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１０月１０日电（记者张毅）自１９５６年以来，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仿制到自行研制，走过了艰苦创业、配套发展、改革振兴和走向世界等几个重要阶段。５０年来，中国航天不仅研制成功了多种导弹武器系统、运载火箭、应用卫星，还成功地发射了载人飞船，实现了中华飞天梦，为国民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社会发展、科学进步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了突出贡献，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
回顾中国航天所走过的５０个春秋，中央做出的一系列重大规划和决策，在中国航天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５０年代做出发展“两弹一星”的决策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新中国百废待兴。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从国家长远发展战略考虑，毅然做出了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的决策。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８日，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诞生。为了加强对两弹事业的统一领导和决策，１９６２年１２月１４日成立了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正是由于这一英明而伟大的决策，才有了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后，随即仿制成功了从苏联引进的Ｐ－２近程液体弹道导弹、“５４３”地空导弹、“５４４”海防（岸舰、舰舰）导弹，还相继研制成功了自行设计的中近程液体弹道导弹、中高空地空导弹、岸舰和舰舰飞航导弹等，迈出了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第一步。
１９５８年５月１７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发出了“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伟大号召，随即在１９５８年７月，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专门研究人造卫星的５８１组，将其作为１９５８年的头等任务，组织专家制订《发展人造卫星规划（草案）》，并开始进行人造卫星方案及其预先研究课题的研究工作，还进行了探空火箭的研制与发射。
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副总理等，面对当时封锁、包围和威胁的形势，亲自为国防部五院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的建院方针。在这个方针指引下，中国航天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由仿制跨入了自行研制，不断战胜重重困难，自主创新，发展壮大，走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６０年代做出“八年四弹”的决策
１９６５年３月２０日，中央专委会议原则批准了七机部《地地导弹发展规划》（“八年四弹”规划）。即在１９６５年至１９７２年的八年时间内，研制成功用于“两弹结合”的增程的中近程液体弹道导弹，中程、中远程、远程液体弹道导弹。这个规划在执行中虽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干扰，有所拖延，但“四弹”的目标都已完成，不仅使我国国防实力得到了实质性增强，而且使我国航天科技工业基本形成体系，为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技术与物质基础。
“四弹”的研制成果，还衍生出长征一号、长征二号运载火箭，促进和带动了我国人造地球卫星技术的发展。１９７０年４月２４日，我国用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拉开了中国航天活动的序幕。１９７５年１１月２６日，我国用长征二号运载火箭首次成功发射了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并于１１月２９日成功回收，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尔后发展出长征二号系列运载火箭和系列返回式遥感卫星。“八年四弹”规划与决策功不可没。
７０年代做出开展“三抓”任务的决策
１９７５年，在当时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将军的主持下，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和反复的讨论，制订了我国战略导弹和航天技术新的发展规划，确定了我国８０年代前期主要的发展目标（即“三抓”任务）：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液体远程弹道导弹、发射地球同步轨道试验通信卫星、从水下发射固体推进剂的战略导弹。１９７７年９月党中央正式批准这一规划。
１９８０年５月１８日，由我国本土向南太平洋发射的远程运载火箭准确落于预定海域，飞行试验获得圆满成功。１９８２年１０月１２日，我国首次成功地进行了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的飞行试验。１９８４年４月８日，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将我国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送入地球同步转移轨道，４月１６日，试验通信卫星成功地定点于东经１２５度赤道上空，并成功地进行了通信、广播、电视传输试验。至此，我国８０年代前期的战略导弹和航天技术三项重点任务圆满完成，使我国战略核导弹和航天技术跨上了一个新台阶，有些技术已进入世界先进水平的行列，如多级火箭技术、一箭多星技术、低温高能发动机技术、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发射技术、卫星返回技术、卫星控制技术、地球同步轨道卫星的测控技术等。
８０年代做出了“新三星一箭一论证”的决策
１９８４年，当时的航天工业部组织科技专家和管理人员，开始进行中国航天新规划的酝酿工作，经过反复研究讨论，最后形成了“新三星一箭一论证”的规划，即在９０年代前期研制成功东方红三号中容量通信卫星、风云二号地球同步轨道气象卫星、资源一号卫星，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开展载人航天技术方案论证和关键技术预先研究。１９８６年，国务院批准了这一规划。与此同时，也制订了其他航天型号的发展规划。９０年代以后，中国航天所取得的一系列新成就正是贯彻执行这些规划和决策的结果，使我国航天技术在为国民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服务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大步，尤其是开展载人航天技术的论证及关键技术预先研究工作为后来的载人飞船工程的立项和研制工作奠定了基础。
９０年代做出载人航天工程的决策
１９９２年，中央专委会议同意实施载人航天工程。党中央从国家、民族利益的高度，从凝聚民心的高度，决定发展我国的载人航天工程。
从１９９９年至２００２年，我国成功地进行了４次无人飞船的发射和回收试验。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５日，长征２号Ｆ运载火箭腾空而起，托举着神舟５号飞船升空，将中国第一位航天员杨利伟送上太空遨游，并按计划从太空平安归来。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２日，神舟６号飞船载着费俊龙、聂海胜两位航天员发射升空，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双人五天的太空飞行，航天员首次进入轨道舱生活并开展科学试验活动。１０月１７日飞船顺利返回地面，载人航天再奏凯歌。
２１世纪初做出实施探月工程的决策
２００３年９月，国防科工委向中央专委汇报了《我国月球探测工程具体思路》，２００４年１月，国家正式批准我国绕月探测工程立项，将我国第一个月球探测工程命名为“嫦娥一号”工程。探月工程将成为我国航天事业继“两弹一星”、载人飞船之后的第三个里程碑。
５０年来，中国航天事业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统一领导下，制订了一系列规划，并适时地做出了开展多项重大航天科技工程的决策，正是由于这些航天重大科技工程研制工作的开展和完成，才使我国航天成为自主创新的先进行业之一，为国民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提供了良好的服务，产生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和军事效益。（完）
来源：新华网
