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的僧人，狂。在一般人的印象里，僧人本应该是救苦救难的使者，可元朝的僧人正相反。在他们看来，恣意酗酒、奸污妇女、打架斗殴、巧取强夺，简直小菜一碟。
为什么这么说呢？举几个例子：
元朝至大元年（公元1308年），有僧人强行买老百姓的柴草，百姓告到了上都留守李壁那儿。李壁正在问案呢，那个僧人竟然带着徒弟同党，拿着木棍，闯进公堂，不分青红皂白，揪住李壁的头发，按倒在地，打得头破血流，还把他捉走，关了好几天才放出来。李壁气不过，告到皇帝那，结果呢，元武宗只是象征性地把那个僧人关了两天，就传旨放了。
还有一次，有僧人龚柯等十八人和某王妃争道，他们把王妃拖到地下，拳脚相加。侍从连忙救护，并告诉他们说擅自殴打王妃，是要犯重罪的。可龚柯毫不在意，反而说就是皇帝老子，也要受我们的戒敕，一个小小的王妃，打了又能怎么样！王妃吃这么大的亏能甘心吗？于是，告到了皇帝那儿。可过了好几天，不见动静。王妃派人一打听，原来元武宗刚要颁布一道诏书：殴打僧人，罪应断手；谩骂僧人，罪该断舌。因为皇太子的劝谏，才把诏书收了回去。
更有甚者，元泰定二年（公元1325年），有个僧人佩带金字圆符，率领随从人员一百多人，在路上横冲直撞，络绎不绝。因为人多，官府的驿站住不下，便强占民舍，乘机把男人赶出去，奸污妇女。那个僧人所戴的圆符，本是边防警报所用，不是谁都可以随便乱戴的。这个僧人的所为正好被西台御史李昌遇见，便把僧人的所为反映上去了，可泰定皇帝却把这件事压下了。
元朝的这些个僧人为什么这么狂呢？原因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其实很简单。
往简单了说，他们之所以狂，因为有后台。这个后台当然就是一手遮天的大老板：皇帝。皇帝是谁？是天。有天罩着，这些个僧人无疑就是老鼠钻到了古董瓷器里、狐狸和老虎一块儿遛跶，谁还敢动？谁又能动得了？这就是朝中有人好做官，大树底下好乘凉。
问题的关键是，皇帝为什么要给他们做后台？有那么一句话不说嘛：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既然皇帝是老板，而且还是大老板，他就不会给你提供免费的午餐，他就要讲成本、算利润，老板怎么能做赔本的买卖呢？世上本没有一厢情愿的买卖。看来，问题不那么简单。
我们知道，元朝是在马背上建立起的帝国，作为游牧民族入主中原，面对的最大挑战已不再是锋利的矛枪，而是人心的向背。正所谓打天下不易，治理天下更难，这个难就难在人心难抚，用现在的话讲，这就涉及到思想统一的问题，而佛教的宗旨特别是它的劝人为善恰恰可以起到这个作用。
但皇帝们的信佛，说到底无非是祈求佛祖的保佑，让万民臣服，江山永固，自己永远享受富贵荣华。比如说泰定皇帝也孙铁木儿，每天上朝啥也不干，一门心思求佛拜佛，每次做佛事，光来混饭吃的僧人就有几万人，赏钱数以千计。因为拜僧人为帝师，所以帝师手下的僧人大都称为司空、司徒、国公，都佩带着金玉印章，因此，气焰熏天，有恃无恐，无所不为。
不过，这些僧人也不是光说不练。比如说，成宗帝的时候，有个僧人作佛事为皇帝祈福。怎么祈呢？有两个方法。一是叫犯罪的人穿上皇帝和皇后的衣服，坐着黄牛车，从宫门里慢慢地走出去。二是直接请求成宗帝释放罪犯。说这样就可以增福消灾。所以，有钱有势的犯了法，都去贿赂僧人，请他设法免罪。因此，无论什么样的罪人，只要僧人答应了，入狱没几天，一道赦免令出来了。这种祈福方法后来几乎成了惯例。不难想象，这样的法制简直就是惯着僧人去为非作歹，他们能不狂吗？
由此看来，人这东西只要一有了私心，就会犯糊涂，就会被人利用，皇帝也不例外。老百姓有句话说的好：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假如元朝的皇帝们做的不那么过分，那些僧人能钻了这个空子吗？能玩弄他们像耍戏一个无知的小孩子一样吗？而对于僧人们来说，再好的经，如果心术不正，也会给念歪了。
然而，这终究是问题的表面。中国几千年文明史的进程，突出的一个文明成果就是把皇帝赶下了台。耐人寻味的是，皇帝虽然下台一百多年了，可“一言堂”、“只唯上”、“唯我独尊”、“独断专行”等等这些皇室家族的特产品，一直到现在似乎还有市场，至于六七百年前的元朝帝国，这些产品的行情怎么样就更可想而知了。啥地儿长啥庄稼，元朝的僧人为什么狂？说到底，根儿在这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