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70年代，伴随全球环境资源问题的出现，一些专家和学者逐步认识到单纯用GDP指标指导经济增长和发展，具有一定的盲目性，是不可持续的。由此开始探讨并提出“绿色GDP”概念。
■国外专家学者对“绿色GDP”概念的探讨研究
从国内现已查出的资料看，“绿色GDP”概念的提出最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当时国外的一些专家学者陆续提出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构成现代“绿色GDP”概念的理论基础。
●从经济增长与生态关系的角度进行研究
1971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首先提出“生态需求指标”（ERI），1989年卢佩托（Rober Repetoo）等提出净国内生产指标（Net Domestic Product），即“净产出”。他们试图通过测算经济增长和发展与全球资源环境的对应关系，以期了解国内生产总值的弊端，寻求新的解决方案。“净产出”概念的要求是，把现在一些被认为属于“最终产品”的产品和服务转移至“中间产品”，以改进“净产出”的度量。这一原则是大家所肯定的。后来一些经济学家沿此方向提出“抵御性支付”概念，指用来消除、缓和、抵消和避免工业社会增长进程给生活、工作和环境带来损害的支出。
世界资源研究所（WRI）建议注意被忽视的资产损耗。WRI认为，人们把人造资产作为生产性资本价值化，将损耗从生产价值中扣除。对于自然资源却没有这样做，由此夸大了净产出和资本形成总量。
●注意社会成本的净经济福利概念
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宾（James Tobin）和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提出净经济福利指标（Net Economic Welfare）。他们认为，测量经济增长，应将人类的集中居住地城市制造的各种类型的污染所产生的社会成本从GDP中扣除，同时加上一直被忽略的家政和社会义务等经济行为产生的价值。
1990年，世界银行资深经济学家戴利（Herman Daly）和科布（John B.Cobb）提出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Index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Welfare）。他们全面考虑到在经济发展中社会因素所造成的成本损失，包括财富分配不公平，失业率上升带来的损失、犯罪率上升对社会稳定的危害，要求区分经济活动中的成本与效益，指出医疗支出不能计入对经济的贡献，需要扣除。
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被称做是“典型的绿色GDP”。据此需对现行GDP从多个方面进行调整：
第一调整是因为收入不平等。他们认为，增加1000美元收入给穷人家庭带来的福利增加将多于富人家庭。
第二补充4种服务流，包括家庭劳动、现存消费者耐用存量、公共街道和高速公路、公共教育和医疗支出。
第三调整当前在耐用消费品上的支出。由于提供服务的是全部耐用消费品存量，而不是新买的耐用品所提供，应予以调整。
第四调整个人消费中大气、水、噪声污染等带来的损失。
第五调整自然资源的耗竭。
第六调整环境损失，指污染的长期影响。
●考虑生态承载力的生态足迹概念
1996年，Wackernagel 等学者提出使用“生态足迹”指标（Ecological Footprint）。主要考虑维持一定规模的人口和经济活动条件下，所必需消费的资源及吸收废弃物的生产土地面积。该观点按世界60亿人口计算，人均生态足迹需要2.3hm2；地球生态承载能力1.8hm2。再留出12%的生物生产土地面积以保护地球上其它3000万个物种，则人均生态足迹是2 hm2。从全球范围来看，人类的生态足迹约已超过全球生态承载能力的30%，人类在耗竭自然资产存量。
1997年，《自然》刊物发表Robert Costanza等12位学者的论文“度量世界生态系统服务和自然资本的价值”，首次系统地设计出测算全球自然环境为人类所提供服务的价值“生态服务指标体系”（ESI）。他们把全球生态系统提供给人类的“生态服务”功能分为17项生态系统服务，包括气体调节、气候调节、对自然干扰的调节、水的调节、供水、土壤形成、土壤维护、营养循环、废弃物吸收、花粉传送、生物控制、避难处、食品生产、原材料、基因资源库、消遣、文化等。上述生态系统服务项目，不包括不可再生的燃料、矿物和大气等内容。并初步测算出生态系统每年提供的服务价值至少为33万亿美元（严格说是16―45万亿美元），这是当前的边际值。“生态服务”的价值是全球国民产生总值（GDP）的1.8倍。
该项研究可以确认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大部分，目前处于市场系统之外。如气体调节（1.3万亿美元），抗干扰调节（1.8万亿美元），废弃物处理（2.3万亿美元），营养循环（17万亿美元），森林（4.7万亿美元）湿地（4.9万亿美元），海洋系统提供了占63%的价值。
该项研究的估价方法采用支付意愿法。即如果生态系统服务提供了价值50美元的森林木材生产力的增值，则受益者就乐意为此支付50美元；如果森林还提供了非市场的审美的存在价值和保存价值70美元，受益者也愿意支付这70美元。生态系统服务总值等于120美元，其中进入GDP统计的是50美元，非市场价值70美元。
●“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真实储蓄与“扩展的财富”概念和“可持续发展”观念在专家和学者之后，一些国际性经济组织介入绿色GDP概念的研究，相继提出很有价值的观点。1981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发布报告《保护地球》，随之世界银行在80年代初提出绿色核算(green accounting)概念。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提出“可持续发展”的观念。1989年以后，联合国统计署、环境署与世界银行合作，研究界定环境资源核算的概念，1994年出版《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手册（SEEA）》。
1993年，联合国统计局和世界银行合作，将环境问题纳入正在修订的国民经济账户体系框架中(UNSD)，并最终推出一个系统的环境经济账户(SEEA)。该账户第一次提出同SNA一致的解释环境资源存量和流量的系统框架。
1995年，世界银行首次提出“扩展的财富”概念，“扩展的财富”由“自然资本”、“生产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4大组要素构成。迪克逊指出，国家财富衡量方法要求通常所衡量的经济变量之外，还应当明确地包含环境因素、社会因素和人力因素。这种方法的重点在于自然资源的有用价值或使用价值。学者们认为，这一概念为真实的“财富”及其动态变化，提供了统一标准。
“绿色GDP”是一种新的国家收入估算方法的非正式名称，它针对自然资源损耗和环境退化对收入进行调整，包括衡量开发自然资源的用户成本以及评价污染排放的社会成本。
■简短的评论
基于以上的介绍，可以概括的了解国外经济理论界专家学者对“绿色GDP”概念的提出、探讨和研究“绿色GDP”概念的轨迹：
早期的研究，人们认识到单纯崇拜GDP的盲目性，初步感到需考虑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损失的关系；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注意到社会成本问题，指出应扣除污染和财富分配不公、失业率上升和高发的犯罪率带来的损失。
进入研究后期，理论界提出“生态足迹”和“生态服务指标体系”概念。这两个概念相互衔接补充，在研究中吸收了系统论的观点，即将人类社会融入自然界生态系统中，考察了人类社会子系统在自然界生态系统中的位置，或者说自然界生态系统所允许的人类社会子系统的发展上限。以辩证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随着人类在经济发展观念上的转变，以及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人类社会子系统在自然界生态系统目前所具有的发展上限也将增加扩大。
在国际性经济组织介入研究后，陆续提出“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和“真实储蓄”概念、“可持续发展”观念和“扩展的财富”概念。从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出发，“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和“真实储蓄”两个概念紧密相联，最具有政策相关性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总量就是“真实”储蓄，它代表了全部重要资产的净变量的价值。联合国和世行于1993年最终推出系统的“环境经济账户”(SEEA)。这样，各国政府就可以依据“绿色GDP”概念和“环境经济账户”(SEEA)指导本国的经济发展。
●对上述观点的置疑
置疑之处主要集中于研究成果的估算所采用的计价方法。支付意愿法因为是非市场的定价，所以主观色彩太浓。支付意愿是设定的前提条件，不论设定的价格是多大，消费者都必须支付。这里的支付意愿所隐含的是自然资本的稀缺性，而越是稀缺的资本，其价格就越高。按此设定，实际的估算结果可以趋于无限大。
■附录：世界银行关于自然资本及其计算自然资本包括一个国家的全部环境遗产。给出的估算结果是以选定的资源子系列为基础得出的，选择标准是其总的重要性和数据的可得性。对某个国家，一些重要的资源可能未被包括在内，这也说明了需要对国家财富进行更细致的估算以供国家一级决策参考。
自然资本估算结果的组分包括农业用地、牧场、森林（木材和非木材的利益）、保护区、金属和矿产以及煤、石油和天然气。对于财富计算结果中包含的所有自然资本的组分而言，都使用世界市场价格，并用一个适当的因子加以调整，以代表贸易价格中的租金。任何自然资源的经济租金（在对具有不同生产力的资源进行比较时，也称为“李嘉图”租金Ricardian rent）是市场价格同时开采、加工和营销该资源所需成本的差值。因此，它代表了开采或收获资源的内在剩余价值。当渔业等资源被过度开发时，租金可能被降低到零（鱼类的全部市场价值都被劳动力和资金的成本所吸收），从而浪费了该资源的自然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