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深媒体人陈冰今天于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题为“2007：中国外交‘登山年’”的评论文章，指出2006年是中国全球外交战略结出硕果的一年，不仅把外交触角伸向世界各个角落，而且在相对敏感的关键问题上处理圆润，给人留下“风调雨顺”的整体印象。
作者表示，但是“猪年”春节前后，批评中国的声音已开始冒起。美国副总统切尼在澳洲批评中国不断扩张军备，最近的****测试与北京奉行的和平崛起目标背道而驰；中韩发生长白山领土纷争之后，最近又有民间团体抗议中国“将韩国的东海标注成日本海”；胡锦涛2月访问非洲前后，一方面是西方首脑的批评，称中国的外交攻势“再次鼓舞了非洲国家那些腐败的、专制的政权”，一方面是媒体所谓“新殖民主义”的煽风点火。
不管这些说法在中国人眼里看来多么滑稽，但对中国外交的进一步拓展无疑是障碍，如同足球场上的前锋，你跑得快、踢得猛，必然遭遇围堵。如果说去年是中国外交的开局年，那么今年就是“登山年”。
可能面临的外交挑战
作者指出，无论是韩国民间对长白山和东海主权的模糊概念，还是欧美国家把中国对非洲政策批评为“新殖民主义”，都是相对容易的挑战。只要搬出历史记载，人们容易澄清长白山和东海的主权归属，也容易明白中国对非政策根本与“殖民”二字不搭界。这和美国抛出“中国威胁论”一样，不过是政治烟幕弹。欧美真正担心的是，中国尊重别国政治制度的、符合国际民主的外交出击，会让他们“走出非洲”。
中国外交面临的真正挑战来自四个方面：首先是贸易顺差、人民币升值、知识产权保护和汽车制造、电信、石油、天然气等核心工业上的产权法律规定等经济问题。大批量的“中国制造”冲击着欧美市场，西方国家的政党为赢得选民支持，会通过政治手段解决传统产业外移、就业率下降等民生问题。围绕令西方人焦虑的对华贸易赤字，欧美政府将在贸易制度、人民币升值、知识产权保护上对中国施加更大压力，甚至可能会出现较大的外交纠纷。
作者指出，去年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结束第二天，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就给国会提交一份报告，说中国的货币政策和盗版侵权行为在不公平的美中贸易环境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造成美中贸易严重失衡，威胁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幷声称中国在履行加入WTO时做出的承诺“表现不及格”。目前美国贸易代表声称如果中美在音像产品盗版上谈判不成功，就要向世界贸易组织提起贸易申诉。而一旦世贸组织裁决中国败诉，美国会对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实行报复性关税。
欧盟贸易委员曼德尔森前不久访华时，公开要求中国采取更严厉的法律手段对付国内的访冒盗版活动，幷且点名批评中央电视台一直使用含有专利权的欧盟音乐和电视资料，却从未支付版权费。他还批评中国的卡拉OK歌厅对欧盟音乐的侵权使用，每年给欧盟的版权拥有者造成4000万欧元的损失。另外，欧美品牌被仿冒，食物、饮料、电器、汽车和飞机零部件以及避孕丸都被假冒，也引起了足够的重视。
其次，中国的军备发展将成西方政府打压中国的藉口。中国在太空能力、“海洋国家”方面的强化，特别是尖端武器的不时亮相，让西方国家感到忧虑。他们的逻辑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但正因为这种强权作风，会对中国的军备说三道四，美国副总统切尼的论调就是典型。中国人自然明白西方官员的用意，但关键是如何让西方媒体和大众瞭解“中国军备之道”——防卫但不进犯他国，因为政府言论将微妙地影响大众意见甚至消费观。
问题实质化是显着特征
再次，周边国家将对中国的发展保持更高的警觉，比如日本，《朝日新闻》和《产经新闻》曾把中国描绘为“麻烦的贸易大国”；中国实施的善意外交似乎没有让首相安倍体会到北京的大度。
很可能的情况是，一旦在贸易和科技上双边出现争执，周边国家会打“民粹牌”——既为了保全自身在本国的民意支持，也挑动起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
最后，发达和较发达的国家会对中国日渐成形的“新文化”提出异议。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力量壮大的同时，文化正朝着“面向世界、兼顾传统”的方向发展。再加上国内少数官员和企业家“不明智的膨胀”和“暴发户嘴脸”，影视界对昔日帝国威力的无限扩大和张扬，都给外国人以“陷入帝国回忆”、“梦想新兴帝国”的口实。韩国的《朝鲜日报》就曾撰文批评中国媒体随处能听到“长安热情”或“大唐气象”，“让邻国人感到有些不安”。
前不久，中国外交官威胁加拿大批评中国人权会危及两国良好的外交关系，进而伤害两国贸易关系，话音刚一落地，随即遭到加总理夏巴高调反击“加拿大会持续公开谈论人权问题”，并警告中国政府“不要以经济利益相要挟”。
可以看出，中国外交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加上围绕台海问题可能发生的国际间力量博弈，几乎都是非常具体的问题。的确，问题实质化是今年外交中最为显着的特征，这也增加了处理的难度。对于“中国威胁论”之类“大而虚”的问题，实际上比较好应付；而如何应付这些具体问题，才是中国外交能否“登山上台阶”的真正的考验。
要拿出“精算师”的气度应战
中国大陆受过教育的人都会说“具体问题，具体处理”这句话，但外交是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因素的混合体，某一个方面的可能性考虑不到，就可能影响全局效果。因此，中国在处理外交事务时一定不能抱守那句口头禅，而应该是“具体问题，全盘考虑，追求细节，整体解决”，拿出“精算师”的气度接应挑战。
“精算师”讲究的是精确的数据和难以辩驳的事实依据，而不是一般官员们擅长的“原则”、“大道理”、“指导思想”。比如，驳斥中国走进非洲不是“新殖民主义”，不能仅说我们有和谐理论指导，是尊重别国政治制度，欧洲国家可没有引入民主和法治，而是要用具体的数据和准确的历史年代来对比中国给非洲带来了什么好处，而欧洲掠夺了多少财富，什么时间掠夺了什么东西，带给非洲哪些国家怎样的贫困。惟其如此，才能让西方人心服口服。
“精算师”的另一个特征是，对某一账目的来龙去脉及其相关要素瞭解透彻。应用在外交上，就是一定要集思广益，吸纳不同人的见识和经验，从不同层面来考虑某一个具体问题，提前做出预案。
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发布“东北工程”研究报告前，应当考虑到“高句丽历史是中国历史一部分”的观点会引起外交纠纷。果不其然，这立即引起了韩国学术界和舆论界的强烈抗议和指责。接着出现本文开头描述的中韩外交摩擦，连两国的外交部门和政府总统、总理都被牵入其中。韩国外交官称“东北工程”与日本篡改二战侵略史的行为一样，主流媒体耸人听闻地指出
“中国对朝鲜领土虎视眈眈”。
若把此事与“六方会谈”中国的立场联系起来，与中国对东海石油开采问题的策略联系起来，那么这项研究已不是学术而是政治了，造成的误会和外交损失有多大不说自明。可见“具体问题，具体处理”，基本不适用于外交。
可见，把2007年视为中国外交的“登山年”，不仅指所面临的外交挑战，也说明外交策略需要更新换代，追求精致。只有努力攀登，才能为将来的“翻山越岭”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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