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苏联专家闪电般撤走，留下了一堆“半成品”。没有外援的日子很难过，“东风二号”火箭又“不识时务”地发射失败，众人胆战心惊。
科技主帅聂荣臻说了一句话：“真金不怕火炼，要多总结总结经验，一定不要追究责任。”众人感动之余，奋力攻关。接下来的几年，东风三号、东风四号、原子弹、氢弹、远程导弹、核潜艇……一切能证明国家实力的科技成果，都变成新中国优越制度的最好证明。
是“鼓”气还是“泄”气？当时的一字之差，成为如今探讨“两弹一星”精神的绝妙话题——何为优秀的创新文化？
今年1月，全国科技大会成功召开，“创新文化”一时成为热门中的热门。
习惯了“用数字说话”的科技界，也开始了一场相对“务虚”的集体反思——我们的创新文化还有哪些缺失；我们的政府、企业、科研单位和个人需要什么样的创新环境；怎样务实地参与到创新型国家的建设中来等等。
培育“长蘑菇”环境
“一个良好的创新环境与自然界中的生态环境有着共同的规律，是孕育创新、培育企业必要的空气、阳光、水分和土壤。只要环境适宜，企业就如同森林中的蘑菇，会成片的自然生长起来。”——科技部部长徐冠华
上世纪80年代，阿尔卡特公司自主研发出一种无人驾驶的信号系统，第一次应用谁都不敢买，结果多伦多政府出面替企业作担保并承诺：如果有任何问题，政府来赔偿。没想到，十几年后，这一技术发展成为当地最大的产业。
“政府没出多少钱，却催生了一个新兴产业。”阿尔卡特公司（中国）总裁刘江南由衷感慨。
发展政策与创新政策不协调、发展与自主创新“两张皮”，表现出了一种悖论：一方面国家不断加大资金和政策投入，致力于提高本国技术创新能力；另一方面，不少重大创新领域、创新项目和新产品订货又往往不支持本国企业的技术实践。政府在鼓励企业自主创新中，如何才能“四两拨千斤”，营造出适合创新的政策环境？
2005年12月15日，中国内地首家民营高科技企业——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尚德一跃成为世界专业光伏制造商中市值最高的企业，进入世界光伏业排名前五位。
然而4年前，从海外学成归来的尚德创办人施正荣，拿着商业计划书到国内不少开发区推荐过自己的项目，却无人承诺投资。幸好无锡高新区在双方洽谈后立即表态，并先后为他筹集800万美元的投资。
“四两拨千斤。钱虽然不多，但起到了杠杆作用。”尚德副总经理张光春说。
其实，这样的例子很多，经济走在全国前列的上海也有类似之举。
许多以前看来“不合规矩”的行为在上海新颁布的“18条”中被予以肯定，比如科技成果的价值等等。“18条”明确规定必须通过转化成生产力来衡量，这就“逼迫”科研人员从立项时，就必须考虑课题研究的市场价值，并注意在研究过程中随时调整技术、工艺路线。
这种“肯定”，表明了政府的一种态度和导向。
培养内生的欲望
“技术追赶不仅要应对来自外部的挑战，更难克服的是来自内部创新文化的缺失。有的企业在引进中失去了自信，在模仿中丧失了自我。实现技术创新，必须战胜自我。” ——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陈清泰
IBM公司有一个专供内部人员使用的工具，名为“智慧园”，用来接收世界范围内30多万名员工提交的创新想法和实施方案。
借助这个工具，IBM员工能够方便地交流、补充和修改新想法，并按意愿组成小组，就某项动议进行深入研究。
公司副总裁吉娜?普尔说：“我们公司在创新文化上的侧重点是不把创新局限在某些人或某些部门，创新必须渗透到整个组织的各个角落。”
其实，某些具有国际化眼光的企业家早已达成共识：决定企业近期创新能力的是研究开发的投入和人才；决定中期能力的是战略管理；而决定长期能力的是企业制度和文化。
很多企业也学习和引进外国优秀的企业制度和文化，中国“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技术超越战略，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还有一些企业，则放低甚至摒弃了我们应该保持的“底线”。
陈清泰曾专门为本报撰文指出：有些企业认为自己的技术实力根本无法匹敌，瓦解了创新意志、放弃了技术创新的努力，走上了漫无边际的多元化经营。有的企业把技术引进作为省时省力的技术来源，认为自己没有必要再去技术创新，在一次又一次的引进中失去了自信，掉进了技术依赖的泥潭。有的企业则宁愿放弃自己的技术和品牌积累，企图通过合资持久获得技术。
一个民族的自信心，往往是建立在大量过硬的“民族品牌”之上的，而“民族品牌”能立住脚、走出去，则依靠核心自主创新技术的支撑。
1997年进入汽车业的吉利汽车公司，是中国第一家搞自主创新的民营汽车企业。“自主创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尤其是经济活动中的灵魂，是用钱买不来的，虽然艰难但意义深远”，董事长李书福说：“我们的目标是要让吉利汽车开遍全世界，而不是让全世界的汽车跑遍全中国。”
不仅是吉利汽车，中星微的“星光”系列芯片在PC图像输入芯片领域已经占据了全球高达60%%的市场份额；2005年，海尔申报专利720项，平均每天申报专利2.8项；联想电脑成功进军都灵冬奥会，成为中国唯一一家国际奥委会的全球合作伙伴……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企业渴望自主创新，也在自主创新中获得了巨大的边际效益。但很多期盼国家富强的人们不断呼吁：“民族品牌还应多些、再多些。”
据了解，为促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国家已经和正在制定一系列鼓励政策，这充分表明国家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决心。然而，创新是企业的长期战略，是企业文化、价值观和企业家精神的表现，所以，内生的欲望和激情更为关键。
宽容失败的攀登
“你给他创造好的研究条件，支持他，容忍他的研究有失败，这就有利于创新。如果急于求成的话，就可能出现许多的‘黄禹锡’。” ——抗击“非典”第一功臣钟南山院士
“汉芯”事件、同济大学教授杨杰学术造假……近来科技界爆出的一系列丑闻，引起了整个科技界的关注和反思。
创新的本质是思维的创新，它必须要整个社会创新文化来支撑。如果大环境不能容忍思维创新，那一切都是空谈。
正是因为中国的某些传统文化根深蒂固，所以“科研老板”问题、盲目追求论文数量、科研经费管理不严等非正常现象成了“主流”；
又因为创新的过程就是否定的过程，我国几千年的文化基本上是肯定文化，对叛逆有种惯性的排斥，所以，为了“成功”而作弊、造假现象时有发生；
还因为文人相亲、近亲繁殖、压制后学的“传统”依旧盛行，我国科学队伍中协作、集成、攻关、合作的风气和观念还没有养成……
如果探讨我们的科研文化环境究竟差在什么地方，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书记郭传杰认为是“该宽松的不宽松，该严的不严”。
他强调，作为科研工作的管理者，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营造好的文化氛围，而不是手上抓了多少项目。科研管理一定要加强制度建设。
近年来，随着国力的增强，我国许多科研单位的硬件条件已经不比国外的条件差，有些硬件的先进程度甚至让前来参观的外国专家都称羡，现在我们许多单位或部门的领导都认识到了创新的重要，创新也已成了他们的口头禅。但总体上却缺乏与之相匹配的世界级创新成果。
“可见症结并不在硬件，而在软件，要从文化环境上找病根。”中科院院士汪品先认为。
钟南山院士则认为，我们现在整体上对创新文化研究不够。
他举了评价体系的例子：现在很多领导都要求下面搞创新，要求出多少多少篇论文。但很多时候比较重大的研究需要沉默几年，甚至十几年。他呼吁，要以平静的、宽容失败的心态来对待这种研究。
宽容失败，说白了就是有关方面拿出一定的政策、资金给予支持，科技人员在探索未知世界时可以不再缩手缩脚，思前顾后。
拒绝浮躁的心态
“自主创新的主体是人，满脑子急功近利，成不了自主创新人才。要弘扬‘两弹一星’精神，树立黄昆、王选、袁隆平等科学家甘于寂寞、淡泊名利、献身科学事业的光辉榜样。”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钱七虎
12月，获得“中国女科学家奖”的王小云非常低调，这个在密码研究领域以钻研为乐的奇女子，十多年来只发表了一篇论文，也恰恰是这篇论文让她声震海内外。
相比之下，目前在一部分科技人员身上浮躁之风严重：只看重论文发表的数量，一年出几本“专著”，成果但求“短平快”，忙于跑项目、早鉴定、快评奖……其结果是，垃圾论文、垃圾成果成堆。
有专家感慨，长此以往，“黄禹锡式”的人和事在我国也势所难免。
人才是自主创新中最活跃的因素，但是现在谈自主创新时，人们谈得最多的是企业应该怎么样，政府应该怎么样，却恰恰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要加强创新人才的培养。实际情况表明，在目前的教育体制下，不少人的创新能力没有被发掘出来，有的反而被磨光了。
全国政协委员韦钰说：“一个创新型的国家必然是由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国民组成的，是一个具有创新文化的社会。为了实现这一点，必须大力提高国民的文化和科学素质，培育创新文化。”
汪品先认为，引导要从孩提时代开始，要广泛、切实而不是象征性地开发少年儿童对科学技术的兴趣。他建议，科技界的“国家队”，要承担起对中小学教师科普的任务；凡是国家级重大科技项目，都要设有面向社会的科普与教育计划，项目结束时与项目本身一同验收、考核。
“今天的中国太需要能进入科学领域写作的文学家，和能把科学扩展到文化领域的科学家，两者的结合，非常有助于创新文化的早日形成。”汪品先最后补充道。（记者 房琳琳）
来源：科技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