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好几年前写的文章，想不到最近还有人转载，觉得可能还会有人喜欢，贴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二十世纪中国人的飘零和脆弱，张爱玲其实也是最典型的例子。今天再看这篇文章写的事，还是让人感慨无限。去年十一我们一家在上海，住在静安寺附近，进进出出总和张爱玲的旧居相遇，但上海早就非复旧观。当时总是想，她其实和我们同时生活在世界上很长时间，直到1995年才故去，但我们却觉得她是很久以前的古人了。好像她是不老的，仍然活在二十世纪的四十年代。
用这篇文章纪念张爱玲，也纪念中国人的二十世纪。
这也是人生：我看张爱玲晚年
张颐武
《上海文学》2004年第9期发表了有关张爱玲晚年生活的一组文章，披露了一批第一手的资料，对于她漂泊美国之后的人生作了片断的描述。其实，张爱玲1995年故去之后，有关的资料已经广为人知。这次我们读到的张爱玲致赖雅的书信和赖雅的日记，并没有让我们看到一个新的晚年张爱玲。但这些材料毕竟给我们一个有关晚年张爱玲的更清晰的图画。当事人和自己的亲人现身说法，讲自己的生活，自有一种难得的切身之感，再加上是夫妻之间的交流，更是直来直去，不需要象朋友之间那么矜持和有分寸。我们突然看到了被一文钱难倒的张爱玲，一个为了生活奔忙的张爱玲。
这里披露的她1962年1月到6月在香港期间给赖雅的信，让人感慨良多。这些信里有一种“贫贱夫妇百事哀”的凄凉和无奈。在香港和热心帮助她的老朋友宋淇夫妇也产生了龃龉和猜疑。心情不快，原来想的在香港写剧本解决经济问题的想法也没法落实，身体也不好。信里的有些话的确让人觉得凄惨：“因为很早就通知现在住的旅社，无法变更，只好搬到宋家暂住两周，对我和宋家而言，都是一场灾难，他们不相信我的剧本，我不相信他们的付款，所以我不愿意多花钱在住宿上。过去这五个月真是我这一生中最糟糕的一段日子。”在香港她仍然梦想着到纽约重现在上海的辉煌。但后来的结果是我们都知道的了。至于赖雅的日记里也透露了那种异常精打细算的生活。
这一切让我们看到一个灿烂的开端背后不忍透视的终局。
张爱玲离开中国大陆的时候，不过三十出头的年纪，对于许多平凡人来说，人生才刚刚开始，但张爱玲却大不相同，她在上海沦陷时代的《传奇》、《流言》已经奠定了她的地位，那些著作里的才华让人无限的佩服，以至于让夏衍这样的左翼文人，新中国文艺界的领导人惊艳，邀她参加了上海的文代会。当然她这样的都市女性和这个新时代不能合拍，对于左翼的一套文化也难以溶入。最后还是选择离开。这当然是人各有志。同时她在上海的那一段辉煌在上海当然是难得重现了。其实她未必没有理由留下，但她的梦想却是在另一个更大的舞台上展示自己。
但从香港到美国的奋斗，却没有什么像样的成功。虽有征服美国读者的万丈豪情，却发现自己一旦脱离了上海，就从此一筹莫展，用英文写作也不再有用中文的独步天下的才分。写来写去，却是常常得不到发表的机会，连通过夏志清送作品给同事的日本文学翻译家，也得不到赏识，多方挣扎，也不得要领。在上海出现的奇迹，张爱玲还想在纽约重演，无奈的是时也运也，连在纽约租个房住的实力也没有了。嫁了美国作家，却也是过气角色，难于帮上张爱玲。贫贱夫妻百事哀，写作不能出头，生活就异常艰窘，到处在美国游走，靠着华人朋友的帮助到处找一点作家营生或者临时研究的位置，聊以度日。却还是不断由于个性的原因和帮忙的人发生矛盾。
《上海文学》中另有一篇苏伟贞的文章讲张爱玲如何将帮她谋到一个研究大陆新名词的位置的陈世骧得罪的。她昼伏夜行，办公室里见不到面。到了交研究报告的时候，也只有两页纸，当然让人不快。张爱玲也是无限的委曲和难言。只有向崇拜她的台湾来客水晶倾诉。这些境遇其实还是当年曾经和她有过交往的刘绍铭的话说得透底：“我用‘落难’二字，因在感情上有偏袒。为什么偏袒？因为我认识的，是张爱玲，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我认识的不是Eileen
Chang。在异国，Ms.Chang一旦受聘于人，合该守人家的清规。现实迫人，有什么办法？”
这一问问得尖锐，在中文世界里的大作家，到了美国，谁知道你是谁。所以张爱玲后半生的坎坷其实也是必然的结果。
这必然性其实就来自一个特定的、独立的中产阶级的世界的破碎。那个世界仅仅存在于上海。这个世界不是纯粹的西方，也不是传统的和乡村的中国，而是一个混杂性空间。
这个空间在现代中国是一个奇迹，对于西方来说也是一个奇迹。它似乎是一个独立的小世界。这个世界里的背后其实有一个不可思议的背景，就是一种特殊的金钱和消费世界的展开。金钱关系和资本主义的生活逻辑其实一直是张爱玲小说的基础。女性在上海的独特的混杂环境中对于经济满足的寻求其实是张爱玲情感世界的坚硬的内核。市场化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张爱玲的文化想象的中心。但这个市场却和中文及上海的都市感觉的存在相联系的。一方面，张爱玲的读者仅仅存在于上海和中国。她在中文世界中的市场仍然是有局限的。另一方面，她的故事的源泉和创造力的来源是上海，没有上海也就没有张爱玲。同时，没有张爱玲也就不存在那个独特的上海的想象。张爱玲就是上海，上海就是张爱玲。这是没有办法的宿命。她那么想离开，想在一个新世界里给自己一个新的空间。但上海还是抓住她，无法挣脱。其实上海并不是世界，只有这个特殊的经济和社会的背景才会有张爱玲的成功。
美国和英文，毕竟还是一段难以跨越的距离。中文世界里的名满天下在这里可就算不得数，但张爱玲却还是不甘心，所以反差就更大了。她暮年的隐居其实有一种对自己失望的深刻的惆怅在。离开去找的没有找到，过去的家也早就非复旧观。上个世纪的人物如张爱玲的命运确实复杂难解。
还是她自己在那部晚年作品《同学少年都不贱》里的感慨：“那云泥之感还是当头一棒，够她受的。”
这也是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