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窝蜂拼论文 “建设研究型大学”成为“大跃进”
“近年来，我校紧紧围绕争取博士授权单位和升大学两个战略目标以及教学型大学向教学研究型大学转变的主要任务开展工作，学校的科研经费、课题立项数、成果奖励数、科技论著以及学术论文转载数都有大幅度地提高。”这是某省一所大学（之前为商学院）的“总结”……
不论是否具备创办研究型大学的条件，众大学也要努力挂上“研究”这一“金字招牌”。西安外国语学院的王天定教授将这一现象称之为“我国高等教育令人眩晕的狂欢”。
伴随这一狂欢而来的是两大恶果：一是争创研究型大学无形中对高校起着很不好的示范效应，仿佛非研究型大学低人一等；二是本科生教育被边缘化。
值得警惕的是，正是在“985”工程启动之后，在我国科技成果总量大幅度增长的背景下，我国科技的国际竞争力在46个主要国家中的排位从当年的第13位降到了2000年的第28位……〉〉全文
学术腐败的根源是中国学术水平低下
大家都很熟悉清华梅贻琦老校长说的：“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而大师正是代表着学术水平。学术水平的高或低是体现在人，主要是师资水平的高低上。
学术腐败现象的出现过程大致是这样的：中国的学术界经过八十年代的人员大流失，即智商较高的学人离开学术界(出国、从政、经商)，“随着文革前的学者全面退休，中国学术界的实权从平庸之辈的手中转移到了那些被“筛选”下来的碌碌无为之辈的手中。他们掌权之际，也恰逢“科教兴国”战略实施之时。金钱象潮水般涌入学术界，对於搞不了学术的这些人来说，搞腐败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学术腐败的根源是中国学术界学术水平低下》的作者说大批智商较高的学人从中国大陆的学术界流失了。这位作者说是被“筛选”，更准确些说，应该是逆向淘汰……〉〉〉全文
人才与创新型国家：由大树想到大师
树人如同树木。严格透明的管理，客观公正的评价，相对稳定的环境，宽松和谐的气氛，科学严谨的学风，如同树木成长所需的阳光、水分和营养一样重要。风气正了，体制顺了，人才脱颖而出的条件就形成了……
王选生前说过，对已有充分证据确认是杰出的人才，建议采取12字政策：给足钱、配备人、少评估、不干预。理由是优秀的学术带头人往往痴迷于科学技术，具有很强的科技“攻关”能力，但往往缺乏“公关”能力。
这让我想起曾经采访过的年轻物理学家彭练矛。这位著作曾被英国剑桥大学选为教材的博士，对回国后大量行政事务缠身叫苦不迭，当时他那种无奈的表情几乎到了无能的程度。对于烦琐的考核与评定，许多年轻的研究人员也疲于应对。一些老科学家最看不惯的，就是一位年轻人刚露头角就被委以行政职务……
一年多前，某校在对待一位青年学子抄袭论文的问题上产生意见分歧。领导说，青年人嘛，政治可靠，业务不错，只是抄袭了一篇文章，不应该一棍子打死。导师说，既然爱才就应该要求他承认错误，青年人不能养成这个坏毛病……〉〉全文
黄禹锡事件之先说短、后说长
这是个爱面子、有狠劲的民族。
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韩国经济遭沉重打击，我那时住哈佛广场附近，窗下常见韩国人搬家，从高贵住宅搬向穷区，垂头丧气如霜打一般。不数年，韩国经济二度雄起，成为亚洲最早摆脱金融危机的国家，令人刮目相看。这是个爱面子、有狠劲的民族，关键时刻能咬得住牙关使得出狠劲。
但在和平年月听任民族主义狂飙突进，好勇斗狠，野蛮赶超，迟早要出事。但是真到家丑外扬，看他们如何处理这一事件，却又做得十分漂亮。无论是政府、校方和他本人，都值得中国人反过来对比……
黄禹锡曾将自己的工作比喻为“让韩国的国旗在全球科学的高山上飘扬”。
韩国历史学家痛切陈言：“基于黄禹锡的研究成就，再加上民族沙文主义和爱国主义，政府制定政策全力支持和资助黄禹锡的工作，由此产生一种类似法西斯主义的环境！”这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此前有过外族欺凌的“集体记忆”，此后又常有赶超心切的“集体冲动”，应该是一个具有“集体性警示”意味的前车之鉴？
来源：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