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发生的黄禹锡造假事件，给韩国科学界乃至全国带来巨大冲击和震撼。事件暴露出韩国在科研领域存在的三大隐患：一、社会浮躁，急功近利。韩国自创造“汉江奇迹”以来，全国弥漫着“力争世界第一的快马加鞭的突击”气氛，只要能出“成果”，不究真假，均被视为“英雄”。二、科研体制存在缺陷、政府监管不力。长久以来，在热衷于追求专利和论文数量的同时，忽略了真实性和质量。尽管政府设有科研成果检验、评估机构，但基本形同虚设。黄禹锡发表的一系列造假“论文”，有关部门竟一次也没有进行认真核验。三、争名夺利，寻找靠山。黄禹锡论文发表时，署名竟达15人之多，总统府信息科技助理官朴基荣居然也堂而皇之地成为作者之一。韩国舆论认为，这是黄禹锡寻找靠山，非法获取巨额科研经费的直接证据。
尽管造假事件对韩国科研体系的名誉造成损害，却无法否定韩国自上世纪60年代提出“科技立国”战略口号以来，在科研开发方面取得的成绩。事实上，历经数十载，“科技立国”观念早已渗透韩国全社会，国家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已成共识，崇尚科学技术蔚然成风。
为落实“科技立国”发展战略，韩国曾推出一系列适应时代发展的科技政策：一、引导创新体系由政府导向转为以民间企业科技创新为主；提高国家研究开发投资的效率；研究开发体系从国内向国际网络发展；迎接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的挑战。二、强化科技管理，把政府科技处升格为科技部，由副总理兼任科技部长官；建立由总统亲任委员长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负责科技长远发展规划的制订和政策评价等。为推进改革，根据“政府资助研究机构经营革新方案”，把34家政府资助的科研院所从所属政府主管部门中分离出来，按不同领域分别建立基础科学研究会、产业应用研究会等，由“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统一管理和监督。三、确定以加强国际竞争力和为未来产业发展奠定基础的科研重点，向信息、生物和纳米技术以及环保等领域大幅倾斜。四、促进基础科学研究，重视人才培养，进一步增加对高等院校的研发投资；在国内培养博士级高级技术人才的同时，向先进国家派遣博士后等。
为激励科技精英，韩国政府设立了诸多奖项，其中主要有：国家最佳科学家评选委员会颁发的“最佳科学家”奖。获得这一称号的科学家可获得政府30亿韩元（约合300万美元）的科研经费；由韩国科技部颁发的被誉为“国内科学界诺贝尔奖”的“韩国科学奖”、总统颁发的“总统奖”以及“韩国科技大奖”、“青年科学奖”和“蒋英实奖”等，其中“蒋英实奖”以韩国历史上的著名科学家蒋英实命名，每年设立52个荣誉奖项，不设奖金。
今年1月5日，第十届“韩国科学奖”在首尔举行颁奖仪式，首尔大学数理科学部姜锡振、延世大学化学系金东浩、浦项工大生命科学系南兴吉等4人获奖，每人获得5000万韩元奖金。他们分别在现代数学、超导体、人工生理活性分子以及植物生命科学领域取得重要成果。首尔大学电脑系教授权永雨等3人分别在电子、光学、环境等领域有创新建树，获第九届“青年科学奖”，每人获3000万韩元奖金，连续颁发5年。韩国教育部和学术振兴基金会则于1月13日选拔出首尔大学物理系教授金镇义等国内11名顶尖科学家，作为国家科学界重点培养对象，鼓励他们以最新科研成果，向诺贝尔奖发起冲击。
韩国把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视为国家生存之本。国家现行研究所分为三类：公立研究所、民间研究所和大学研究所。其中，民间研究所居主导地位，而民间研究所又以企业研究所为主体。主要从事本行业的研发，成果直接转化成生产力。如三星电子研究所，去年仅在美国申请的产品专利就达1641件，居世界第五位。
位于大田市附近的“大德科学城”是韩国1974年兴建的集研发、学术、产业化于一体的科技创新城。目前，科学城里不仅有40多家政府、民间研发机构，而且设有专门培养高级研发人才的“韩国科学技术院”。韩国从1993年开始实施科研成果转让新措施，规定成果接受方只需支付成果开发费用的50％，另外50％由政府支付。这一措施的实施，极大地调动了科技人员推广科研成果的积极性，加快了成果转化的速度。据报道，韩国目前投入科技研发的费用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6％，在电子、通信、纳米技术等领域的科研水平已进入世界前列，国家整体科学竞争力居世界第十五位。
黄禹锡事件后，韩国科技界痛定思痛，决心举一反三，认真汲取教训，使科研创新重归健康发展道路。
人民日报首尔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