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总统内贾德在2月25日挑战地宣称“伊朗已经获得生产核燃料的技术，而且伊朗的行动如同一列火车……不能刹车也不能倒档。”
伊朗副外长穆罕默迪（Manouchehr
Mohammadi）后来警告道“我们已经为各种局势做好准备，包括战争。”国际原子能机构在早前三天已经宣布伊朗已经扩大了铀浓缩工作，而不是按照联合国安理会的要求冻结它们。
布什政府已经呼吁联合国经济制裁，但人们预计中国和俄罗斯会耽搁和淡化任何对伊朗的行动。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发现至内贾德的爆发期间，北京报道说外交部长李肇星和他的伊朗对应人物对话，并“重申通过外交手段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原则性立场。”这意味着没完没了的对话，除了伊朗之外谁也没有行动。
内贾德无疑受到中国其他重大外交手段的结果所鼓舞（朝鲜六方会谈）。北京在2003年“主持”这些会谈，并阻止平壤发生巴格达那样的政权更迭。德黑兰出于恐惧与欧洲对话，如今这种恐惧已经平息。
在亚洲，北京的娴熟甚于客观，推动“积极动机”来支持金正日的独裁政权，没有迫使朝鲜放弃小核武库。
国务卿赖斯一直很坦白，表示新的六方会谈只是“迈向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的重要的最初的一步”，而且该进程仍然只是游戏的“第一季”。它可能如同往常一样在贯彻阶段落空。但朝鲜导弹及核弹实验造成的紧张已经减轻，北京也已经鞠躬答谢。
北京已经采纳了一种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的传统中国策略。在那个时期，处于劣势的秦国崛起，在公元前221年一统中国。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韦宗友（Wei
Zongyou）教授把秦国的策略形容为“分而治之”，它试图阻止其他国家团结起来阻碍其崛起成为新的、主导性的霸权。
在六方体系中，北京开始时就有俄罗斯站在它那边。然后利用韩国对战争的恐惧以及对重新统一及商业利益的渴望助长首尔对平壤的绥靖政策。然后它只需要要求美国与朝鲜直接对话就孤立了美国——要求美朝直接对话的诉求还赢得了美国国内的自由主义批评者的支持。双边谈判于1月在柏林召开。这疏远了美国在多边谈判中唯一的坚定盟友日本（日本一直拒绝按照新协议援助朝鲜）。
韦教授对秦国的分析正好满足北京如今的需要，作为一个“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
state）”，北京必须制止“现状（status
quo）”国家团结起来反对它的崛起。如同秦国，一旦北京掌握足够的力量，它将寻求推翻现行秩序，并作为世界政治的新仲裁者获取额外收益。韦教授列举伊利诺斯州大学的历史教授施罗德的观点来支持他的说法：这样的革命比多数人想象的容易。在历史的诠释中，势力的平衡往往不能遏制侵略，因为“多数国家在多数环境下根本无法承受这种负担，并会选择一种成本较低的策略。”这些策略选项中包括“躲避（hiding）”和“追随（bandwagoning）”。
在欧美不乏有人“躲避”中国崛起的暗示。北京在招揽许多较小的、不满的国家，例如中国主席胡锦涛出访拉美和非洲。北京和伊朗的关系也符合韦教授的模式，那些（国家）“选择追随乐于建立新国际体系的修正主义大国；它们是权力最大化（power-maximizing
states）国家，跟现状大国的“安全最大化国家（security-maximizing
states）”相对。
圣母大学（Notre Dame）教授许天田（Victoria Tin-bor
Hui）在其非常深刻的《古代中国与早期现代欧洲的战争与国家形成（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一书中表达了类似的关于“秦国推行无情的自我加强改革、分而治之的战略以及无情的计谋”的分析。她告诫道这些“计谋仍然为那些想推翻自由世界秩序的政治手腕所用。”难以找到比这更简练的对北京目前行为的描述了。（作者
William Hawk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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