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份，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一年一度的全会就要召开了。在此之前，各个省市自治区也都要召开本地的人大政协“两会”。因此，老百姓关心的问题又会被集中提出来，政府又会倾听民间的呼声，回答老百姓关心的热点问题，提出具体的解决措施。
针对老百姓现在关心的房价问题，从今天开始，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就自己了解的情况，提点自己的看法，给人大、政协、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和广大网民一点参考。这里，首先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中国社会是个城市和农村分治的“两元结构社会”，所以，下面所说的“人人有房子”中的“人人”，都是指住在城市的人。在中国目前的社会情况下，农民有宅基地，是自己盖房子的。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在民生方面，已经充分解决了穿衣的问题（“衣”），基本解决了吃饭问题（“食”），所以，现在，住的问题和行的问题就比较突出了。所以，我们要充分认识到，经济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住房问题是老百姓生活的基本层面的主要矛盾，现在，是需要政府拿出大量资源来重点解决住房的问题。这个门坎是迟早要过的，早过早好，晚过不好。
如何过这道坎？
首先，为稳定房价，最重要和最迫切的事情，就是要拿出一个鼓舞老百姓的，给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是房地产开发商和资本市场以正确信号的长远中国城市人口的“人人有房子”的“民生住宅国家发展计划”。就象国家发改委制定中国汽车行业产业发展规划那样（注意，这是国家发改委制定的唯一的一个产业发展规划），让老百姓对未来Ｎ年（５年或１０或２０或３０年）的房子供应前景有个清晰的整体的远景，也让房地产公司对未来的行业发展趋势，有一个客观的认识，从而对市场预期和老百姓心理，产生正确的积极的影响。
为什么说，这个事情是一个最重要和最迫切的事情呢？
因为，现在中国老百姓对房价的普遍抱怨和意见，不仅是一种对市场现实情况的反映，更多的是一种“没着没落”，是一种“心理恐慌”，是一种对自己要当一辈子房奴的悲观失望乃至绝望，反映了老百姓对自己未来生活预期的相当的不确定性。所以，先要通过一个国家的远景规划，来给大家一个清晰的预期，从而使大家看到希望，知道目前的困难是暂时的，今后是更加美好的，从而起到安定民心的作用。
现在，还有一个看起来很小但实际上很大的问题是，由于没有这样一个“民生住宅国家发展计划”，政府把引导老百姓对房地产价格的未来预期的“主动权”和“发言权”给放弃了，放给了那些能说会道的“市场人士”，而这些“市场人士”中，很多是这个市场的供应方――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老总，还有很多“市场人士”是持有上市房地产股票的大股东或受惠于高房价的人。这些“市场人士”的立场决定了他们当然会说诸如“房价今后还会涨”一类的话。特别是那些已经上市和马上想上市的房地产公司老总，他们是绝对不会说“以后房子会越来越便宜”一类的话，即使他们心里不这样认为。所以说，现在存在的一个社会事实是，“房价牛市鼓吹者”劫持了媒体。
比如，有一种媒体广泛报道的说法：国际上多么多么发达的国家，搞了市场经济多少多少年，他们的国家里，也不是人人都买得起房子的，有多少多少比例的人口或家庭，也买不起房，是住在租赁的房子里的。这种说法是事实，但这种事实的引用或报道，其实是一种态度，就是一种舆论导向。这样一种信息，实际上最后的社会效果是什么呢？大家想想，就应该明白。
我们之所以提出这样的一个国家发展规划的另外一个理由，就是国家已经制定了一个国家汽车产业发展规划。比较房子和车子，中国的老百姓更关心哪个？结论是毫无疑问的，当然是房子。那么，我们的问题就要提出来了，国家发改委可以给汽车行业做一个长远规划，为什么建设部就不能给房地产行业制定一个产业发展规划？从重要性和迫切性的角度看，老百姓住宅置业的国家发展规划，更重要。而且，这个计划的出发点，要和其他的行业发展规划不同，要从老百姓买得起房这个出发点出发，所有的资源配置都要围绕着这个出发点来规划。我们中国现在需要一个能够让中国城市老百姓“人人有房子”的建设部长。
反对的人会说，不对啊，我们也有房地产行业的中长期发展规划的呵。我想，这不是站在老百姓“人人有房子”这样一个出发点制定出来的一个行业发展规划。一个通常意义上的房地产行业规划，当然是不需要解决“人人有房子”这样一个问题的。
我们看看香港的房地产价格在１９９８年以后是如何下来的，就能从中受到一点启发。香港的第一任“特首”董先生，很懂“执政为民”，宣布了一个政府推动的、大规模投放地皮进入市场的美好的“人人有其屋”的房屋供应计划，相当于我所说的那个“民生住宅国家发展计划”。这个计划刚刚宣布不久，还没有真正开始执行，香港原来坚挺的房产价格就开始疲软，等到政府真的执行了这个计划的时候，整个香港的房产价格一路下滑，跌入谷底。当然，这样做的一个结果是那些按揭买房的香港人倒了霉了，不仅成了“无产阶级”，而且成了“负产阶级”。但从这个事情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由政府提出来的市场远景规划，会对房子的市场价格，有多大的影响。
我们再看看新加坡政府是如何解决住房问题的，也能从中受到一些启发。新加坡政府实行的是充分的市场经济，和世界上其他发达国家一样，但是，这并没有妨碍新加坡政府投入巨大的政府资源，采用法律和行政的手段，推动全体国民人人有居屋。所以，我们不要认为，市场经济只有一种实现模式；我们不要认为，市场经济下，住房的问题，只是一个市场问题或经济问题，在中国，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是一个社会问题，最终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东方传统儒家文化下的中国社会，更加接近于新加坡，老百姓更加关心、在意和重视自己是不是自己有房子。
如何做到这一点？
首先需要扩大和转变建设部的职能目标。建设部除了现在的一些职能外，加一些新的职能，就是在财政部、人民银行、发改委、国土资源部等相关部门的配合下，在未来Ｎ年内（例如１０年、２０年或３０年）实现中国城市人口“人人有房子”的目标。并且，按照这个目标，来制定相应的土地供应、城市发展、税收、金融政策等一切相关的配套政策。你看看，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情，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需要付出艰难的努力，还需要有相当的行政协调能力和权力。可能需要给予更大的资源调配权力，或者由更加高的级别的领导，来帮助协调资源。
我们建议，政府的这个“人人有房子”计划，应该明确一个房子价格和人均国民收入的相互比例关系，要让老百姓知道，在多少收入的情况下，自己出多少，政府补贴多少，经过多少年，到了多少岁，就可以住上自己的房子。中国老百姓需要知道，我们不需要做一辈子的“房奴”。
在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以前，在城市人口多而地方小住房紧张的上海，一个小伙子要是谈恋爱结婚，女方一定先会问，侬阿有房子啦？年轻人结婚需要考虑有房子，那么，如果我们要让中国社会是一个充满信心，充满生机，充满活力的社会，那么，这个社会是不是要对所有的小伙子说，你们放心娶老婆，这个社会，一定会让你们买得起房子的。
具体如何做？
我们明天再谈。
赵民
2007-2-23 19:58PM
看看股市的“股权分置”问题的解决过程，我们就坚信，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