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歌颂毛泽东的诗人及其他
□吴永平(武汉)
胡风的组诗《时间开始了》第一乐章《欢乐颂》,写成于“1949年11月11日夜10时半”,改定于“11月12日夜11时”,原载1949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副刊“人民文艺”。全诗共400余行,占了第7版的半版。
据胡风回忆,《欢乐颂》发表后反响很大,“惊住了一切人”,最早的祝贺来自“共产党员诗人”王亚平。诗歌见报后的第三天,胡风便收到了王亚平的贺信,信中赞扬他“第一个歌颂了毛泽东”。(《胡风全集》,第6卷,第716页)
其实,胡风并不是1949年开国前后“第一个歌颂了毛泽东”的诗人。
从全国范围考察,早于胡风“歌颂了毛泽东”的应该是聂绀弩。当年2月,聂绀弩在香港创作了一首题为《一九四九年在中国》的长诗,该诗收入诗集《元旦》,香港求实出版社1949年7月出版。全诗600余行,分为“比喻”、“我们”、“答谢”三章,“答谢”章的第三节题为“给毛泽东”。诗中吟咏道:
毛泽东,我们的旗帜,东方的列宁、史太林,读书人的孔子,农民的及时雨,老太婆的观世音,孤儿的慈母,绝嗣者的爱儿,罪犯的赦书,逃亡者的通行证,教徒们的释迦牟尼、耶稣、漠罕默德。地主、买办、四大家族、洋大人的活无常,旧世界的掘墓人和送葬人,新世界的创造者、领路人!……”
从《人民日报》副刊来进行考察,早于胡风“歌颂了毛泽东”的也还有徐放和王亚平等。
徐放的诗题为《新中国颂歌》,全诗约200行,载1949年10月1日《人民日报》第7版。诗中第4节歌颂了毛泽东,他写道:
“从此/中国亮了,/从此/世界的东方也亮了。/今天/中国是张灯结彩的中国,/世界是欢腾鼓舞的世界/……这是几千年,/这是近百年,/这是中国人民/世界人民/斗争的成果;/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思想成果。/从今天,/在中国的历史上/要写着毛泽东,/在世界的历史上,/要写着毛泽东;/……”
王亚平的诗题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诗也约200行,载1949年10月2日《人民日报》副刊“星期文艺”。诗人吟咏道:
“敬礼吧!/面向掌握历史车轮的舵手———毛主席!/马列主义的实践者,/苦难人民的救星,/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我们———全国的人民/用颠不倒、扑不灭的信心,/用山样高海样深的热爱,/迎接年青的中国!/迎接建设的年代!……”
写到这里,疑惑便产生了:王亚平明知他人及自己的颂歌都唱得比胡风更早,为何还要违心地祝贺胡风“第一个歌颂了毛泽东”呢?看来,其中定有另外的原因。
鲁煤在《徐放其人其诗的悲壮历程》(载《新文学史料》1999年第2期)一文中道出了其中的隐情。他写道:当时胡风“生活在重重困难之中”,徐放(时任《人民日报》文艺组编辑)“极其深切地关心胡风”,于是“他常常搞些‘说项’活动,建议一些理解和同情胡风的文艺界前辈去看望胡风,帮他排解寂寞心情。如1950年初胡风的长诗《时间开始了》第一乐章《欢乐颂》发表后,徐放就曾打电话给亚平同志,请他借此鼓励胡风,而亚平果然写信给胡风,称赞他的诗,表示祝贺”。
原来,“第一个歌颂了毛泽东”云云,全是出于徐放和王亚平善意的鼓励。
仅过了4个月,王亚平作《诗人的立场问题》(载1950年3月《文艺报》1卷12期),批评胡风组诗第5乐章《又一个欢乐颂》。他摘引了诗中将毛泽东比拟为“一个初恋的少女”的一句,批评道:“把屁股坐在小资产阶级那一边,即使来歌颂战斗,歌颂人民胜利,歌颂人民领袖,也难以歌颂得恰当。结果是歌颂得没有力量,歪曲了人民胜利的事实,把人民领袖比拟得十分不恰当。不管作者的动机如何,它的效果总是不会好,而且是有害的。”
顺便说一句,胡风当年似乎没有注意到王亚平的这篇文章。1978年11月,尚在四川三监的他写了一篇题为《从实际出发》的材料,仍感念地提到王亚平祝贺他“第一个歌颂了毛泽东”的往事,文中写道:“我对他坦白诚恳的为人态度很有好感。虽然抗战中期就认识了,但没有肯定过他的诗。我觉得感情和语言都一般化。但他对我友好,解放后更熟悉,对我的诗很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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