也难怪他，诗歌在中国没救了，是个诗人心里都不会好过。看着有人践踏自己心爱的东西，不知道乱七八糟在搞些什么，不禁“怒其不幸，哀其不争”，火气蔓延，一顿骂张口就来。
如果，谩骂能挽救现代诗歌的不幸，那我到希望沈浩波骂的再狠点。可诗歌恐怕走的太远了，再骂也回不了头了。诗人们只剩下在意淫中回想雄唐盛汗了。
当然，那个什么《天问诗歌公约》写的也确实幼稚。其中不乏痴言梦语。如果忽略标题只看内容，还以为是哪个小学的黑板报。什么诗人维护尊严啦、天生理想啦、见证时代啦、回归传统啦……最后再来一句诗人是自然之子，不但要认识２４种以上的植物，并且还反对转基因。看了让人喷饭。
什么《天问诗歌公约》，若老天有眼过问中国诗歌，看到这种公约还不唤来一道闪电。
我自知中水平不高，文学造诣有限，对于诗歌，更是个门外汉。可每次看到“现代诗歌”这四个字就浑身不自在。有两样东西同样起源于中华文明，也同样没落于这个曾经有着庞大群众基础的泱泱大国：一个是足球，另一个就是诗歌了。前者迈不出国门，后者连家门都走出不去。相比之下，足坛那帮人到还算争气，至少能在国外跟人干架，而诗坛，就只剩下关起门来相互对骂了。当然，我们应该庆幸诗人们没有走出国门。
中国诗歌的没落在于整体创作水平的低下，从而导致了阅读群体的流失。人们不再欣赏诗歌，不再传诵诗歌。艺术失去了大众的土壤，就失去了最具有活力的生命基础。沈浩波文章里的两个观点可能反应了包括他在内的一部分诗人的思想：１.诗歌有自己的道德，跟社会的道德绝不一样；２.诗歌真正的技艺存在于读者看不到的地方。
依照以上这两个观点，我看他们的读者不在监狱就在精神病院。
回顾唐宋时期，伟大的诗人前有李白、杜甫，后有白居易，也有王勃、杜牧、韦应物等人发挥才华的空间。相互传承，群星璀璨，共筑盛世；五代十国至宋代，国运虽不如唐，也不乏欧阳修、王安石、三苏、李煜、薛蕴朝、晏殊、黄庭坚等诗词高手。
前辈不但才华远远高于现代，胸怀也高于现代，观点不同是有的，但可曾听闻他们相互倾轧过，闹过绯闻或非议？
可笑现代诗人一箩筐一箩筐地学古诗，古人的价值观、胸怀，先人的至理名言是全没往心里去。写出的所谓诗歌不是吃喝拉撒就是跟裤裆一样隐私的事情，更有甚者，诸如湖南诗人黄辉先生，技艺高超到连诗和裤裆一并打包外卖了出去。
诗歌是语言的浓缩，是思想的精华，是反映社会、彰显人性的明镜。而我们的诗人，艺术的创作者，除了只会写一些走光露点、无病呻吟的文字外，还在篡改着我们的语言，侵蚀着我们的文化，耽误着我们的下一代。
如果现代诗人还有责任感和良知，我想请求他们放下笔别写了。建议中国诗坛停业整顿三年，诗人们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心平气和的把各自的诗歌拿出来彼此朗诵通读一番，听听你们是不是“让诗歌发出真正的声音”。
那些已经取得显赫经济地位的诗人们，就别再归来了。把老屁股腾出来，给新面孔一些机会吧。或许，这也是振兴诗歌的一个办法。这里我不得不提到一名诗人――分众传媒掌门人江南春先生。江先生自从取得巨大商业成就后就再也没有以诗人自居，也没有妨碍、影响过诗坛，更没有搞一个什么“分众诗歌公约”。
我不赞成沈浩波的谩骂，也不相信他一个人就能中流砥柱、力挽狂澜的豪言壮语。中国诗坛需要振兴，不是几个自以为是“诗歌精英”的便能支撑的。更何况，现在还活着的也看不出来有谁是精英。
诗人们需要具备更加谦和的心态，抱有相互促进、相互学习的真诚。可以学学曲艺界的郭德刚老师，看他如何踏踏实实地、兢兢业业地，将相声从寂寞边缘给拉了回来。
那个在哈尔滨举办的“第一声”诗歌朗诵会创意独特。美中不足的是，潘洗尘先生与其沉浸历史，去朗诵自己那首老掉牙的《饮九月九的酒》，还不如以“哇”的一声来提醒自己并给现代诗歌指明道路。
没错，就是那出自娘胎后的第一声。中国的诗人们应该从头学起，重新来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