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张伍
记者◎李菁
父亲从不穿便服，从我记事起，永远是一袭长衫。在家里也没有任何特殊之处，跟我们吃一样的饭菜。虽然父亲在小说里塑造的人物个个都鲜活如生，但生活中的父亲却木讷、不善表达，父亲毕生都很低调，不喜欢抛头露面，即使在当时已经大红大紫了。有一次我跟他到邮局取稿费，邮局小姐看了他的签名，先是一惊，继而跟周围人交头接耳地嘀咕一阵，惹得邮局里的人都抬头看他，把父亲看得极窘。出来后，父亲对我说了一句:“人的面孔被人当小说看，实在是件很难堪的事。”
在我看来，父亲更了不起的地方，不仅是他在文学上的造诣，更是他的人格修养。父亲生前对毁誉非常淡泊，对很多争论也不予回答。捧也好，骂也好，他从来不置一辞。我们那时年轻气盛，总希望父亲能出面说几句。父亲只是意味深长地说:“书在，就会说话。”他从来不参预任何派别的笔仗，认为只是“徒乱是非”。
父亲长期被冠以“鸳鸯蝴蝶派”，这个标签使外界对他们这一派作家有一种误解，以为他们都是只会吟花弄月、不关注社会现实。这对他们来说是个不公平的评价。何为“鸳鸯蝴蝶派”，一直没有一个科学定义，而是把那些写传统形式小说的人笼统地划归这一派。这个定义也很芜杂，把武侠小说、侦探小说都划为“鸳鸯蝴蝶派”，其实他们的各自特点并不一样。比如写中国最早的侦探小说《霍桑探案集》的程小青先生;写了《秋海棠》的秦瘦鸥;被视为“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的包天笑先生，直到98岁时还说:“别人说我是鸳鸯蝴蝶派，我至今也不知道什么是‘鸳鸯蝴蝶派’。”
虽然年轻时写了那么多作品，但父亲后来一直被视为另类，而被排斥在主流之外。到了晚年，本来就不爱说话的父亲更加沉默。我后来感悟到，处于边缘地位的父亲，内心深处一定埋着巨大的痛苦和深深的悲凉，他对这一切都只是以沉默应对。
父亲在家里也比较严肃，不苟言笑。我对父亲的感觉是敬畏多于亲近，也许正因为此，童年时他为我讲过的《木偶奇遇记》，我铭记终生。但他对妹妹非常疼爱，父亲喜欢弄花，唯一允许插手的，就是我妹妹明明。
1966年，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我的家笼罩在忐忑不安中，我们兄妹几个也到外地参加“社教”或“四清”运动，家里愈发冷清。父亲终日呆在书房里，与他热爱的《四部备要》为伴。他用已经不大听使唤的手，用了整整一夜，给在外地的两个妹妹写信，信上说，因为想念女儿，他竟然半夜哭湿了枕头……
在一片稀稀落落的鞭炮声中迎来了1967年的春节。这年除夕，父亲还拖着病体颤颤巍巍地下跪。那时他好像已经有所意识，在心底一定在对祖母诉说着什么。过了年，父亲可能得了感冒，身体更虚弱。正月初六下午，在我和妻子、妹妹苦劝下，他才同意第二天去医院看病。当晚23点半，我看他的屋里还亮着灯，就披衣过去，见他仍在拥被读《四部备要》。我让他早点睡，他把书缓缓地放在枕边，说了声“好”，谁知这是他留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第二天早上，就在家人为他穿鞋时，父亲突然仰身向床上倒去，没有一丝呻吟，更没有一丝痛苦，只有他身边放着的《四部备要》。
2002年，父亲曾住过的砖塔胡同面临拆迁，我和家人曾申请作为文物保护单位，但最终还是落了空。父亲曾有诗云:手泽无多唯纸笔。除了那3000余万字的作品，父亲的一生，便如水一样，历经波澜转折，最终漂逝而过……
以上文章内容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7年第9期，版权所有请勿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