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韩国某媒体引述中国某报题为《全球最可怜的演员是中国女演员》的文章说，“章子怡是代表性的‘可怜的中国女演员’，这样的状况只有得以纠正中国的娱乐产业才能取得更高的发展”，韩国媒体疑惑地质问：“为什么中国的女演员越是向国际巨星迈进就越得不到尊敬，反而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抨击？”殷谦认为，韩国媒体找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应该重新认识并理解长期以来章子怡因上述问题而被打入另册的问题。不知《全球最可怜的演员是中国女演员》的作者及发表者居心何在，尤其是章子怡被中国媒体指为“全球最可怜的女演员”，正好体现了发布这一观点的中国媒体和那些认同这一观点的中国人的无知。
看待一个人或一件事一定要客观，对人或事物的争论可以直率尖锐和激烈，但不能沦为恶意的诬蔑和恣肆的攻击、无知的谩骂，而是要服从理性原则和批评规范的内在制约。诸如“章子怡缺乏选择作品的能力”等指责章子怡的说词简直显得幼稚可笑，难道这些说词就是章子怡成为“全球最可怜的中国女演员”的原因？假如我们这么说，章子怡如果不选择有关日本题材的影视，就是说她不缺乏选择作品的能力？“反正不喜欢”这个原因也能成为客观的原因么？“没有好作品”更是管窥蠡测，有没有好作品我们一定要坚持大多数人的观点，不是一小撮人说了算，而事实告诉我们，章子怡的好多作品都在国内和国际上获得了大奖，赢得了广泛的好评；至于“太张扬”和“运气实在是太好了”这样的话显露出了某些人的本质的虚伪、嫉妒、自私以及小气和霸道。
电影《艺伎回忆录》（Memoirs of a
Geisha）中的主角小百合几乎“埋葬”了章子怡，正因为章子怡扮演了艺伎小百合而遭到中国网民的恶评如潮。其实看过《艺伎回忆录》的观众对主演章子怡以及巩俐的演技都有很高的评价，可遗憾的是，正如韩国媒体撰文指出的那样，“中国观众对于章子怡与外国演员共同出演好莱坞电影并不感到自豪”，“将章子怡出演的电影视为除了让人想象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以外，别无他处”。
相反，该影片在中国禁止上映，“不仅禁止上映，还被蒙受了‘卖国奴’的恶评”。可是，我们应该清楚一个事实，该影片同样在日本也是一直遭受抵制，因为影片在许多程度上歪曲了艺伎“卖艺不卖身”的原则。
韩国媒体观点可谓是一针见血，对此殷谦深有同感，这些指责章子怡的人皆有桀骜不逊或落落寡合的精神气质，但是，这种气质所显示的并不是积极健康的个体人格，而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他们只看到了“中国女人与日本男人之间的性爱”的情节，而没有看到影片中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和情感冲突，他们的视野过于狭窄，过多地将指责或批评的焦点集中在对章子怡的感官体验的表演上，停留在外在的行为和动作上，他们只关注几个中国女人和日本男人的简单的两性关系，而没有深入到人物的心灵内部，没有感觉到电影人物中所表现出的尖锐的道德冲突和丰富的情感世界。看了《艺伎回忆录》，似乎只能让国人滋生一种耻感，没错，强烈的耻感体验来自于对尊严的强烈渴望和敏感，但是，指责章子怡的人并没有看到影片中的人物和故事也同样反映出了与尊严密切相关的积极的道德反应和精神痛苦；有时候殷谦甚至怀疑，他们会不会是有点儿精神残缺的人，否则为何只一味地追求外在的“快乐”，而对章子怡等女演员缺乏理性的理解或评价。
耻辱体验是人类具有普遍性的精神现象，章子怡也不例外，她也渴望活得体面而有尊严，但却常常无奈地过着耻辱而尴尬的生活，要么被人家当作“不要脸的骚货”受到歧视，要么被当作“卖国奴”而受到辱骂，只许你规规矩矩不许你乱说乱动，否则便将你打到在地。作为对中国电影界有贡献的演员，为中国赢得了荣誉的演员，却感受不到应有的尊敬，也享受不到基本的自由和权利，被媒体死死盯梢，稍稍有了点“动静”，便你死我活地闹腾起来。难道章子怡非要按照一种别人强加给她的方式机械地思考和麻木地生活吗？
章子怡为什么会遭受到来自中国网民集体的仇恨？究其原因，就是“章子怡就是在把持电影角色和社会角色之间的平衡关系上失败了”。殷谦以为这在中国目前的状况不难理解，就因为章子怡扮演了“日本人”的角色，就这一条足以让中国人将她碎尸万段，中国人对日本人恨之入骨，因为日本人侵犯了我们的国家，所以，对任何和日本有关的人或事物，中国人是绝对不能宽恕的；所以，中国网民对章子怡的“仇恨”是天经地义、正当合法的，因为他们的“仇恨”背后有“民族”和“国家”的支撑；为了“国家”而杀人，为了“民族”而仇恨是光荣而崇高的行为。可是，有没有想过，如果把这样的仇恨强加到一个演艺人员身上，是不是显得太不理智了？
要知道，日本侵略战争的第一犯罪主体是日本国家主体，是那些掌握日本国家权力的政客和武夫，而绝大部分日本的普通老百姓也深受着战争之害。如果看不到这一层，只是简单地把关于日本题材影视的主题，归结为对关于日本的一切都“仇恨”的重要原因，这是一种具有危害性的狭隘民族主义，这是非理性的爱国主义，他们没有认识到在影视等文化上则常常是保守的和消极的，我们要有理性的爱国心和民族意识，要反对极端的民族主义，因为狭义的民族主义总含有一点保守性，往往是倾向到颂扬固有的文化而抵抗外来的文化势力。
只要是有血有肉的人，我们就应该有更复杂的态度和更丰富的情感，当然其中免不了会有仇恨，但我们还应该有更博大的人道情怀和更复杂的人性视境，具体地说还应该有同情、宽恕等更能表现人的本质的情感。爱，是无国界的，是不受空间和时间限制的，任何一个艺术家或者演员、艺人都要走近那些需要同情和关爱的底层人，只有这样我们的影视艺术才有可能打动人们的心灵和赢得人们的尊敬；章子艺等扮演了日本艺伎又怎么了？这难道关涉到了她个人的人格和品德吗？而恰恰相反，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充满由衷的同情和关怀，甚至热爱，这才是艺术家、演员、艺人的基本态度，是一个时代影视艺术事业精神健康和成熟的基本标志。
韩国媒体撰文指出，有着悠久的儒教传统文化的中国人大都不喜欢“有个性”、“过分张扬”的人，“作为女演员若没有个性就不能成功，因此这不仅对于章子怡，很可能是中国所有女演员遭受严重精神压力的原因之一”。这正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作的孽，它一方面排斥了基于自由选择的“个人化”的“多样性”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又凝定成一种“集体性”的狭隘而极端的情感方式和思维定势，最后“民族性”就成了一种不正常的、悲剧性的压抑个性的整体性力量；在殷谦看来，为什么要不喜欢有个性的人？纵观历史，那些拯救整个民族的人哪个不是有个性的人？在某种意义上，“个性”要比“民族性”重要得多，任何“特殊的个人”都要比“民族”重要千万倍。
章子怡等对中国电影事业的贡献不容忽视，可以这么说，在某种程度上，世界通过章子怡等了解并认识了中国电影艺术，让我们中国电影在国际电影界有了一席之地，我们如果仅仅因为她演了有关日本题材的电影而将她抛弃，这就是狭隘的民族注意和非理性的爱国直接导致成的，殷谦认为，事实上我们对异族尤其是日本人入侵造成的苦难从未忘记过，倒是对自己作的“孽”多有掩饰和回避；我们更应该看到章子怡等演员给我们带来的艺术享受，要看到她们为我们中国电影争得的荣誉，要看到她们的优点其实大于缺点，而不是通过一件让人感到不愉快的事而将其人一棍子打死。
说中国女演员“全球最可怜”
，而且章子怡成为“可怜代表”。谁说中国女演员“全球最可怜”？谁说章子怡是“可怜代表”？其实真正可怜的人正是那些说章子怡可怜的那些人，你看他们多可怜啊，只消一个“小百合”，几个“日本人”就给打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