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劳死”不属工伤未必不合理
盛大林
2005年12月25日上午9时许，江苏省东台市南沈灶小学女教师李华在办公室备课时突然晕倒，此后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经多家医院全力抢救无效，于2006年3月2日逝世。丈夫想给他申请工伤，但主管部门答复说《工伤保险条例》中已经明确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才能认定为工伤。
此事引发了争议。有关人士认为，李华的事应该视为“过劳死”，而“过劳死”应该纳入“工伤”范畴。（据3月19日《江南时报》）
李老师的遭遇确实让人同情，但主管部门的答复也确实有根据。争议的真正问题其实是《条例》的规定是否合理。
首先是“48小时”。之所以规定“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应该是出于两种考虑：一是死亡与工作的关系；一是疾病的突发性。所谓“工伤”，当然是指因工作而造成的伤害或死亡。如果死亡与发病相隔的时间太长，那么受伤或死亡与工作的关联度也就越小。应该说，这些考虑是合理的。问题是时限如何划定。如果“48小时”不合理，那么多长时间才合理呢？李老师从昏迷离开工作岗位到死亡隔了64天，如果这么长的时间还算是工伤，那么工伤的范围还有边吗？
接着的问题，就是“过劳死”该不该算“工伤”。按理说，只要是因为工作而导致的伤害或死亡，都应该属于工伤。问题是如何认定“过劳”与“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人的“疲劳度”无法量化，而疲劳与工作以及与死亡之间的关联，更加难以认定。一个人积劳成疾，可能是因为工作，也可能是因为家事；一个人的死亡，可能有过度疲劳的因素，也可能有身体素质或器官病变等方面的因素。我宁愿相信，李老师之死确实是因为过度疲劳，但执法要有根据，而不能仅凭感觉。其实，就连医生也不敢断定，而只是说李老师昏倒“可能是因为过度疲劳”。
法律制度，必须建立在常态的基础上，不能因为特例而改变；制定制度，不仅要考虑合理性，而且要考虑可操作性。同时，还必须认识到：一，任何制度都会有缺陷。很多制度条文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结果。“48小时”可能产生不公平，但如果改为“48天”甚至“48个月”则可能带来更大的不公平，甚至使制度本身失去意义。二，任何制度都不可能包打天下。社会公正应该依靠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来共同支撑。一个制度的缺陷或不公平，可以由其他制度来弥补。就拿李老师来说，现行的工伤制度对她可能确实不公平，但她的丈夫还可以寻求其他救济途径，比如政府救助、医疗保险，乃至社会救助，并不一定非盯着“工伤”不可。如果其他途径都没有或走不通，那是因为制度体系不健全，并不一定是工伤制度的问题。
就“过劳死”来说，还有一个问题至关重要，那就是预防高于救济。“过劳”的程度难以认定，但如果“过劳”没有发生，这个难题也就不存在了。多年来，“过劳死”以及“英年早逝”等问题越来越严重。在人口众多、劳动力过剩、人才就业困难的中国，这种“忙的累死，闲的饿死”的情况，其实是不应该发生的。当然，这又是另外一个命题了。
链接：http://news.sina.com.cn/c/2007-03-19/022212549665.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