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
最近与北大学生对话，知道报刊、网络间有一些热门话题。我听起来，这些问题看起来很小，其实很大，牵涉到文明启蒙，因此需要赶紧发言。我不上网，与网友沟通很少，那就用这种比较集中的方式来沟通一下吧。发言分四篇，可以分成四篇小文。
第一篇 关于出家
问：女演员陈晓旭出家进入佛门，引起了持续的讨论，三分之一的意见是为她婉惜，三分之二的意见是对她贬责，说她可能生了病，家里出了事，或者是哗众取宠的操作。您怎么看？
答：这是在一个缺少信仰的时代，一群不知信仰为何物的人在评论一个开始选择了信仰的人。没有信仰的人显得那么高人一等，议论风生，其实倒是真正的可怜人。
我在台湾的佛光山、慈济功德会、法鼓山等佛教胜地，看到很多早已取得美国博士学位的年轻女子，接受剃度，欢天喜地地在那里工作，又以自己皎然无私的高贵心境感染苦恼的众生。当然，这样做的男性青年就更多了。全世界任何地方发生巨大自然灾害，第一批到达的救助者总是他们。连我们这里多次急需的骨髓捐赠，都是由他们完成的。总之，这是我们这里的议论者们完全陌生的天地，却还偏要议论。
这使我想起小时候在农村，远处办了一所小学，村中老妇对于男孩子不干农活去上学已经不太理解，对于女孩子去上学，便断言是到一个“男女杂处”的腌臜去处，也是七分贬责、三分婉惜。原因只在于，她们完全不知道学校是什么，教育是什么，他们议论的基础是无知。
这使我想起英国哲学家罗素的一段话。罗素原先是倾向社会主义的，苏联十月革命后就突破西方的偏见前去访问，很多布尔什维克的官员、知识分子、文化人陪着他坐船在伏尔加河上航行考察。他实在太讨厌那些人了，那么多天的航程，表现出他们能够评判大千世界的一切事物，既评判人类的所有历史过程，又评判各种政治制度的成败得失，他们似乎已经不必探索未知了，历史规模和人类方向全已经胸有成竹。其实据罗素观察，他们的日子过得不好，他们在钻营中打发日子，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精神信仰，因此，是站在气泡上的高瞻远瞩、俯视万物。
我们的年轻人在评判自己所不熟悉的宗教世界时，请想想罗素的目光。
此外，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文明禁忌：当代国际社会的文明公约，是任何人绝不可以贬低他人正常的宗教信仰。公开贬低他人的宗教信仰，是反人权、反人类的重大事件。现在我们在网上的很多议论，已频频地踩踏了这条底线。这是连重刑犯、黑社会都不敢踩踏的，而我们的文化人都浑然不知。
我不认识陈晓旭，但我劝她对这些议论不要生气，而应更明白自己引渡他们走出苦海的责任。所有伟大的宗教要引渡、要拯救的人，并不是一般的“愚民”，而是那批自以为懂得很多，天天在发表议论的“愚昧制造者”。
但我坚信，中国现在这种以金钱为信仰、以物欲为信仰、以成功为信仰、以地位为信仰、以权术为信仰的时代终究会过去。高尚的宗教精神（不管是什么宗教），终究会取得应有的地位。
第二篇 关于代表和委员
问：有很多网友对于巩俐、张艺谋、陈道明等艺术家参加人大、政协很有意见，认为只是摆设的“花瓶”。有的网友还说巩俐的提案水平太低，您对此有什么想法？
答：具体哪一位艺术家怎么样，可以讨论，但网友们的这些意见有一个根本性的误区，那就是他们认为参加人大、政协的应该是有经验的各级行政领导和各方面的技术专家。
这听起来不错，实际上大错。人大、政协，原本是应该审查、监督各级行政机构的，现在，显然是官员的名额太多，成了被监督群体和监督群体的严重混同，这是目前最大的问题。网友们看不到这个问题，却想把仅有的没有官职、却受群众喜爱的艺术家也赶走，显然是颠倒了。
有人也许会赞同减少官员数量，增加专家比例。但是按照我国的实际情形，各个领域专家早已是行政性建设行为的实际参与者、设计者或咨询者，因此也很难再有客观而整体的监督立场。外国法院审案时具有最后决定权的陪审团，不要由法律专家参加，就是这个道理。
我认为，演员和导演做代表，不见得都合适，但在体制意义上总比官员做代表合适。他们至少提供了行政体制之外另一个比较客观的观察方位。我们很多网友受了某些旧文人的影响，对艺术家总有鄙视性的成见，其实是大错特错。优秀的导演和演员，体验生活的层面广阔，富有足够的同情心，也比一般的技术专家更熟悉人文常识，又具有较高的表达能力和公关能力，即使真正做官，也未必差。美国所有的总统中，演员出身的里根在成就和声望上名列前茅，当然更是远远高过现任总统小布什。施瓦辛格做州长，我看也不错。在台湾的民意代表（即“立法委员”）中，演员出身的高金素梅女士表现出非常杰出的问政水平。台中市长胡志强先生的夫人邵孝玲女士去年发生车祸，全台湾不分党派都真诚慰问，因为她有着很好的政治形象，她也是演员出身。
由于大家议论巩俐，我也认真地从电视上看了一下她的提案。她的提案不讲电影和文艺，这就已经表现出了她的整体关怀和宏观视野。她紧紧地抓住了环保话题，其实也抓住了当前中国最重要、最敏感的要害，光从这个选题上，水平已经不低。我听她简短的电视发言，强调了以下三点：
一，我们国家经济发展很快，但是如果设想一下几十年后，将生活在一个富裕却又肮脏的环境中，就不堪设想；
二，据她观察，在所有环保问题中，目前最需要解决的是水污染。她提议把这个问题列为环保问题之首；
三，在水污染的问题上，她认为目前更需要解决的是造成婴儿畸形和低能的污染。
普普通通的感受，普普通通的语言，一点也不卖弄自己的专业，不谈“中国电影与外国电影”之类可预想的题目，表现出了对民间社会重大问题的冷静审视。我实在不知道，说她水平低的网友，是以什么为标准的？难道要她发表一个谁也弄不明白的类似于《中国电影表演的GFC现象与欧洲电影的HA交错规则》的提案，才觉得她的水平高吗？
敬请广大网友注意：现代民主政治的技术性起点，就是让问政者讲最普通的、谁也听得懂的浅白言词，讲的又是与人人有关的民生问题。中国人长期以来被那种惊人的口号、挑战的架势、慷慨的抒情、艰涩的卖弄、专业的名目嚇住了，至今还看不起寻常形态，这实在是通向民主思维的一大障碍。
在这一点上，很多网友的水平已经赶不上政府。这次温家宝总理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还特别强调让人民群众更严格地监督政府，使政府权力不能过于集中呢。民众监督，也就是从广大民众的立场、用广大民众的语言来监督，减少官方立场，减少专业话语。在这方面，看上去的“低水平”，很可能是高水平。
第三篇 关于“汉服”
问：有人在网上提出，为了恢复民族尊严，中国人要穿“汉服”，至少在重要场合要穿“汉服”，您同意吗？
答：当然不同意。因为这与拒绝圣诞节、赶出辛巴克如出一辙。
如果中国人都要穿“汉服”，那就进入了一个民族主义的概念之中；既然已经进入这个概念，那我要问：你们把五十几个少数民族放在哪里？
如果有人说，考虑到这些少数民族，可以不叫“汉服”，改叫“华服”，那么，进一步的问题又来了，你们的“华服”里能汲取五十几个少数民族的服装元素吗？如果不汲取，大家反而会心理受伤，徒生磨擦；如果都汲取了，那该是一种什么服装呀，你敢穿吗？
一切极端民族主义的思维的本质，是用专制主义剥夺广大民众的生态自由。中国人好不容易到了一个可以对衣、食、住、行进行自由选择的时代，居然还有文人玩弄这种口号式的激进理念，诱骗无知民众的爱国情绪，开历史的倒车，剥夺民众自由。
广大天真的年轻人不知道，如果你们接受了所谓“汉服”和“华服”，接下来，按照必然逻辑，他们一定要驱逐你身上的皮鞋、耐克鞋、皮带、手表、眼镜，再进一步，又会对人们的家具、电器、车辆一一提出相应的要求。这就进入了恐怖时代。为什么民族极端主义一定会发展成恐怖主义？大家想想我刚刚说的在衣食住行上的逻辑就明白了。让我们一起拒绝恐怖。
有人说：“平日可以随便，国家的重大场合应该穿国服啊！”我的回答是：对于一个民主、自由、文明的国家来说，真正的重大场合，必须是广大民众正常生态的愉悦汇聚，一旦强制，就不重大。对我来说，如果有一个“重大活动”规定我必须与别人穿同一种服装，我必然拒绝参加。现在有些活动要求穿“正装”，这是合理的，那只是提倡一种礼貌，所谓“正装”的范围很宽，男性穿西装、中山装、对襟装、绣花传统服装都可以，女性的范围就更大了。
现在大家在生活中穿西装，是图它一个方便，完全不存在任何叛国的民族意识，这与戴手表、戴眼镜是一样的。如果在没有民族意识的地方挑动民族意识，在我看来是一种罪孽。据我所知，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那些主动做向导的汉奸，有不少是平日最讲“华夏祖制”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因为一切极端主义都是脆弱的，碰到什么就碎，碎得比谁都快。相反，抗日战争时期那些最具国际视野的“洋派知识分子”，倒都很爱国。只有周作人做了文化汉奸，他一直穿中国服装。结果我们看到，一批穿着中国传统服装、满口中国成语的汉奸，与一批穿着西装用流利的英文在国际社会为祖国的尊严大声疾呼的爱国志士，构成了强烈的对照。只有深入国际，了解其他各国文明，才知道中华文明的价值。一切形式主义的狭隘举动，极端主义的哗众取宠，反而表现出了对祖国文化的不自信。
二十几年前，中国刚刚改革开放，一大批中国文人写文章要求驱逐西装和牛仔裤，而且把服装问题纳入了“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的政治运动之中。记得他们写得最“漂亮”的文章是：“帝国主义过去把我们叫作猪仔，现在要我们穿牛仔，今后一定会把我们叫做羊仔、驴仔！”对于穿西装的问题他们更激动，说“我们身为中国人，强烈要求穿屈原、李白、岳飞穿过的服装！”但是他们又不主张穿孙中山的那种纽扣很多的中山服，说到底是要恢复“文革衣冠”。
我当时年轻气盛，太知道这一大批极左文人的蛊惑伎俩。幸好当时这些人都还没有骗到“教授”的职称，我便动员上海一批最年轻的正教授（人数极少）穿牛仔裤，人称“牛仔教授”，压住了他们。至于西装，更是有趣，正当这批文人摇唇鼓舌最起劲的时候，有一次大会，从胡耀邦先生开始，全体中央领导全都穿着西装出现在主席台上。那批文人说到底也是为了用极端主义作政治投机，一看中央这个样子，也就不再吱声。邓小平先生出来时不穿西装，但电视报道，他到美国休斯顿去的时候竟然大大方方地戴上了南部牛仔帽！这就更大胆了。我想告诉年轻网友，在你们出生之前，中国的那场服装之争就是这样结束的。现在的争论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是那场争论的小小延续而已。
当然，我还必须兴高采烈地展望：如果有哪些服装设计师能够把中国传统服装的审美元素运用到现代的生活着装上，并受到民众的欢迎，实在是一大好事，因为这就增加了人们选择的机会。如果有的机关、学校选择了民族气息的工作装和校服，大家也会高兴。但是，这是一种可爱的审美设计比赛，而不是一种专制的行政命令干预。
更何况，在欧美各国的服装极大部分都已经是“made in
China”的时代，在世界很多地方都在对中国服装实施“反倾销”的狂潮中，我们的文人再悲情激昂地呼唤“汉服”，是否让人觉得有点过于做作？
中国文人啊，稍稍做点有意思的事情吧。
第四篇 关于“阅读日”
问：在“两会”期间有人提出设立一个“国家阅读日”，受到不少作家的赞同，您的意见呢？
答：当然反对。理由有以下三点——
1，已经有一个“国际阅读日”，4月23日。这一天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和英国作家莎士比亚同时去世的日子，又恰恰是莎士比亚的生日。最早是由西班牙提议以这一天定为国际阅读日的，国际社会同意。我们没有必要，有了“五一国际劳动节”，再来一个“中国劳动节”；有了“三八国际妇女节”再来一个“中国妇女节”；
2，身在信息爆炸的今天，如果把网络阅读也包括进去（当然必须包括），阅读早已不是一种欠缺，而是一场灾难。有人说，正因为这样，更应该用“阅读日”来指导。问题是，怎么指导？谁来指导？指导什么？更大的问题是，这是一个接受指导的时代吗？因此，阅读日做什么，很不清楚；
3，与旧时代文人的向往不同，我不认为阅读是一件重要的事。对文化见识而言，更重要的是考察、游历、体验、创造。阅读能启发生命，但更多的是浪费生命。孔子、老子、墨子、庄子为什么比我们伟大？因为他们的阅读量不到我们的万分之一。我们当代人的脑子已被文化垃圾塞满，即便拥塞的全是精华，也必然导致交通堵塞、营养过剩的死疾。比尔·盖茨曾说他早已读过一些最基本的书，今后不会多看书，我很理解。因为当代太忙，第一线的创造者们不会有时间写书，写成了书就不再是最前沿的了。
文学书略有不同，但美国作家辛格说，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之一，是不再看什么书。因为，写作的最高境界是询问自己的心灵，面对无言的自然。
现在作家们赞成设“阅读日”，可能是为了让读者多多地读文学书。我在这一点上要与他们商榷了：文学的传播要靠文学本身的力量，现在出版信息畅通，书籍流通便利，是好书总不会被埋没，何苦要通过国家的行政立法让全民来关注我们的本职工作呢？如果设了一个“国家阅读日”，那么，别人也完全有理由要求设立“国家绘画日”、“国家音乐日”怎么办？
现在，全国各地的“文化节”已经办得太多太滥，办得不错的也不少，很多城市每年有“藏书家庭评选”活动，“最佳书籍推荐”活动，深圳每年还举办“读书月”，从全国到地方每月都发布书籍的“畅销榜”，网站、电视上都有大量的读书栏目，很多书店又有“读书会”和“读书俱乐部”，总之，阅读的事情已经闹得过于热闹了，请大家帮帮忙，别再来增加一个“国家读书日”了。
说到“帮帮忙”，想起很多年前，有些文人为了振兴京剧，多次正式提出在中学语文课本里收录京剧剧本。这一来昆剧不高兴了，声明昆剧的文学性更高，更应该进入中学课本。接下来，相声、评弹也纷纷跟上，觉得只有中学生喜欢了，自己的剧种才有前途。我当时就发表文章，说请大家帮帮忙，别这样闹腾了。中学生已经够忙碌、够可怜，饶了这些孩子们吧。
同样的道理，在全民重视文化的时代，文化要有自知力，不要太张扬。真正的文化是一种自然存在的精神价值、生活方式和集体人格，而不是文化人手上的具体活计。大家千万不要把自己手上的活计看得太重，去干扰正常人家的自然生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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