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称王选是“现代毕昇”、“中国汉字激光照排之父”、“有市场眼光的科学家”、“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先驱”，而王选认为自己是一个“努力奋斗，曾经取得过成绩，现在高峰已过，跟不上新技术发展的过时的科学家”。
2月13日上午11点多，很多刚从春节的放松状态转而开始工作的人们都接到一条来自新浪网的短信新闻——“王选因病去世”。
2月17日，为纪念王选，搜书网征得出版社和作者的同意，采用王选一直关注和支持的方正Apabi技术制作了《王选的世界》电子书，并提供全书免费下载。
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如果没有当年王选及其团队发明的汉字激光照排技术，我们就不可能享受到今天的报刊印刷、中文短信、电子邮件等技术所带来的便捷。
汉字激光照排技术：引发现代中文印刷革命
王选曾荣获第14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金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首届毕昇奖、国家重大技术装备研制特等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等科技大奖。他的获奖理由是什么？普通人如何来理解他的学术贡献？
1991开始与王选并肩作战的同事、北大方正集团原副总裁、北大计算机研究所原副所长刘秋云称自己是王选的“高级秘书”。他这样阐释王选的学术贡献——“现在你去报摊上随便买一份报纸杂志，很大程度上可能采用的是方正的技术。”
20世纪初，国外出现了一种利用照相原理来代替铅活字的排版技术——“西文打字机”加“照相机”。70年代，国外印刷业发展到了激光照排机第四代，而中文印刷业却还停留在汉字的“铅与火”时代。
1974年，电子工业部等五单位发起汉字信息处理技术的研究，被列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748工程”。北大数学系讲师、王选的夫人陈堃銶得知这个信息，立即告诉在家养病的王选，王选再也躺不住了。当时，国内已有5家院校和科研单位申报承担汉字精密照排系统，王选决定参加这场竞争，“因为它的难度和价值吸引了我”。
汉字字形信息量太大，是中文信息处理系统最大的难题。要把汉字信息存储进计算机，就要把汉字变成点阵来表示。一个5号字的正文字，至少需要100×100点阵，大号字体甚至需要1000×1000以上点阵。汉字的常用字在3000字以上，印刷用的汉字多达2万多，加上每个字都有50多种不同风格的字体和50多种大小不一的字号，如果都用点阵来表示，信息量高达上千亿字节。那些日子，王选满脑子的汉字横竖弯勾，连做梦也尽是笔画，终于想出了用数学方法计算汉字轮廓曲率。经过几个月的工作，他让庞大的汉字字模减少了500倍，扫清了研制汉字精密照排系统的最大障碍。
1975年11月，北京召开汉字精密照排系统论证会，王选抱病参加了会议。当时，王选的方案在多数人听来就像是“天方夜谭”，有人甚至说这是玩数学游戏。回家后，陈堃銶开玩笑说：“咱们还是算了吧。”王选认真地回答：“干！不到长城非好汉。”
从此，王选几乎放弃所有的节假日，努力使自己的方案完善并具体化，一步步解决高倍率汉字压缩和高速不失真还原轮廓汉字等难题。电子部“748工程”办公室得知王选的方案后，组织专家进行了全面考核。1976年6月，王选的方案完成了模拟实验，获得了一致好评。同年9月，“748工程”中的汉字精密照排系统研制任务，正式下达给王选所在的北大。
同时，英国蒙纳公司凭借着雄厚资金和先进技术，也正在加紧研制汉字激光照排机，想占领中国市场。面对双重压力，王选加快了自己的工作进度，带领一帮年轻人夜以继日地勤奋工作。1979年7月27日，精密汉字照排系统的第一台样机调试完毕。大家围在样机旁，紧张地注视着，机房里只有敲击计算机键盘发出的嗒嗒声。一会儿，从激光照排机上输出了八开报纸的一张胶片，王选兴奋紧张地接下这张可以直接印刷的胶片。1980年，支持这套系统的电脑软件，包括具有编辑、校对功能的软件也先后研制成功，并排印出第一本样书。
之后，王选和他的同事又研究起了实用性的激光照排机。在山东潍坊计算机公司支持下，寓意为“中华之光”的华光电子排版系统生产出来了。1985年，新华社第一次采用华光机排出了新闻日刊；1986年，《经济日报》在华光机支持下，成为全世界第一家采用屏幕组版、激光照排的中文日报社，并于1987年出版了国内第一张激光照排、整版输出的中文报纸。
那时，王选有一个习惯——随身带着一个放大镜，到外地出差时，买一份当地的报纸，用放大镜仔细看，辨认是不是方正的排版系统做的，看这个排版系统排出的有什么优缺点。令他高兴的是，后来使用方正系统的报纸越来越多。
王选的老朋友、北京大学电子学系教授金东瀚说，那时王选身体不太好，但为了工作常常夜宿实验室。“那时候的王选外表看起来也很平和，但是做起项目来非常用心，而且有种志在必得的霸气。”
目前，北美欧洲的华文报纸基本都采用方正激光照排系统。其实，并不只是中文，已有100多家日文报刊采用方正激光照排系统。王选的学生、北大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方正电子公司数字内容事业部技术总监汤帜介绍说，方正集团在1997年成立了日本方正，“攻占”日本市场。“1995年，王选老师带领我们去日本参加了一个排版方面的展示会，我们发现自己的技术有新的突破点，比日本的先进，能打开市场，给我们以很大的信心。王选老师说光做中文排版是不够的，必须拓展市场。”
贡献的真正含义：保护和传承中华文化
800多年前，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用泥做了些小字模来印刷；但并未在中国得到推广运用。400年后，欧洲谷腾堡发展了活字印刷技术，用来大规模印刷《圣经》和其他图书。有学者认为正是由于活字印刷的发明，推动了文化的发展，才有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
毕昇的活字印刷术之所以在中国被束之高阁，除了封建制度和生产力落后等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汉字数量庞大，这也是中文印刷业自动化的困难所在。西方的拼音文字只有20多个字母，加上各种大小的字体，印刷字模也不过100多个；而汉字有5万多个，一个字就需要一个字模，还有各种不同字体和大小不一的字号。
汪成为院士在上世纪70年代因为同样研究计算机而认识王选夫妇，被王选认为是最了解自己的人。2004年6月，中国工程院成立十周年大会上，王选主动推荐汪成为介绍自己的事迹。“中国工程院有4位院士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要由别人来介绍他们的事迹，王选夫妇推荐说找老汪吧。由于是王选亲自点名，我认真写了稿子，反馈给王选本人审阅，王选仔细看过后，写了一封信给我，认可了我的介绍稿，并说老汪对我太了解了。”
汪成为认为，王选的贡献不仅仅突破了汉字激光照排技术，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个技术的普及，保护和传承了中华文化。
“上世纪80年代，我开始研究中文信息处理，受钱老（学森）的启发，我逐渐认识到软件也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信息时代就是以信息技术来支撑文化，一定要把信息资源建设、软件建设放在新文化建设的视角和高度，要增加历史使命感。现在的人越来越多地使用电脑打印、电子邮件、手机短信等方式来交流，这实际上影响了我们的文化准则和文化习惯。现在，中国网民占全世界第二位，但我们所掌握的网络资源，只是占全世界的3%多；而所有这些资源中间，汉字的网络资源更少，这影响到我们的新文化建设。”
汪成为院士说，1986年曾与王选谈到计算机软件也是文化的一部分，“王选对我说，我的汉字激光照排技术并不单纯是一项技术，而是个很好的载体，保护和促进了我们的汉字，乃至中华文化的发展。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就是国家对他的贡献的认可，评委们高度评价他对中华文化的贡献，所以王选被选为2001年度的获奖者”。
科技成果产业化：科学家也要有市场思维
1980年，第一本用国产激光照排系统排出的样书《伍毫之剑》在“北大方正”诞生。成果得到了政府和学校的承认，但王选又陷入另一个苦恼：他们的成果不被用户采纳。
这种苦恼在1984年达到高潮。1984年年底，在一个“论证中国的照排是否需要引进”的中国专家论证会上，除了新华社的一位技术人员以外，所有的专家都赞成必须引进。就连对他们一贯相当支持的电子工业部资深专家也说，北大的系统是落后的，要引进国外的来促进自己的发展。甚至有人说“北大设计的系统即使搞出来也是落后的”。但王选的信心一直没有动摇，坚信自己设计思想的先进性，坚信只要改善硬件设备、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完全可以在竞争中取胜。1989年底，来华研制和销售照排系统的英国蒙纳公司、美国王安公司等先后放弃竞争，退出了中国。
1986年，北大新技术公司（方正的前身）担负起北大研究成果的市场转换工作。王选找到“748工程”的协调负责人，提出将北大直接作为生产单位参与激光照排系统的开发生产，把科研成果变成产品，推向市场，抢占市场份额。第二年，北大诞生了“方正”，这是王选麾下的一个公司，担负研究成果的生产任务。
北大方正靠激光照排这项创新的技术起家，用了短短几年时间就完成了创业过程。1996年，方正集团收入增长到40亿元。掌握自有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无疑在市场中可以轻易地处于垄断地位。但任何产品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持续创新研究下一代核心技术显得非常重要。在发展势头极猛的时候，王选居安思危，提出“成功是失败之母”。经过近两年的技术沉淀，2001年方正推出了由汤帜领衔研发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二代核心技术——阿帕比数字版权保护系统(Apabi DRM)，这时正值互联网企业处于惨淡经营的时期。2003年底，方正阿帕比获得了信息产业部重大技术发明奖，eBook业务也已经开始赢利。
王选反复向方正员工强调要“顶天立地”，“顶天”是要求技术一流，“立地”是要求产品实用。
自主知识创新：采纳三个“高”法
在自主知识和技术创新备受关注的今天，王选自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的自主创新到底有什么值得借鉴的地方？
汪成为院士说：“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航天部的工作涉及中文信息处理。我们组团去日本考察，因为日本有片假名、平假名，也有汉字处理。我仔细看了日本的技术，回来后又与王选进行了交流，进一步感到王选的方案大胆、超前、有创新。”
汪成为院士说王选的工作有三个创新点。
第一，选择高分辨率的字形描述方法。比如“王”字，以前是一点一点组成的，王选认为这种做法是没有前途的，所以他采取了当时世界上先进的矢量方法。实事求是讲，矢量方法并不是王选发明的，当时世界上也有人在做，但要精确描述汉字，难度特别大。这就是王选给自己出难题了。高分辨率的字形描述方法使得能够描述书写体的细微末节之处，无论中文、英文还是日文，而且描述得很好。
第二，选择高倍率的信息压缩方法。可以用数码相机来类比，如果数码相机的像素高，照出来的相片就很逼真，但要传给别人则需较长时间；如果像素低，文件就不会那么大，就传得快。很多报纸当天晚上要在全国那么多地方同时印刷，就需要及时传输过去。王选用信息压缩的方法，满足了存储和传输的要求。
第三，选择高速方法还原（解压缩）。王选有很好的数学功底，用高速的解压缩方法满足了还原的要求。
王选很欣赏索尼公司名誉董事长井深大的观点——“独创，决不模仿他人，是我的人生哲学”。王选说独创绝不意味着闭门造车，而应该根据市场需要，大量吸收前人的好成果，分析自身的缺点。实践证明，“需要”和“已有技术的不足”是创新的源泉。
还有，多方面和跨领域的知识也是创新的源泉。王选1958年从北大毕业后从事了三年计算机硬件的研制工作，1961年决定转向软件，并从事软、硬件相结合的研究。1962～1965年间软件方面的实践使王选大开眼界，才有可能在激光照排系统的研制中提出了与众不同的技术途径。
近年来，跨学科的研究开辟了很多新领域。王选认为，现在的年轻人可以更快地掌握前人的知识，了解其他领域的发展状况，更有效地进行国际交流，从而创造了超越前人的良好条件。
为什么能够成功：情商起决定性作用
“聪明”是熟悉王选的人对他的一致评价，可是王选执著地认为，情商才是自己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王选10岁读小学五年级时获得了品德优秀生奖，那是他一生中第一次获奖，“我由此懂得了团队精神和人品在人生中的重要性。要想做好学问，先要做个好人。什么叫好人？季羡林先生说：‘考虑别人比考虑自己更多就是好人’。我觉得可以再降低一点：‘考虑别人与考虑自己一样多就算好人。’认识自己的不足，懂得要依靠团队，千方百计地为优秀的年轻人创造条件，使他们脱颖而出，是我能够获得最高科技奖的原因之一。”王选认为，现代科学技术离不开合作、离不开团队。对高新技术产业而言，团队精神和组织管理能力尤其显得重要。
王选读中学期间正值建国初期，班上第一个入团的王选经常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从小学5年级被选为班长直到大学毕业，王选当了12年学生干部。王选说，当学生干部懂得要团结人，为别人考虑、为别人服务，长期的学生干部经历提高了自己的组织能力和表达能力，只有把个人融入集体，才能体现完整的自我价值。这是一个人能够作出成绩的不可缺少的素质，尤其是学术带头人必备的素质。后来招研究生和方正招人时，王选也很看重他们是否曾经做过学生干部。
人与人之间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每个人的成就都离不开他人的支撑。王选对此深有体会，他在文章中回忆道：“1961年我得病时，身体非常虚弱，同宿舍的同事董士海（现为北大计算机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每天三顿为我从食堂打饭，还尽量买好菜给我。1966年我旧病复发，马秉锟、毛德行、陆钟辉等同事常常照顾我。每次去医院看病，他们都找来三轮车接送；马秉锟为我上街抓中药，由于是‘文革’时期，商店都被布置成书店，橱窗里千篇一律地陈列着‘毛选’，简直看不出哪是药店。马秉锟就骑车满街转，边走边用鼻子嗅，闻到药味儿再下车找药房。”
重用和善用人才：老骥伏枥，甘为人梯
“以后衡量我贡献大小的一个重要指标，要看我发现了多少青年才俊。”离开科研第一线后的王选这样评价自己，并把“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改为“老骥伏枥，甘为人梯”。
“王选非常关心学生的工作生活。上世纪90年代初期，北京住房非常紧张。住房是留住年轻人的一个重要条件，事业留人、感情留人，最关键还是待遇留人，待遇就是票子和房子。当时北大搞集资建房，王选毅然从技术转让费中拿出200多万元，建了50多套房子，刚来所里两年的年轻人就住上了两室一厅，工作年限更长的同志住上了三室一厅，这为我们所留住人才起了重要作用。”刘秋云回忆起王选的买房留人故事，“后来商品房渐渐多了，王选坚持给有发展前途的学生奖励，让他们自己买商品房”。
王选眼光也很“毒”，能很快看出人才的优缺点。
汤帜当年是陪着别的同学到王选家来咨询考研的，但王选却独具慧眼发现了汤帜的才能，录取了他。坐在王选研制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北大档案馆二楼、心怀感激之情的汤帜情绪激动，不住地拿掉眼镜擦眼泪。“我本科不是学计算机的，但数学成绩很好，程序设计得过北大的五四科学奖，动手能力很强。所以王选老师要了我做他的硕士研究生。”
王选曾在文章中写到选择汤帜的理由：“科学家是可以培养的。我作为博士生导师，在学生很年轻时，就能发现他们的异乎寻常之处。汤帜在硕士生期间，做了图形裁剪软件，难度很大。我后来问他：‘你是怎么想出来的？’汤帜回答说：‘想不出来再想，一直想到明白为止。’我当时就判定他将来会有出息。因为他对技术的痴迷程度超过常人。还有一件事也佐证了我的观点，当时的软件测试组组长曾对我说，汤帜编的程序错误极少。这是成为大软件设计师的基本素质。”汤帜后来成为中日文排版系统和电子书方向的技术带头人。1993年，28岁的汤帜被提拔担任研究室主任。
王选的学生肖建国现在是方正集团董事、当年报纸排版软件的主要开发人之一。王选评价他“具有异常的艰苦奋斗精神，善于从用户处吸取营养，准确抓住用户需要和市场需要，对软件的可靠性十分重视”。肖建国回忆说，“１９８５年我在北大读研究生，后来到北大计算机研究所实习，从此２０多年跟随王选老师学习和工作。王选老师对人的关心很细致。我从获得硕士学位到晋升教授仅用了四年半时间！我从未和他提出过我该晋升职称了，都是他主动安排的，而且每次提职后他也从未和我提及他是如何帮助我不断破格提职的，也从来没在我面前暗示过他的关照。”
北大计算机研究所副所长邹维说自己就是王选重视人才的最好例子：“王选从收到我的求职申请，到亲自打电话通知我被录用，只用了11个小时。”邹维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所董韫美院士的硕士研究生，28岁就是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获奖人之一，但研究成果被“束之高阁”，后来到外企，拿着高薪却干得不快乐。到方正后，他先后领导过数学媒体、信息安全等研发工作，2004年初被任命为北大计算机所副所长，主持日常工作。
1993年2月，王选激流勇退，离开了设计工作的第一线。让他作出选择的是——像往年的春节一样，那年他还是在家里闭门搞设计。两个星期后设计完成，学生刘志红看了后对王选说:“王老师，您设计的这些都没有用，IBM的PC机总线上有一条线，您可以检测这个信号。”“这意味着我两个星期的研究成果成了笨拙设计。”学生的一句话，引起了王选的深思。“拿我自己来说，我的两次创造高峰是1964年从事软硬件研究(那年27岁)和1975年研制激光照排项目(那年38岁)，那时的我是无名小卒。在工作中我常常会受到一些更‘权威’、但实际上对技术细节了解甚少的人的干扰。而我自己也慢慢成了计算机某个领域里的所谓‘权威’。但我心里清楚：我看的技术资料和文献已不如年轻人多，第一线的实践经验也不如年轻人丰富了。在计算机这种新兴学科领域，如果不掌握或不熟悉重要的技术细节是容易犯‘瞎指挥’错误的。我的创造高峰已过。我应该做我现在能够做的事，帮助那些有才华、有潜力、尚未成名的‘小人物’，他们需要我的支持。”
淡泊名利：评奖和奖金都是科研的副产品
王选最爱穿的就是白衬衫和布鞋，记者在2005年9月曾就院士增选和学风问题采访过王选，留下了这样的深刻印象。肖建国说，在他的印象中，王选只有一条领带，放在办公室的抽屉里，来客人了，就掏出来戴上。
和老一代知识分子中的很多人一样，王选生活俭朴，一直都和妻子住在80多平方米的老楼里。方正集团很早就给他配了车，但是他经常骑自行车上班。
1998年，有记者采访王选时问，如果有机会成为百万富翁，会接受这笔在知识分子看来是天文数字的巨款吗?王选听了一笑：“１９９１年以前，计算所发奖金，我拿的都是二等奖。刘秋云对我说，你应该拿一等奖，要不别人怎么好意思拿？后来，我看到一个故事：孔子在鲁国做大夫时，发布了一条告令，凡是能解救回一个在国外遭受不平待遇的鲁国人，赏５０金。孔子的一个弟子周游列国，花重金赎回很多人，却坚决不要赏金。孔子知道后，严厉地批评了他，说你不要以为这是你个人的高风亮节。你知道吗？因为你拒受赏金，使得很多人对救人质的事情不积极，这项政策也就无法推行下去。所以，你问的巨款如果是我的劳动所得，我会欣然接受，然后我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处理。”同年，王选将多年来获得的30万元奖金捐献给北大数学学院，设立“周培源数学奖学金”，以奖励在教学和科研中作出贡献的青年教师。
2002年，王选陆续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和北京大学科技奖励的1000万元奖金，只留了50万元给自己，900万元在北大计算机所设立“王选科研创造基金”，专门支持由科技创新和市场前景的研究开发。
学术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则，年轻人写文章都要把前辈老师署在前面，一是表示对前辈的尊敬，二是提升文章的“含金量”，方便发表。刘秋云说王选不是这样，“他认为是学生写的就是学生写的，不要署自己的名字，抢他们的功劳”。
王选曾经反复告诫学生，也多次在演讲和文章中呼吁：高技术和新产品是核心，评奖和奖金都是科研的副产品，科研人员不能为得奖而工作，要把为国民经济和科学事业作出实际贡献当做奋斗目标；有才华的青年科技工作者不要把做官当成一种奋斗目标，也不要把当院士作为奋斗目标，如果老想着当院士，就不可能全心全意做好事业。
丰富的内心世界：京剧和科研都讲究“一招鲜”
从1975年到1993年的18年间，王选一直每周工作65小时，没有节假日和星期天。京剧成为王选科研之外的业余爱好。
王选小时候每周都会被父母带着去有名的剧院看戏，家里也收藏了大量珍贵唱片，从1920年后还订阅了《京剧旬刊》等戏剧杂志。
汪成为院士回忆道：“上世纪60年代回上海家中养病期间，王选对京剧的钻研达到了巅峰。他体力不支，不能看专业书，就认真看那些杂志。一年后他对京剧历史和戏剧理论有了深入了解。从清朝同治年间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后的著名京剧演员、唱腔流派甚至各派绝活儿，都能一一道来。因为我也很喜欢京剧，王选一有精彩的录音带就送给我，1998年中央组织一批科学家去北戴河旅游，在联谊会上我和王选都唱了京剧选段。”
王选还从京剧中总结了“票友经”——京剧与科技有相通之处，京剧讲“一招鲜”，名演员在保留剧目中都有一些绝招，所以久演不衰；科研也要有自己的特色，也要有“一招鲜”甚至“几招鲜”，这就是创新精神。京剧界讲一台戏就是“一棵菜”，生旦净末丑各行当一起托戏。搞科研项目，也需要团队精神。
来源:科学时报 易蓉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